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城市發展能級 要善於打文化牌

　　原標題：提升城市發展能級，要善於打文化牌——徐清泉研究員在世界城市文化上海論壇的演講

　　

　　思想者小傳

　　徐清泉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公共文化服務與文化治理研究”智庫創新工程首席專家，《上海公共文化發展報告》（藍皮書）執行主編，上海東方公共文化評估中心副主任，上海視覺藝術學院特聘教授。主持過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兩個、省部級項目及地方政府文化發展規劃項目20余個，獲國家級和省部級成果獎勵十余次，出版專著四部。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世界經濟總體趨向疲軟甚至衰退。但文化及其相關産業逆勢成長，成為不多的亮點之一。文化成為被加速生産的對象，日益成為市場資源要素配置活躍的行業領域。更加關注並推動文化建設和發展，已經成為國際、國內的自覺實踐和一種共識。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佈的文化全球報告明確指出，文化具有使城市更繁榮、更安全和更可持續的力量。報告倡議，在世界各區域城市化加速和擴大的態勢下，發展戰略需要進一步納入文化考量，要以文化和創意産業作為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基礎。2016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佈的文化與創意産業報告甚至直接把當今稱為“文化時代”，並在翔實數據比較的基礎上呼籲：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新興經濟體，都應把文化及其相關産業視為戰略性資産。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了“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堅定文化自信”“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等要求，並明確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中央基於國情世情新變化作出的重大判斷。在新時代的背景下，我們究竟應怎樣認識和把握文化領域出現的變化？又該怎樣審時度勢、抓住機遇，探索相應的發展思路和完善舉措？這些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

　　科技變革引發業態升級，正在重構世界文化版圖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的10年裏，中國文化産業平均增長率超過12%，而同期的常規經濟領域平均增長率在6.5%左右。在主要的發達國家，它們的文化産業增速也超過了常規經濟領域。這表明，全球文化生産處於穩步加速狀態，文化生産要素的配置日益活躍。

　　事實上，文化要素配置活躍度增強，只是表像之一。文化如水流入縫、水滴入隙，是“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它好比“神龍見首不見尾”，卻又無處不在。文化先天具有的觀念性、靈動性、滲透性和廣泛性，預示並演繹了跨界融合發展的趨勢。

　　一方面，不同文化、文明間的交流合作，已越來越成為管控國家和國家之間、人類和自然之間有關生存、發展矛盾的緩衝力與調和力。另一方面，在新一輪全球化背景下，一個地區、一個國家要想參與國際經貿分工合作、實現互惠互利，必須先學會“打文化牌”。否則，阻力會加倍。這是因為，文化交往能夠以人性化、情感化的“軟接觸”方式，緩解或削弱利益博弈“硬接觸”引發的矛盾和衝突。

　　為什麼某些發達國家謀劃實施的跨區域貿易協定舉步維艱，而由中國牽頭推動的“一帶一路”倡議則響應者眾多？某種意義上來説，這和中國努力傳承和弘揚絲路文化遺産密切相關，也與中國充分運用文化的親和力、努力消弭利益紛爭密切相關。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在外交上強調堅持“義利並舉、以義為先”的正確義利觀。它恰恰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髓的活學活用。

　　從相關文化産業的收益變化，也可以比較直接地體會到文化的崛起。例如，伴隨電影行業全球化配置生産要素的加快，中國電影保持了連續數年的快速增長勢頭，2017年票房更是突破了500億元。同樣，印度電影也發展迅猛，且在風格上更傾向於國際化，傳統歌舞片開始減少，現實主義批判題材增多，類似于《摔跤吧！爸爸》等接地氣的電影受到觀眾追捧。

　　中印電影的發展都遵循了提升區域文化能級的新原則，包括堅持開放協調、融合創新、特色化等。某種程度上，經濟全球化和世界多極化開啟了世界文化産業發展版圖的重塑、重構時代，並正在撼動歐美文化“稱霸”的傳統格局。

　　引發文化領域出現變化的原因眾多，但科技因素舉足輕重。日新月異的高新技術，正成為推動文化轉型升級、産業業態更新的主要推手。新時代，既是一個“文化為王”的時代，也是一個“科創為先”的時代。

