緩解課業負擔需四股力量擰成繩

　　本報首席記者樊麗萍  記者張鵬見習記者朱穎婕　　

　　如今的孩子，讀書實在讀得太苦了！在今年的上海“兩會”現場上，中小學生減負，成為廣受關注、議論頗多的民生話題之一。　　

　　可是，國人重教文化由來已久，優質教育資源又是公認的“剛需”，在此背景下談學生減負，並不容易。從參加上海“兩會”的代表、委員，到場外的家長、一線教師、專家學者，大家清醒地認識到，中小學生的減負是個複雜的系統工程，外有壓力，內有阻力，只有政府、學校、家庭、社會——四股力量擰成一股繩，孩子身上過於沉重的課業負擔，才有可能緩解。　　

　　家長對減負既想叫好又有後怕　　

　　今年上海“兩會”會場上，減負話題一石激起千層浪。殊不知，會場外，還未放寒假的中小學生們，都開始紛紛走進培訓班。　　

　　上週日晚臨近9點，記者在滬上某家以全學科輔導著稱的培訓機構看到，很多年幼的孩子背著比自己大一號的書包進出，小臉上都挂著“疲憊”二字。一名小學二年級學生的家長説，他們去年買下了連續3年的英語學科一對一輔導課程，一次性付掉了超過12萬元。這名家長還説，一學期總計180個課時，每週日，孩子吃好晚飯就要來上3課時、共2小時的課，家長只得陪著。　　

　　在實地採訪中，記者獲悉，這家培訓機構目前根本沒有開設針對小學低學段的課程，如果家長和孩子非要報名，就按照高學段的價格收取費用。“學校裏老師上課講得比較簡單，我們覺得這樣的要求根本不夠，只好來上培訓班。”一位家長説。　

　　“説實話，一聽到減負，我們家長的內心是非常複雜、矛盾的，既想叫好，又有些後怕。”在接受採訪時，另一位小學生家長直陳，目前很多公辦學校已經在嚴格執行教育部門的規定，這直接導致一個情況：本來可以在學校課堂上講或是面向一部分學有餘力學生的知識點，因為減負被壓縮了。“下游學校在拼命減負，上游學校卻為了選拔，考試難度沒有減——這個根本的問題不改，家長就不敢讓孩子減負。”這位家長直言，自己的孩子到底在學習上是否有潛力，有沒有能力進入好學校——這些本可通過學校教育分層來解決的問題，現在卻都要拐個彎，到培訓機構尋求答案。　　

　　“重復學、提前學，孩子學得太苦，並非教育部門一家出了問題。”在市人大代表、上海建平中學校長楊振峰看來，家長們都有“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價值訴求，並給教育賦予了功利化的價值，認為上好學校、考好大學就等同於找到一份好工作。這種文化背景下，學校教育帶給孩子的負擔，不及家長的焦慮帶給孩子的壓力大。　　

　　楊振峰看來，大部分家長還沒有告別物質缺乏帶來的緊迫感和焦慮感。實際上，按照國際慣例，我國高等教育即將步入普及化水準，讓學生在學習文化知識之外，還要提升社會責任感等其他核心素養。“很多孩子被迫犧牲了童年的快樂去搏升學未必划算，從投入産出的角度來看，繁重的補課換取的文憑究竟能否讓孩子在社會立足，這一點上早已與過去不同。”　　

　　在不少一線教育工作者看來，傳統文化背景、家長對於升學和育人的理解誤區、社會對於人才發展的導向等，都成為造成學生負擔過重的原因。　　

　　總之，減負，已成為一個複雜的結。　　

　　要在源頭加強管理，為低學齡段孩子建立保護墻　　

　　而今，解決中小學生的減負問題之所以顯得尤為棘手，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總有一隻只“看不見的手”，還在不斷把水攪渾，拼命地打上“新結”。　　

　　“為什麼這麼多家長要把孩子送去補課，甚至連培訓班報不上名都焦慮萬分？很多培訓機構都充當了故意製造焦慮、煽動升學焦慮的角色。”滬上一中心城區的教育局負責人談及，在社交媒體時代，很多家長和一線教師獲得信息的主要渠道是微博和微信朋友圈。而不少培訓機構慣用的手法就是，通過自媒體或者對主流媒體發佈的信息斷章取義，拼命鼓吹“提前學”、散佈不符合實際情況的升學狀況，從而吸引更多孩子上培訓班。“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去年北京發佈新中考改革政策後，才過了一天，就有培訓機構通過微信公眾號發佈信息，鼓動上海本地的家長先下手為強，對照北京方案早做準備。”　　

