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輝：疫情之下對旅遊的思考

　　年初暴發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對於敏感性産業特徵的旅遊業的衝擊是顯而易見的。先前，我們在思考我國旅遊未來發展時，很少將突發的社會因素考慮進去，如這次疫情對我國旅遊走勢的影響。從預測學來説，這是一個不可控的問題，是一個黑天鵝事件。迄今為止，旅遊學界以及國內媒體在討論疫情對旅遊經濟增長衝擊的影響，多數持樂觀態度。普遍認為：不必擔心肺炎疫情對中國旅遊的負面影響，例如2003年的非典並未拖累該年度的旅遊增長，全年旅遊增長率僅僅比2002年下降了13%，而在2004年全國旅遊增長速度高達24%。

　　利用17年前的疫情發生後的2003年和2004年的旅遊經濟運行結果，來預測本次疫情對旅遊經濟的負面影響，運用的分析是比較研究法，在邏輯上是合理的。比較研究法是經濟學常用的一種分析方法。然而，我們在運用這種方法來分析其影響結果時，必須考慮兩個不同時期的旅遊經濟體量、旅遊發展週期、旅遊經濟結構以及疫情影響的範圍和時間。只有將這些因素考慮進去，才能對本次疫情的負面影響做出準確的、理性的判斷。綜合考慮以上因素，兩次疫情發生所處的社會經濟環境是不同的，對旅遊的造成的影響也是不一樣的。

　　首先，旅遊經濟體量是不同的。2002年我國GDP為10萬億元人民幣，全國旅遊收入為6000億元人民幣；十七年後，2019年我國的GDP近100萬億元人民幣，全國旅遊收入近65000億元人民幣，無論是社會經濟總量還是旅遊經濟總量，都是兩個不同量級的差別，2019年一個月的旅遊收入相當於2002年全年的旅遊收入。這種規模性的旅遊體量，在疫情結束時，無論是報復性的反彈，還是高強度的恢復，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我們可以期待，在疫情結束時，旅遊有一個較大幅度的反彈，但這種反彈的數量以及形成的旅遊需求與2019年的旅遊規模與體量比較，是有著極大的差度的，這一點我們必須有充分的思想準備。

　　其次，旅遊經濟所處在發展週期是不同的。旅遊發展受制于國際社會經濟環境以及旅遊經濟發展週期，這一點，大量的統計研究以及各國旅遊發展的實踐已得到證明，從旅遊需求的理論研究也得到充分證明。2003年，我國的旅遊發展處在一個較好的國際環境之中，中國入世，使中國經濟融入了世界經濟發展之中，國際商品貿易活動的加速，商業活動的國際交往的人員的流動，對衝了由疫情所帶來的負面影響。2003年我國入境過夜旅遊3297萬人次，外國人889萬人次，2004年我國入境過夜旅遊4176萬人次，外國人1365萬人次，分別比2003年增長了26.66 和53.66%，2005年我國入境過夜旅遊4680萬人次，外國人過夜旅遊1641萬人次，分別比2004年增長了12.1%和20.2%。當前我國所處的國際環境不同於以前，經濟下行壓力、國際貿易放緩，制約了我國入境旅遊的增長。2017年我國入境過夜旅遊6074萬人次，其中外國人入境過夜旅遊 2248 萬人次，分別增長了2.5%和3.8%，2018年，我國入境過夜旅遊6290萬人次，其中外國人入境過夜旅遊2364萬人次，增長速度均低於3%，2019年統計沒還沒有出，但根據上半年統計分析，兩項指標的增速也維持在2018年水準，不會有大的增長。以上分析，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今年同2003年相比，旅遊發展的國際環境存在的不同，直接地反映到入境過夜旅遊人次和外國人入境過夜人次的增速上，2003年時期兩項指標的增速處在一個高增長髮展階段，平均增速在15%左右，2015年之後，這兩項指標處在一個低速增長階段，平均增速在3%以下，旅遊發展週期的不同，決定了疫情對旅遊的衝擊程度的不同。