　　例如，在紀錄片製作領域，航拍無人機産業的勃興，很大程度上擠壓了直升機航拍“坐地起價”的空間。這大大降低了紀錄片的生産成本，也讓航拍片實現了技術換代。類似這種由科技變革引發的業態轉型升級，正變得時常可見。

　　管理單一化和業態複雜化矛盾，需要想辦法解決

　　顯然，文化及其相關産業是一個影響面廣而深的領域。它既關涉宏觀的人文價值精神建構，又仰仗中觀的産業條塊管辦，還催生微觀的內容生産和消費。新時代帶給文化領域的挑戰與機遇，具有新舊重疊、顯隱並呈等特點。

　　從文化生産和供給角度來看，挑戰還是非常嚴峻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曾發佈消息説，中國已經取代美國成為文化産品最大出口國。然而，我們並沒有沾沾自喜。坦率地説，在文化産品品質、文化原創品牌等方面，中國和主要發達國家相比還有不小的差距。

　　近年來，中國在影視創作以及在具有本土特點的網絡文學、動漫手遊等行業，正在形成可以影響世界的原創品牌。但是，在更為廣闊的文化生産領域，我們依然有待實現品質和品牌的創新突破，亟需改變“有高原，缺高峰”的局面。

　　而就文化公共服務供給而言，雖然“公共治理”和“空間正義”理念已在全社會不斷得到普及和強化，但行動轉化能力和落地推廣實踐還顯不足。比如，一些地區和城市在推進城市化的進程中，過度依賴封閉的體制資源，對廣泛調動社會力量參與文化治理不太在意。同時，有的地方依舊過於看重單位土地面積的GDP産出，而對文化公共空間的消費增量訴求表現得不夠重視、熱情不高。

　　從文化事業、産業的管理角度來看，現有文化條塊化分類管理格局，已日益顯得不適應跨條線條塊的融合發展新態勢。這種不適應具體表現為“管理主體的單一化”與“文化業態和文化主體的複雜化”之間不匹配、不對應的矛盾。

　　這也就是説，在深化推進文化體制機制改革過程中，需要進一步對接各業態領域的新陳代謝與創新升級。其中，如何在文化管理體制機制改革方面尋求突破提升，力爭規避“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管理怪圈，是一個有待破解的重大課題。

　　此外，文化領域滋生出的一些行業亂象，事實上已超越了常規管理的範疇。例如，不少電視劇涉嫌抄襲的爭議，近年來不時引發熱議。有部古裝電視劇及其“原著”小説竟然涉及抄襲200多部小説。如此大的抄襲量之所以能夠進行，據説是因為在小説或劇本創作圈子裏早就出現了所謂“創作神器”之類的軟體工具。“作者”可以按照事先預設的大致框架或主題，通過檢索數據庫中的故事、場景、情節、人物和橋段等要素原件，自動組裝出所謂的“作品”。

　　類似亂象提出了新的警示，即文化産業在分享科技發展紅利和市場化紅利之時，要想辦法避免科技濫用、“金錢萬能”給文化原創性、內生性和人文性帶來的傷害。就此而言，如何借助依法管理來處理好文化和科技之間的良性互動，是需要引起關注的現實挑戰。

　　“做大做強”文創産業，助推産業更迭與城市更新

　　當然，相對於經濟社會發展演進而伴生的各類挑戰，文化在不同層面、不同條線也出現了許多創新良機。

　　第一，“一帶一路”倡議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已成為可資實現文化交融與經濟互惠的新平臺，其引申出來的文化合作發展空間無限寬廣。

　　如果説以往的全球化還只是“叢林法則”版的粗放式全球化，那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倡議，可以説是升級版全球化或者説是“共建共享”版新型全球化。一方面，它是凝聚改革開放成功經驗的“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能夠讓世界各國在經濟方面受益；另一方面，它是依託絲路文明底蘊開創的文化再交流再交融的開放平臺，是力求達成全球治理新共識、實現不同文明合作發展的模式創新。

　　第二，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的文化産業躋身支柱産業的成功實踐表明，文化是助推“城市更新再造”的大紅利、大抓手。

　　從中外城市發展能級提升的歷史來看，兼具戰略性新興産業、高端製造業、現代服務業特徵的文創産業，具有生産、生活、消費高度重疊的特點，是推動新舊産業“騰籠換鳥”和區域轉型升級的關鍵抓手。