　　還有一些培訓機構則通過公佈各區域學校的學生升學比例、具體流向及學校排名等方式，給家長造成心理暗示，必須加足馬力爭奪優質教育資源——無疑，這種升學緊張氛圍的營造，最終迫使很多家長不明就裏，把孩子送去補課培訓。　　

　　根據中國教育學會日前發佈的《中國輔導教育行業及輔導機構教師現狀調查報告》，2016年我國中小學輔導機構市場規模已超8000億元。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大城市，參加課外輔導的學生約佔全體在校生總數的70%。　

　　“目前的社會培訓機構魚龍混雜，很多不具備資質的機構利用家長的焦慮情緒，在孩子身上牟利，培訓的對象越來越小，這一點從早教機構市場的繁榮就可以充分體現出來了。”上海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長楊雄直言，必須要像管食品安全一樣，把孩子減負的問題管起來，要設立行業準入門檻，要對機構的資質以及對幼兒開展培訓的內容等進行審核、備案——要在源頭加強管理，為幼兒園和小學等低學齡段的孩子建立一道保護墻。　　

　　“不能讓身心發育還未成熟的青少年兒童過早地承受他們這個年齡段無法承受的負擔和壓力。”楊雄看得真切，很多家長一面抱怨孩子負擔重，一面拼命送孩子上輔導班，“打個比方，就像到球場裏面去看球，前面的觀眾一站起來，後面的觀眾也跟著站起來——結果誰都沒看清，場面一片混亂。”　　

　　二孩時代將至，再不抓住機遇減負就真晚了　

　　談到減負，靜安大寧國際小學校長徐曉唯也很無奈。她告訴記者，時下，在零起點、等第制等一系列教育改革措施下，小學帶給孩子的學習壓力並不重。但現在，有的孩子還是學得很苦，這都是因為週末本應該屬於休息調整的時間，反而用在補課上。　　

　　如何從源頭上給孩子們的學業減負?楊雄認為，必須出臺分層、分類、分步措施，實現精準減負。比如，上海可以在考試招生制度上有所突破，可以通過命題方式、招考方式的變革，引導學生更重視綜合能力的養成。“隨著二孩時代的到來，未來幾年我們將迎來一個入學小高峰，學業競爭的激烈程度較現在或許不是減輕，而是加重。所以切實給中小學生減負，必須抓住眼前的機遇，出臺有效的舉措。”　　

　　事實上，只要有學習就有課業，有課業就會産生一定的負擔。華東師範大學最新發佈的一項研究顯示，適度的課業負擔對於學生的學習來説是必需的，但超過這個度，學習的邊際效應會遞減。所以，對家長來説，還要記住超過了一定的度，同樣會産生“熟能生厭”“熟能生笨”的後果。同樣，補課也是如此，對於好學生和學困生來説，補課對學業提升的效果非常小，只有對那些中等生來説，才會産生較好效果。　　

　　華東師大啟動的另一項大規模調查也顯示，全國有70%以上的學生在補課——這樣的補課範圍實在太大了，遠遠超過了實際需求。調查發現，這些補課的學生中只有15%是老師建議補課的，還有30%是學生自己要求補課的，其它的都是在家長要求下補課的。專家認為，對於學生是否需要補課，應該根據具體的情況來進行分析，由教師的專業意見決定，而不應該是家長跟風來決定學生是否上輔導班。　　

　　減負切忌“一刀切”，須在增效上做文章　

　　曹楊中學校長楊琳認為，提減負先要正確理解“負”是什麼。在她看來，“負”應該是“不必要的課業負擔”，也就是那些重復的、無效的、妨礙學生健康發展的課業負擔，所以當我們呼籲減負時，切忌走入盲目“一刀切”的誤區，必須明確的是，“減負是為了增效”。　　

　　楊琳提到，孩子在做自己感興趣的事情時，常常“不知疲憊”，所以對於學校和教師來説，為學生減負的第一步，是挖掘他們真正感興趣的學科領域，進而搭建更多平臺，滿足其個性發展需求。在高中，有一些學習比較困難的孩子，減負難道就是放任他們不管嗎？自然不是，幫助這些孩子克服學業困難，並找到他們的個性化、多樣化發展道路，才是正確的做法。她一再強調:“減負不是一句口號，也不是要盲目砍掉什麼，找到個人的興趣、特長所在，提高學習效率，這才是減負的意義。”　　

　　“現在一聽説學校給學生減負，家長的怒氣就來了，很多家長認為學校減負就是減課時，就是老師不負責任——這個錯誤的觀念一定要改過來。”滬上一所高中的校長直言，公眾對於減負的錯誤觀念是時候要糾偏了。在他看來，要讓家長從內心接受減負，學校教育必須要在增效上做文章。比如，要提高教師的授課、命題以及運用新技術增進教學效果等多方面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