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生民樂》歐洲巡演載譽回滬

　　原標題：《海上生民樂》歐洲巡演載譽回滬 演出很成功，但湯沐海表示“不滿足”

《海上生民樂》音樂會版結束歐洲四國八城巡演後首度回歸上海演出。（上海民族樂團供圖）

　　日前，結束了在英國、法國、比利時和德國四國八城為期20天的巡演後，著名指揮家湯沐海執棒上海民族樂團，將巡演音樂會版 《海上生民樂》帶到了上海交響樂團音樂廳。

　　巡演為民樂開闢了法國巴黎愛樂音樂廳、德國易北河愛樂音樂廳等新舞臺，並首次以純售票形式在海外獲得市場口碑雙豐收：無論到哪個國家，聽眾反應都是一樣的由衷、熱烈；性格外向的聽眾坐在台下比音樂家們還激動，內向的觀眾演出結束後也爭相要簽名、合影。

　　巡演回來，湯沐海卻直言還有很多“不滿足”：作曲探索、樂手能力、樂器改革一環扣一環，民樂必須從各領域探索藝術新高度，才能打動 “身經百戰”的觀眾。

　　當熱鬧噱頭過去，希望更多中國作曲家來關心民樂

　　《海上生民樂》曾作為第18屆中國上海國際藝術節的開幕大戲于2016年首演，而此次呈現的歐洲巡演音樂會版，是上海民族樂團委約創作原創曲目又一番“脫胎換骨”。

　　“過去民樂大呼大鬧的形式，已經無法滿足西方音樂界越來越挑剔的耳朵。傳媒如此發達，想了解什麼文化的音樂網上都能找到，二胡、揚琴西方都聽過了，現在連電子琴都可以模倣民樂，怎麼辦？民樂不能再僅是聽個噱頭、新奇，要回到音樂本身。”談到對《海上生民樂》的改編思路，湯沐海透露最初的舞臺呈現融合了舞蹈、電聲等跨界藝術，多媒體技術精緻的舞美設計是一大亮點；但在歐洲巡演時，這些“包裝”都被捨棄了。

　　在攜上海民族樂團出國演出前，他委託作曲家反復重新修整，提升作品的藝術含金量。“有些作曲家很忙，沒時間精工細作打磨作品，我就在排練的時候再修整。”從藝40年，湯沐海從西方古典音樂的和聲、曲式、結構中汲取精髓，運用到了中國民樂的處理改編中：“大部分民樂作品都以熱烈響亮的合奏結束，但我把個別曲子的結尾改成了溫柔的輕聲，如取自《紫竹調》的《江南》：拉一個簡單的長音，三個獨奏樂器對話呢喃。”靈動的笛聲，仿佛田間地頭清新的露珠，又如同柔情纏綿的小橋流水、繁華都市閃爍的霓虹，盪漾著江南獨特的風情與活力——回到上海之後，這樣的處理讓熟悉《紫竹調》的上海觀眾也屏息凝神。

　　該版本的民樂在歐洲巡演時首次通過海外網絡直播的形式“圈粉”無數，讓觀眾“如醉如狂”，也突破了西方音樂界對中國民樂的既有印象。湯沐海事後還受到英國一名著名音樂經紀人追問：中國民樂何以如此動聽？

　　“鑽研民樂，中國作曲家獨具優勢。”湯沐海認為，當下中國音樂家的職責就是幫助民樂走出去，閃耀於世界舞臺，弘揚文化自信。比起理論分析，民樂需要打磨更多精品力作，讓世界明瞭什麼是中國民樂，民樂在藝術上可以達到怎樣的高度。目前熟悉西方管弦樂方法的作曲家對民樂的關心較少，湯沐海呼籲未來能有更多中國作曲家為民樂多作貢獻。

　　彈撥樂的編制越來越少，反映的是民樂界普遍存在的誤區

　　在上海演出前的一場排練結束後，湯沐海特別留下了彈撥樂聲部，加練《海上生民樂》節目單上的一首特別曲目：彈撥樂合奏 《冬蟲夏草》。該曲節奏複雜、技法高超，更需要演奏者們無縫配合，難度不小。

　　彈撥樂是中國大型民族樂團中獨有的聲部，西方交響樂隊中沒有這樣的編制。但相比吹奏和拉弦樂器，目前國內大型民族樂團彈撥樂的演奏者演奏技能普遍較弱。近年來彈撥樂在樂團中的地位變化令不少業內專家憂心忡忡： “不少民族樂團裏揚琴、柳琴幾乎消失了，琵琶只有三個，被裹在了弦樂中。”指揮家、作曲家朱曉谷曾對記者表示：“除了上海民族樂團還保留了七八個琵琶，國內其他民族樂團的彈撥樂編制越來越少。”

　　這是民樂界目前普遍存在的誤區：被動模倣西方管弦樂隊的形制。上海民族樂團團長羅小慈認為，中國民族音樂的發展在創作和形式上絕不能簡單模倣交響樂，而是要發揮中國民族樂器的特性，體現中國藝術的創新創造和對世界音樂的貢獻。

　　湯沐海表示，上海有豐厚的江南文化底蘊，對民族音樂相對來説也比較重視。但好作品要躍升為經典，也並非朝夕可成。演奏家也要用不同風格去演奏作品，才能鑒出創作的成色，找到屬於中國當代民族音樂的和聲。

　　“大多數民族樂器相比西方管弦樂器，構造簡單一些。比如小提琴有四根弦，音域能橫跨四個八度；二胡只有兩根弦，音域和音量就小得多。”湯沐海提到，西方樂器在幾百年的發展中有無數工匠、學派、家族花盡心血，樂器質料、形制不斷探索創新，才有如今完整、宏大的管弦樂隊音響。

　　單一樂器音域有限，湯沐海就對民族樂器演奏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專多能”： “比如專研二胡，但也要會京胡、板胡、高胡、中胡……拿起來就能演奏。西洋樂器經過了幾百年的發展，比較成熟，民族樂器改革一時無法迅速推進，就需要民樂演奏者投入比西洋樂演奏者更大的精力。”

　　中國觀眾對作品耳熟能詳，如何征服他們是對藝術家更大的考驗

　　提到湯沐海，通曉西方古典音樂的觀眾都熟悉他在倫敦愛樂樂團、巴黎管弦樂團、法國國家樂團等世界著名樂團的指揮經歷。但民樂在他心中的地位，不亞於西方的管弦樂。

　　“1973年，我考入上海音樂學院作曲指揮係，當時提倡開門辦學、去農村山區采風，我也上井岡山寫過作品。雖然是西洋管弦樂的作曲法，但在采風內容上，當時民樂地位更高。”回憶起上海音樂學院的求學生涯，湯沐海認為這段學生經歷讓他堅信中國民樂和西方經典同樣有價值，不存在孰輕孰重。他從來不認為民樂在音樂的主流之外。

　　在隨小澤徵爾、卡拉揚、伯恩斯坦等指揮大師學習工作後，湯沐海沒有割斷與民樂的淵源，時常在上海、台灣、香港、新加坡等地指揮民樂樂團的演出，獲得了海內外觀眾的熱情追捧。

　　湯沐海鄭重地説，比起在歐洲演出，上海讓他有一份更重的責任感： “在西方，我很有信心讓聽眾集中注意傾聽。但中國觀眾對作品耳熟能詳，藝術家如何進一步傳播、發揚民族音樂？要用更大的毅力和表現力呈現更精彩的作品。民族的魂在藝術裏，我們要讓聽眾知道民樂美在哪，讓美好的音樂滋養人們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