　　第三，旅遊形態是不同的。2003年，我國的旅遊主體是觀光旅遊，旅遊産業鏈比較單一，基本上是以旅行社為核心的觀光旅遊。這種單一的旅遊形態以及旅遊産業鏈，有兩個明顯的經濟特性，一是旅遊形態和産業鏈單一，旅遊經濟所涉及的行業相對較少，無非就是航空公司、旅行社、景區和酒店，旅遊對社會經濟的影響程度不大，恢復起來也比較容易；二是由於旅遊形態和産業鏈單一，市場主體十分明確，政府可以制定有針對性的政策，快速解決旅遊企業應對疫情衝擊的痛點和難點，政府施救相對容易。不同於2003年，我國的旅遊經過十七年的發展，旅遊形態日益豐富。旅遊已經不是單一的觀光旅遊形態了，除了傳統的觀光旅遊之外 ，度假旅遊、休閒旅遊、商務旅遊、研學旅遊、技術性旅遊、養老旅遊、體育旅遊與觀光旅遊共同構成了我國的旅遊類型體系。我們都知道，旅遊需求決定旅遊供給，旅遊類型決定旅遊産業鏈。當旅遊類型擴展時，旅遊供給和旅遊投資也會隨之擴大，旅遊産業鏈和旅遊企業組織類型也會隨之增多。在多種旅遊類型發展階段下，旅遊企業組織形態會更加豐富，更加多樣。景區、度假區、民宿、旅遊綜合體、酒店、旅行社、OTA平臺、客運、演藝、旅遊基地、代理商、旅遊投資公司、旅遊設計公司等等，旅遊對整個社會經濟的行業的滲透和關聯能力在不斷強化，影響在日益放大。位於不同的産業鏈的旅遊企業，對政府施救的需求是不同的。勞動佔有主體的旅遊企業期望政府在勞動保障政策方面加大力度，資本佔有主體的旅遊企業期望政府在金融政策方面有所突破，不同企業的不同需求，加大了政府施救的難度。

　　最後，旅遊消費的大環境不同。疫情過後，旅遊反彈的力度與恢復的程度取決於消費環境。今年旅遊消費環境不同於2003年，主要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家庭負債率是不同的，2003年，我國家庭負債率只有5%，較低的家庭負債率，意味著家庭實際可支配收入水準是高的，為旅遊消費擴大提供了支出保證。然而，2019年我國家庭負債率達到了55%，而且負債結構又不同於美國，美國主要是消費負債，而我國主要是剛性負債，房子貸款、車子貸款佔有較大比重。疫情過後，在多數家庭收入減少的同時，這些剛性負債必須按期還款，只能通過壓縮具有彈性的旅遊消費支出來實現，這就限制了旅遊反彈的經濟空間；二是生活成本是不同的。近年來，我國的家庭生活成本、教育支出、養育成本大大提升，這些剛性成本也制約了旅遊消費水準，我們從近幾年國內旅遊平均消費下降可以充分説明這個問題；三是擁有的可支配旅遊時間是不同的。2003年的疫情影響的時間與範圍比較小，而這次疫情影響的範圍涉及到全國，而且持續時間較長，春節假期不斷延長，學校開學日期不斷推後，大大地佔用了工作時間和學習時間。可以想像，在疫情過後，單位和學校為了補上工作與學習時間的損失，將會大大縮短假日時間和暑假時間。在這種情況下，旅遊者可自由支配時間就會大大降低，從而減弱旅遊經濟反彈的力度和幅度。