　　進一步來看，城市競爭力的提升與文創産業的“做大做強”，具有緊密的正相關性。而且，好的文創生産往往可以起到“四兩撥千斤”的效果。《戰狼2》創造超高票房的奇跡，給相關企業、行業和經濟生態帶來的廣泛影響，就讓很多人大為嘆服。

　　第三，文化新業態與科技新發明的疊加應用、快速普及，正在成為縮小區域經濟乃至文化發展落差可資利用的重要驅動力。

　　一定意義上説，“世界是平的”這一理念在中國得到了印證。推動中國變平了的“推土機”主要有兩個：一個是極大地拉近區域間時空距離的高鐵、動車；另一個就是手機等智慧終端中的各類文化類、生活類軟體，開啟了移動互聯和無現金支付的新時空。

　　一“車”一“網”，既讓生産要素跨區域高頻率配置變得易如反掌，又讓生活在天涯海角的人可以方便地共享文化盛宴。文化聯手科技，正在改變中國人的生活方式。

　　第四，文化事業、産業的內涵性、精神性及人文性功能，正成為提升軟實力、豐富“精神家園”的實踐利器。

　　世界上絕大多數現代城市都經歷過由表及裏、去粗求精及脫俗向雅的境界提升過程。在這個進程中，它們無一例外地都要設法借助“做優做強”文化事業、産業，來徹底改變先前的“暴發戶”面貌。目前，我國的一些城市也正在經歷這一創新變革。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深刻體會到，文化對提升城市“精氣神”、豐富城市“精神家園”具有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

　　創建開放式容錯式生態機制，打響上海文化品牌

　　怎樣把握文化建設和發展的重點、難點和痛點，是應當深入研究和思考的課題。

　　從全國的情況來看，文化管理者應針對行業跨界互融及文化漸趨雜糅化的實際，營造多主體合力共管共治格局；文化經營方面應積極探索實施“文化+”和“+互聯網”戰略，以此來壯大多元主體合力及要素配置動能。

　　在多業跨界互融中，需注重確保文化主體性，尤其要防止科技濫用的“綁架”。要儘量避免因科技濫用而引發的不正當競爭；要實施正確的“+文化”策略，而不是借文化來“貼金”和“造勢”，更不是用文化來“搭臺”。

　　面對城鄉間、區域間存在的文化發展落差，還需進一步應用好一“車”一“網”的先行優勢。同時，可以借助點對點的“文化精準扶貧”，在內容配送、要素援助等方面來帶動物質和精神領域的全面小康。

　　在精細化治理的背景下，文化領域的招商引資以及公共文化重大項目帶動等外生增量動力，依舊是不可或缺的。與此同時，努力激發和用好精細化治理的內生性動能，正變得愈加重要。只有抓實精細化治理，才有可能實現文化全要素生産率的穩步提升與效能釋放。

　　從地方實踐來看，區域協調、錯位並進、本土首創，是一條該走的路子。“千城一面”和同質化競爭已到了窮途末路，必須堅決予以揚棄。

　　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上海提出打響“上海服務、上海製造、上海購物、上海文化”四大品牌的行動方略。其中，在打響上海文化品牌進程中，及時發佈“上海文創50條”，可謂切中了建設國際文化大都市、創造上海文化發展新輝煌的核心命題。如果説上海既往創造的文化發展成就主要依託文化條線不懈努力，那未來就特別需要跨界要素集成和跨業動能匯合，以此來實現“文化+”和“+文化”效能的最大化。

　　事實上，不僅跨界跨業融合互動正變得重要，不同區域的同類文化主體之間也需要形成新型協調關係。上海各區在謀劃落實文化新政的過程中，應從全市一盤棋的高度著眼，將“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的做法升級轉換為“八仙過海，守望相助，協調共進”的新實踐。

　　同時，要在合力共推上海文化發展繁榮的進程中，努力創建開放式、容錯式生態機制。所謂開放式，就是在確保發展導向不跑偏的前提下，不以所有制不同差異、企業大小差異甚至本土外來差異來裁量文化主體的進退。所謂容錯式機制，就是要允許試錯、寬容失敗。只有這樣，文化創新力、生産力才會真正解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