減負要出真招 先從厘清“義務教育”定位開始

　　編者按

　　2017年開春，中小學生減負問題再度引發關注。本報曾于1月18日推出“教育培訓市場亟待整頓凈化”系列調查報道，揭示了教育培訓市場怪象亂象及其背後成因。

　　“減負之結”，早已不是教育部門一家之事。在培訓機構氾濫的表像之下，涉及體制機制、管理方式、社會觀念等更多深層次的問題亟待厘清。

　　從今天起，本報推出“減負，從哪突破”系列報道，通過記者的走訪調查，深度剖析減負背後的問題，引發思考，找尋減負工作的著力點，在全社會形成破題合力，早日達成讓每一個孩子都能公平地受到良好教育的目標。

　　“現在的孩子讀書讀得太苦了!”繼今年上海“兩會”上，關於“減輕中小學生過重課業負擔”的話題引發代表、委員熱議之後，近日，市委、市政府主要領導赴有關部門調研時再次強調，要出臺堅決措施清理整頓規範教育培訓市場秩序，減輕中小學生過重的課業負擔，維護義務教育公平正義的初衷，維護上海教育改革發展的成果。

　　減負要出真招、動真格，突破口究竟在哪？著力點應該在哪？多位教育專家日前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直陳，首先要厘清義務教育的基本目標和定位，從而明確“該減的負擔要減，有些不該減的‘負擔’要補”。

　　本來“小眾”的培養標準，竟成了大眾的追求

　　在基礎教育界，減負是一個人人關心、但人人都怕的問題。為什麼這些年，“減負令”頻出，但孩子的負擔越減越重？

　　“在過去的10多年中，為了要給中小學生減負，取消了一些基礎教育的評價標準。老的標準沒了，但又沒有用新的、更科學的標準代之，這就使得我們基礎教育的評價標準不明確。”華東師範大學教師教育學院院長周彬説。

　　在中學挂職擔任4年校長的周彬感觸很深，缺乏科學的評價標準，是中小學生課業負擔難減的重要原因。“講得更直白一些，我們的小學教育究竟要培養什麼樣的人，標準是什麼？這些基本問題現在給不出明晰的答案，使得廣大家長和學校無所適從。”

　　一個最能説明問題的案例，就是被取消多年的“小升初”考試。“小升初”，過去有升學考試。1997年，響應當時的減負呼聲，上海取消了“小升初”考試。

　　這個政策的出臺，確實緩解了小學生的升學壓力，但也帶來了一個新問題：“小升初”階段沒有考試，如何科學地評價一名學生？

　　“於是我們看到：公辦學校過去用來評價學生的一套佔主流地位的標準，因為各種減負的考慮被去除；而民辦學校那些本來屬於非常小眾的培養標準，卻成了全體追求的目標。”周彬説，民辦學校本來是為了滿足一部分家長和學生在教育上的多元選擇，“當本應為少部分有特殊需求的學生提供服務的民辦教育的選拔標準，突然成為大眾的標準後，學生的負擔越來越重，這就不言而喻了。”

　　本市某高校一位教授告訴記者，即便他自己身為教育工作者，也會基於心理恐懼而去選擇給孩子報培訓班，“雖然理性告訴我，不應該從眾去培訓班，但我們誰都知道，以一己之力對抗整個體系，結果只能被碾壓。表面上看，學生越來越重的負擔是培訓機構帶來的，但根本的問題是，我們基礎教育的內部標準缺失。”

　　“一刀切”的減負令，在個體差異面前並不適用

　　“事實上過去多年來，主管部門陸續出臺多項減負政策，但為何有些政策並沒有達到理想的效果？”滬上一所知名中學的校長在接受採訪時直言，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一些“減負”政策，只是減掉了很多表面上的負擔，而不是學生真正的負擔。他建議，在出臺新政前，要好好梳理舊政策的利弊得失。

　　比如，一説要減負，首先被規範、整治的就是學校的教學活動時間，要求學校嚴格遵守教學課時、不得超時；學生在校時間也有嚴格規定，放學後必須回家，學校不得組織任何活動。

　　“從教育發展趨勢看，除了語數外等學科類課程外，學校應該為學生提供諸如STEM課程以及藝術賞析、動手實踐等旨在拓展學生綜合素質的非學科類課程。”上海市基礎教育國際課程比較研究所所長、上海中學原校長唐盛昌指出，要求公辦小學一律下午3點鐘放學，這就使得學校根本沒有時間來開展那些拓展學生素質和能力的非學科類課程。而事實上，這類課程深受學生歡迎，學生們都會主動學習，根本構不成“負擔”。

　　更遺憾的情形是，學校遭遇的不少“減負禁令”，已經無形中把一部分學生趕向了培訓市場。在不少學者看來，在減負問題上的“一刀切”，導致很多政策在實行過程中無法落地或者最終失效。因為，教育是面向人的事業，不管是限定學時還是限定作業量，在學生的個體差異面前，很多政策因為“不適用”，所以失去了效果。（樊麗萍 姜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