　　客觀來説，本次疫情對旅遊業的負面衝擊將遠遠超過了2003年。按照當前抗擊疫情戰役的情況，如果3月控制住，穩定住，到4月底，全國的旅遊市場逐步恢復的樂觀估計，旅遊業的損失也是巨大的。在不考慮其它因素下，我們可以粗略地作出以下判斷；首先是旅遊總量，2019年，全國全年旅遊收入總量大體為65000億元人民幣，其中包括國內旅遊和入境旅遊，國內旅遊如果5月開始恢復，入境旅遊9月開始恢復，考慮到需求時間因素和消費支出因素，全年旅遊收入不會超過40000億元人民幣，比2019年旅遊收入大體減少24000億至28000億元人民幣，比2019年會形成35%至40%的負增長；從我國經濟發展所處的週期以及旅遊市場自然發展規律來看，到2021下半年恢復到2019年規模水準上，旅遊業的恢復時間大體需要13個月到15個月左右；其次是旅遊市場結構，也就是國內旅遊、出境旅遊和入境旅遊三大市場的恢復，國內旅遊特別是短程旅遊率先恢復，出境旅遊恢復需要一定的時間，入境旅遊的恢復需要更長時間；第三是旅遊形態，自然類的觀光旅遊率先啟動，文化類、娛樂類和場館類的觀光旅遊恢復起來比較緩慢，研學旅遊、演藝旅遊、郵輪旅遊恢復起來的難度較大，持續時間較長。與此同時，度假旅遊、自然康養旅遊將會有一個大的增長；第四是旅遊空間，城市旅遊會有一個規模性下降，鄉村旅遊會有一個大的漲幅，其中鄉村民宿旅遊恢復較快。從旅遊目的地來説，自然地理尺度大的地區如新疆、西藏、青海、內蒙古和疫情不嚴重的地區如貴州、雲南、吉林、寧夏、山西、海南，旅遊會有一個大的恢復，甚至會一個大的發展，以武漢為中心的周邊地區以及長三角地區旅遊恢復較為緩慢；第五是旅遊組織方式，團隊旅遊特別是長線團隊旅遊恢復需要一定的時間，散客特別以自駕為主的家庭出遊方式會有一個大的恢復，長線的旅遊包車、旅遊專列恢復較為緩慢。

　　對於世界旅游來説，由於我國是世界旅遊主要客源國，對世界旅遊貢獻率在12%以上，本次疫情對世界旅遊的影響也是巨大的。疫情對世界各國以中國入境和出境業務為主的旅遊企業造成重大影響，這些企業紛紛進行了業務和市場轉向，可能會出現全球旅遊供應鏈的重新調整。就其總量影響，今年的全球旅遊發展速度將會趨緩，增長速度會形成零增長或者負增長的發展態勢。

　　當下，旅遊領域面臨著兩場艱苦的戰役，一個是抗擊疫情的戰役，一個是旅遊保衛戰。從現在情況來看，第一個戰役在4月底便可完成，第二個戰役即將開始。

　　第一，從短期來説，旅遊保衛戰是要通過旅遊企業的自救，旅遊從業人員的助救和國家及相關部門對旅遊企業的施救三個層面實現的。作為一個以人的空間流動為基本特徵的産業，旅遊業高度依賴於旅遊需求，而人的旅遊需求又受到經濟、社會和環境的變化，表現出高度的敏感性。在旅遊學界，對旅遊業有一個不正確的認識便是旅遊業具有敏感性，不具有脆弱性。這種認識的錯誤，是將旅遊需求的特性與旅遊業的特性等同起來，作為同一個現象來認識，所有的需求都是具有敏感性，如果這種敏感性沒有防火牆阻斷，直接左右滿足需求的生産，那麼，這類生産的産業或行業，必然會具有脆弱性。旅遊生産所不具有的物品屬性，決定了其生産的服務不具有儲存和運輸這種介於需求與供給、生産與消費之間的防火牆。在這種情況下，旅遊需求的敏感性必然會作用於旅遊生産，在短期內形成強大的衝擊，甚至是整個行業的停擺，這就是旅遊産業脆弱性的具體表現。因此，旅遊需求是敏感的，旅遊行業是脆弱的，行業脆弱不等於沒有生命力，不等於沒有未來發展的潛力。

　　旅遊行業的脆弱性，就必須通過救助的方式，使其在一定時間內得到生息性恢復，才能發揮旅遊産業強大的經濟和社會效應。這是旅遊經濟和旅遊産業生態系統的要求。在這次疫情中，各行各業，各個地區，各個企業，各個不同的群體，包括整個國家都受了不同的影響，災害面前誰不困難？問題是我們以什麼的心態面對這場疫情災害，怎麼應對短期的困難？疫情發生的初期，旅遊界很熱鬧，對疫情對旅遊影響作了很多分析，提出了不少的應對措施，但更多的是依賴於國家政策的支持。我認為，現在的旅遊企業和旅遊從業人員不要遇到一點困難就只想著依賴國家救助，真正的救助是自救，首先要想辦法自己救自己。旅遊企業經營者首先要想到通過什麼舉措救企業，救員工，救市場，救業務；旅遊從業人員應想到的是通過什麼行動救企業，救市場，救崗位；在當前特殊時期，旅遊企業和從業人員是一個相互依存、相互依靠的命運共同體，只有旅遊企業活下去了，我們才有工作；只有企業活的好，我們才能生活的好。要讓企業活下去，我們每個員工要有所放棄，要勇於接受個人的損失，要有與旅遊企業共度難關的精神，通過旅遊企業的自救和旅遊從業人員的助救的方式使旅遊企業和旅遊行業走出困境。旅遊企業的經營者和員工都要想想企業最大的困難是什麼？如何盡最大的努力去解決問題？怎樣通過開源節流使企業渡過短期的難關？

