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你是否承認,作為一種社會情緒,階層固化的出現首先是時代進步的産物。
在計劃經濟年代,身份社會一統天下,大院子弟和農二代,其位置被死死地釘在了父輩的身份坐標裏。彼時的階層,可謂鐵板一塊,堅如磐石,但沒有人説階層固化。因為階層固化的概念和流動性相伴生,流動的可能性都沒有,自然無所謂固化,所有的社會位置都是編排好的。
所以,人們所抱怨的階層固化,準確來説是在改革開放以後,社會階層經歷了重新洗牌的活躍流動期,如今又趨向於封閉的現象。其積極的一面是:大起大落、不斷催生暴發戶的時代過去了,市場經濟趨於穩定;但消極的一面是:它是改革的産物,而制度的殘骸作為日積月累的歷史遺留問題,變得越來越難以清理。改革紅利的共享中,下層群體往往成為局外人。
最典型的是戶口問題。在一線城市,本地戶籍就是無形資産,它的稀缺度決定了這種資産對於外來者的獲取難度。戶籍之上,捆綁著教育、社保機制等,這使得它在階層劃分上的權重增加了不少。所以,戶籍制度改革,本質目的是把這種非市場的力量降到最低。對權力的監督,也是遵循的同樣的邏輯,以防它淪為“官二代”的起跑護航工具。
以市場為標準進行區分,是為了防止在反對階層固化時的越界。畢竟,絕對公平的社會不可能存在,父輩們希望能決定子女的下限,或者為後者的晉陞兜底,否則,絕大多數中國家長的奮鬥都將失去意義。關鍵在於,在人脈、資源、眼界等上,普通家庭的二代有沒有可能追趕,或者説追趕的代價有多大?
如果不是“10歲當公安”那種扭曲的外力,在純市場的範疇裏,階層與階層的差距未必有那麼可怕,它首先是個資本原始積累的問題。但如前所述,問題恰恰在於,市場之外的那套財富分配機制力量過於強大,導致在資産配置上,窮人和富人之間形成了手段上的天壤之別。底層群體除了把子女送進毛坦廠中學寒窗苦讀,基本別無出路。
房價很能説明問題。像我這種農二代,雖然在一線城市找到了體面的工作,但購房置業還是要兩代人的積蓄。在一輪輪的漲價潮裏,資本收割財富,如探囊取物般。即便普通家庭,投資一套房産,資産增值的速度也足夠驚人。不斷增值的房産造就了一批批千萬富豪,這是種以常規的工資收入無法算計和追趕的資産配置模式。於是,伴隨著資本的高速流動,買不買得起房甚至有沒有及時買房形成了階層的分野。在資産總量的佔有上,階層被重新定義。
房地産泡沫,強大的造夢、造富能力,讓階層的逾越變得容易,變得簡單粗暴了很多。但是,底層無法享受這種紅利,而且其本身是市場扭曲的産物。這種資産配置方式讓階層變得脆斷。所以,哪怕登上了高速行駛的房價列車,在未來的不確定性中,依然會壓力重重,焦慮不安。
以市場經濟發展趨勢而言,社會流動性未必是今不如昔,也沒有多少人真的願意回到不那麼固化的昨天。階層固化的焦慮,更多是建立在不安全感上——底層缺乏保障生存的足夠有力的兜底機制,中産抗風險能力不強,富人為時世多變而憂心忡忡。
在某種程度上,比看不到希望更可怕的是夢想成真以後旋即破滅。正因如此,中産階層才被視作社會的穩定器,他們有足夠的能力抵禦階層的掉落。但很顯然,中國的中産階層還沒有達到這個狀態。(熊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