　　當下，除了的旅遊企業自救和旅遊從業人員的助救之外，政府及相關部門對旅遊行業的施救是必不可少的。旅遊行業作為國家經濟重要組成部分，作為第三産業的支柱性産業，它對國民經濟的增長起著重要的作用。2019年國內旅遊人數60.4億人次，入境旅遊人數1.45億人次，全年可實現旅遊總收入6.5萬億元。旅遊直接就業2826萬人，旅遊直接和間接就業7991萬人，佔全國就業總人口的10.29%。在未來疫情結束的幾個月裏，全國4萬多家旅行社，數千萬旅遊從業者將集體面臨沒有團可發，隨時可能失業的困境。面對這樣一個經濟體量和就業規模，政府對旅遊企業的施救，不僅僅關係到旅遊行業的恢復和發展的問題，也關係到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目標的實現以及社會穩定的大局，是一個不可小視的大問題。

　　通過制度性政策、稅收政策、金融政策、社會保障政策以及旅遊企業管理辦法的調整和改變，是政府對旅遊企業進行短期施救的重要方式。疫情發生後，政府對旅遊企業的施救在第一時間裏採取了行動，文化和旅遊部下發了向旅行社暫退部分旅遊服務品質保證金的通知：對已依法交納保證金、領取旅行社業務經營許可證的旅行社，暫退80%的保證金。財政部、稅務總局下發了對受疫情影響較大的困難行業企業，2020年度發生的虧損，最長結轉年限由5年延長至8年的公告，各地也相繼出臺了對小微企業施救的政策。我們可以充分相信，疫情過後，國家還會出臺一些支持旅遊行業發展的利好政策，會有一些的針對旅遊企業和旅遊從業者的減負行動。

　　然而，應該清楚地認識到，政府對旅遊企業的施救的目標是保就業，而不是保企業。我們所處的社會經濟的環境不同於2003年，中國經濟下行的壓力，供給側改革、發展方式的轉變、新舊動能轉換、人口紅利的消失、金融去杠桿、中美貿易摩擦等多種影響，本次疫情的雪上加霜，極大地壓縮了國家對旅遊行業短期施救的政策空間。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利用有限的政策紅利，對旅遊企業的施救産生更大的效用，是當下一個重要的問題。

　　筆者認為，政府要充分發揮短期政策施救效應，應重點考慮三個問題。

　　1、要從旅遊産業鏈的構成來確定施救行業的重點。旅遊産業是以人的空間流動為核心的一個配置性行業，旅遊行業是有多種企業組成，旅行社、OTA平臺、航空公司、酒店、客運企業、旅遊演藝公司、景區、度假區、民宿等，按照不同的旅遊形態通過上下游企業的有機組合，形成不同的旅遊産業鏈。處於旅遊産業鏈的核心是旅行社、OTA平臺等那些從事客源組織的旅遊企業，這些旅遊企業是資源和客源的整合者，承擔著向産業鏈不同旅遊企業輸送客源的職能，是旅遊行業恢復及成長的關鍵性因素。只要這些企業頂住了疫情的衝擊，度過了難關，旅遊經濟的恢復便有了市場基礎，處於産業鏈中的航空公司、酒店、客運企業、旅遊演藝公司、景區、度假區、民宿，就有了客源的保證，就有了業務發展的保障。如果這些企業沒有頂住疫情的衝擊，形成了規模性的破産和倒閉，旅遊全行業的恢復便成為一個十分困難的事情。從這個意義上講，短期政策效應的重心應該放在對這些旅遊企業的施救上。

　　2、政府施救要圍繞著旅遊供給側改革的目標進行，推進旅遊行業高品質發展。疫情發生以來，不少的旅遊企業通過媒體發聲，期待政府出臺相應政策進行施救，並稱一、二個月企業就難以生存下去。在突發事件影響下，一個企業在很短的時間裏都難以生存，這樣的企業還有施救的必要嗎？從短期政策效用來説，政府施救不是救命，而是幫困，是幫助那些有品質、有生命力和免疫力的旅遊企業走出困境，獲得更大的、有品質的發展。優勝劣汰是經濟組織發展的基本生態法則，是一個領域、一個行業高品質發展的要求，對一個有品質的旅遊企業來説，在正常的市場環境下，要具有競爭力，在非正常的市場環境下，要有免疫力。如果我們的旅遊行業多數旅遊企業都具備了這兩種能力，旅遊整個行業就會形成一個高品質的發展態勢。就目前我國旅遊行業來説，同時具備這兩種能力的企業還是不多。我國四萬多家旅行社，不少的旅行社有的是長期沒有穩定的旅遊業務，有的是沒有收客渠道，有的是通過不正當業務經營獲得生意，是我國旅遊市場亂象的根源，對這類旅遊企業不僅不能施救，還要借助於這次疫情的衝擊，使這些企業退出市場，形成市場出清。近15年了，我國旅遊特別是國內旅遊的出境旅遊的高速發展，市場容量的持續擴展，使我國旅遊産業沒有一個有品質、有力度的産業調整，這是一個極不正常現象。産業規模在不斷擴大，産業素質在不斷下降，這種旅遊發展的格局，不利於我國旅遊産業高品質發展，這個結論，可以從近年來入境旅遊過夜人次以及外國人入境旅遊數量增長停滯得到印證。所以説，政府對旅遊企業的施救不能搞“一刀切”，要根據旅遊企業貢獻度、業務能力以及社會責任進行全面評價，分類施救，對那些國際具有競爭力和影響力的旅遊企業、旅遊産業龍頭企業、符合我國未來發展方向的旅遊企業以及代表旅遊新業態的旅遊企業要加大施救力度，以保證政府施救效果符合我國旅遊産業未來發展方向。

　　3、政府施救要根據不同旅遊企業的成本結構，有針對性進行政策細分，更大發揮政府施救的效用。旅遊行業中的不同旅遊企業，由於其業務特點不同，成本結構不同，疫情形成的困難，造成的影響也是不一樣的。對於一個負債相對少的旅行社，金融施救顯然不是類企業的重點，相反，它對社會保障施救更加關注。只有政策根據不同旅遊企業的經營狀況、業務特點和成本結構，有針對性政策施救，才會極大地發揮政府施救的政策效用。

　　第二，要重新考慮未來我國旅遊發展的長遠目標，下定決心將促進入境旅遊發展，作為“十四五”以及更長遠時期旅遊發展的重心，推動我國旅遊産業高品質發展。這次疫情的發生，無論是政府、行業、企業，還是管理者、經營者、學者，都在考慮一個問題，我國旅遊發展是不是符合旅遊發展的基本規律，我們的市場怎麼發展？我們的行業如何發展？同時，擺在我們當前的一個現實問題，疫情過後，旅遊市場恢復從何入手，政府政策的發力點放在什麼地方？ 不可否認的是，旅遊市場的恢復必然是從近距離的國內旅遊開始，但這是不是我們旅遊恢復重心呢？是不是政府發力的重點呢？顯然不是，如果我們還是按照傳統思路，去恢復旅遊市場，按老路子發展旅遊産業，那麼，這次疫情對旅遊的代價也就太大了。疫情的旅遊損失，只有通過旅遊領域深度改革和開放，才能得到有效的對衝。應該説，從2003年開始到現在，由於中國社會經濟的高速發展，人民對非物質性服務産品需求的增加，我國的旅遊發展的重心從入境旅遊轉向了國內旅遊和出境旅遊，特別是出境旅遊的增長速度更是驚人，近15年年均增長速度達到17%，2019年出境旅遊高達1.5億人次，這種發展速度在世界上都是十分罕見的。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旅遊需求，包括出境旅遊需求無可厚非，因為這不僅是市場的選擇的結果，也是平衡國際貿易關係的有效方法。然而，對於一個國家來説，發展旅遊的重心是入境旅遊，而不是出境旅遊。促進入境旅遊發展是世界上多數國家的旅遊基本國策。從2005年起日本提出的觀光立國的基本國策，將入境旅遊發展作為旅遊發展的重中之重，出臺了多項政策推動入境旅遊發展，這與上世紀80年代，日本在國際貿易順差影響下，為平衡國際貿易，大力推動出境旅遊發展形成了明顯的對照。有人説，通過出境旅遊的規模化發展，可以進一步擴大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增強我國在國際社會的話語權。這種認識是存在偏差的。一個國家規模化的出境旅遊，只能表現為國際社會對客源國經濟的認同，但不並表現對你的文化的認同。而入境旅遊規模化的發展，則從一個側面表現出國際社會對一個國家的文化認同。這次突發的疫情，各國對中國的表現充分説明瞭這一點。平時，世界各國為了獲得你的客源，對中國護照不是免簽，就是落地簽，提供更多旅遊便利化，擴大中國的出境旅遊市場，推動本國經濟的發展，當你發生疫情時，儘管世界衛生組織不建議對中國實行旅行限制，但多數國家採取了十分嚴格的入境政策，中斷航線、關閉海關，限制中國公民入境。這些國家的做法，從疫情防控，保護本國人民的健康出發，是可以理解的，但有的國家對持有中國護照從國外回中國，在第三國機場轉機都不允許，就難以理解了，這與平時對中國護照的態度形成了明顯反差。

　　國內旅遊是國家旅遊發展的根，入境旅遊是國家旅遊發展的魂。發展入境旅遊，擴大入境旅遊規模，不僅可以對衝貨物貿易出口增速下降的影響，平衡出境旅遊外匯收支，提升國際社會對我國文化的認同，更重要的是，借助於入境旅遊發展的需要，來推動我國旅遊更深一步的改革和更進一步的開放，推進我國旅遊高品質發展。如果我們將入境旅遊作為旅遊發展的重心，利用10年時間的有效的發展，使中國旅遊産業成為世界最具競爭力的産業，使中國成為世界最具影響力的旅遊目的地國家。

　　促進入境旅遊發展，當前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要構建起完整的入境旅遊的産業鏈，二是要完善入境旅遊便利化體系；前者是技術性問題，後者是改革開放問題，兩者缺一不可。近年來，由於國內旅遊和出境旅遊需求的快速增長，使我們對入境旅遊重視程度大大降低，做入境旅遊業務的企業少了，隊伍散了，産業鏈斷了。我國每年兩次國際旅遊交易會，實際上成了國內旅遊和出境旅遊的交易會，各國來的旅遊經營商絕大多數是做中國出境旅遊業務的代理商和供應商，很少有做中國入境旅遊業務的旅遊經營商，這種現象與世界各國的旅遊交易會形成顯明的對照。世界有競爭力和影響力的大的旅遊經營商很少做中國入境旅遊業務，中國旅遊線路産品和旅遊目的地還沒有進入世界旅遊的前列。我們知道，旅遊發展是借助於兩類資源的，一個是文化資源，一個是自然資源，從文化資源來説，我國歷史悠久，文化燦爛，形態多樣，從自然資源來説，我國地理形態和氣候類型齊全，擁有的世界文化遺産和自然遺産位居世界第一，豐富的旅遊資源可以組合成多種具有吸引力和競爭力的旅遊産品，理應成為世界旅遊的高地，理應成為世界入境旅遊的大國。然而，與豐富旅遊資源相對應，我國的入境過夜旅遊人次和外國人入境過夜旅遊人次，還處在一個比較低的水準上，特別是外國人入境過夜旅遊人次低於日本，低於泰國，世界排位10名之後。這是極不正常的現象。

　　促進入境旅遊發展，除了構建完整的入境旅遊産業鏈，大力開發符合國際旅遊市場需要的精品旅遊線路，高品質國際旅遊目的地之外，完善入境旅遊便利化體系是關鍵。當前，制約我國入境旅遊發展的主要是便利化問題，簽證的便利化、支付的便利化和網絡的便利化。旅遊主管部門要協同外交部門、金融機構和網信辦以及相關部門，在保證國家安全的前提下，就以上涉及入境旅遊的三個便利化問題，提出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旅遊主管部門要圍繞提升入境過夜旅遊人次和外國人入境過夜旅遊人次這兩個主要指標，制定相應的促進入境旅遊發展辦法，管理機制與管理制度，從而推動我國入境旅遊規模化發展。

　　第三，下大力氣加強旅遊的國際與國內推廣力度，提升我國旅遊的全球吸引力和影響力。這次疫情，對我國旅遊是一場危機事件，不能僅靠市場自然力量，來恢復旅遊市場，穩定旅遊經濟，而是按照危機處置機制，從國家層面，加大旅遊推廣的力度。為此，建議文化和旅遊部成立國家旅遊推廣局，全面負責旅遊推廣工作。國家旅遊推廣局可以匯同中國旅遊協會、中國旅遊集團、大的OTA平臺組織、航空公司、全國各省市文化和旅遊廳（局）研究國內旅遊和入境旅遊推廣實施方案，在國內和國際上形成一系列的旅遊行銷活動和旅遊推廣活動。比如在國際上可以以“認識中國”這個主題為重心，在世界主要旅遊客源國實施旅遊推廣活動，在國內可以“認識祖國”的主題，在全國主要客源地實施國內旅遊推廣活動。通過國家層面的旅遊行銷，提升中國旅遊的形象和世界影響力。

　　第四，要調整旅遊供給體系建設的基本思路，以“+旅遊”而不是“旅遊+”的方式推進旅遊供給體系的建設。這次疫情的發生，對旅遊企業的衝擊是嚴重的，特別是對那些單一旅遊市場為主的企業更是如此。旅遊産業的脆弱性決定了企業的投資與經營必須是多市場、多領域的組合，不能將其經營的業務限制于某個領域或者某個市場之內。在旅遊領域，除了少數旅遊企業，如景區、酒店之外，多數旅遊企業在其業務發展中不應該僅僅限于旅遊，還應該尋求新的消費市場，來增強企業市場抗風險能力。也就是説，我國的旅遊供給體系的建設，不以單一旅遊功能的旅遊+，而是以多功能的“+旅遊”方式進行推進。文化+旅遊，鄉村+旅遊，工業+旅遊，商業+旅遊，醫療+旅遊，體育+旅遊，健康+旅遊，教育+旅遊，這樣旅遊供給建設推進方式，不僅可以實現相關産業與旅遊消費的有機融合，也可增強旅遊企業抗風險能力。

　　第五，要重新認識文化與旅遊各自的特殊性，推動旅遊産業向“大旅遊”産業發展。文化和旅遊部組建以來，在推動旅遊與文化的融合方面有了大的進展，對提升我國旅遊産品品質以及我國在世界旅遊市場的影響力有著重要作用。文化與旅遊融合一個重要影響，就是全國各地對建設有文化目的的旅遊體系重視起來了。可以説，文化旅遊是國際旅遊的重心，世界入境旅遊發達的國家都對文化旅遊開發與建設高度重視，法國、美國、日本更是如此。應該注意的是，文化與旅遊的融合主要表現在文化旅遊這個層面上，不應將其無限擴大，用文化旅游來替代旅遊的全部。在旅遊領域，有一個不好的現象，文旅這個詞成了旅遊的代表詞，一説旅遊問題就是文旅問題，甚至將旅遊管理、旅遊統計和旅遊制度，都轉成了文旅管理、文旅統計和文旅制度。文化與旅遊既有聯繫，也有不同，文化有文化的規律，旅遊有旅遊的規律，兩者都有事業屬性和産業屬性，旅遊的産業屬性更為強烈。從旅遊發展規律來説，旅遊不僅是文化旅遊，體育旅遊、度假旅遊、研學旅遊、康養旅遊、技術性旅遊、休閒旅遊、商業旅遊都是重要的旅遊形態。如果一味地強調文旅融合，將極大地限制了旅遊的發展，限制了旅遊與相關産業的融合，其結果使我國旅遊走向“小旅遊”發展的境地。因此，在未來旅遊發展中，我們要尊重旅遊發展的基本規律，基本原理，在推動文化與旅遊融合的同時，加大旅遊與相關産業和領域的融合發展的力度，提升中國旅遊服務的能量，提升旅遊對我國經濟發展的貢獻力，對相關産業發展拉動力，對社會發展的影響力。

　　專家簡介：

　　張輝

　　世界旅遊城市聯合會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北京交通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旅遊經濟理論與産業發展戰略研究。

　　來源：人民日報客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