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虹 張雷：白居易遺愛在九江

　　白居易遺愛在九江

　　朱 虹 張 雷

　　（白居易畫像）

　　一支潯陽琵琶曲，佔盡天涯無限淚。唐朝大詩人白居易創作的長詩《琵琶行》，情詞兼美，情景交融，情樂並茂，被譽為“古今長歌第一”。詩中“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觸動古今中外無數愁腸。不僅在當時“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即使在今天，也仍然擁有強大的藝術生命力。句尾“江州司馬青衫濕”更是將古代的江州郡，也就是今日的九江市，推到了時人視線焦點中，為千萬人所誦。

　　不過江西人看《琵琶行》，真有點又愛又恨。既自得于這一段千古留名的風雅紀事，發生在九江，發生在江西人引以為豪的大江大湖之上，又對詩中“住近湓江地低濕，黃蘆苦竹繞宅生”的地理環境，和“潯陽地僻無音樂”“嘔啞嘲哳難為聽”生活品質的評價心生芥蒂。

　　其實大可不必，白居易謫居九江的這段時期（815——819），頭尾算上是5年，實際居住時間為3年5個月左右，江西山水與九江風物給他烙下了深深的印記，是他較為順遂的官宦生涯裏極為特殊的經歷，也是他人生關鍵的轉折期。

　　白居易留下了約3000多首詩作，與九江相關的高達370多篇，佔生平創作的十分之一強，遠遠超過他外放在忠州蘇州杭州期間的總和。其中，更有《琵琶行》《與元九書》《廬山草堂記》這樣重量級的代表作。可以説，貶謫九江的日子，讓白居易的政治觀、人生觀、文學觀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特別是他的文學創作，文學評論家素來將被貶江州作為他創作歷程的分水嶺。

　　白居易為何被貶九江

　　他在九江做了什麼

　　他又給九江留下了什麼

　　這三個問題是今天我們關注白居易

　　作為江州司馬的這一段歷史

　　從心而發的追問

　　一、非賢非愚非智慧，不貴不富不賤貧——樂天其人

　　（白居易畫像）

　　白居易（772——846），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又號醉吟先生，是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代表作有《長恨歌》《琵琶行》等。白居易所處的年代為安史之亂後的中唐時期，其時藩鎮割據、宦官弄權、朋黨傾軋，期間雖有過“中興”的希望，但是旋即破滅，難挽頹勢。白居易的文學創作既是這一歷史時期的真實映照，也是他作為一個憂國憂民的有識之士個體生命的思考和記錄。他與元稹共同倡導“救濟人病，裨補時闕”的新樂府運動，他“無題不能入詩”的豐富著述，他關心時事也觀照身心的閒適詩想，他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的詩作，為他贏得“詩魔”和“詩王”的頭銜，與李白、杜甫共尊為唐代三大詩人。

　　白居易祖籍山西太原，到其曾祖父時遷居下邽，生於河南新鄭。白居易的家族是“世敦儒業”的官宦之家，祖父（鞏縣縣令）和父親（襄州別駕）官階雖不高，卻極為注重文化教養。

　　白居易少時正值藩鎮之亂，為避戰亂，寓居宿州符離（今安徽宿州符離鎮），在那裏度過了童年時光。由於北方戰亂頻繁，他從十一二歲起到吳越一帶避難，奔走南北，對社會現實和民生疾苦有深切的體察。白居易十五歲開始發憤讀書，非常刻苦，讀書讀到“口舌成瘡，手肘成胝”。相傳他16歲就寫出了“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的名句，卻囿于家境困窘，遲遲不能參加科舉，直到799年在安徽宣州參加鄉試，得到宣歙觀察使崔衍推舉，才得以進長安應進士試。次年便以第四名的成績進士及第，躊躇滿志，揮筆寫下了“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803年，他又考中了朝廷吏部的書判拔萃科，授秘書省校書郎，從此步入仕途。

　　白居易作為一個朝中無親故，以進士出身的寒門庶族，他的仕途和李白杜甫甚至同時代詩人相比，可算順遂，以正三品的刑部尚書退休，晚年閒居洛陽，75歲病逝。他在生前就已盛名稱天下，冠蓋滿京華。

　　白居易以“樂天知命，閒適身心”自詡，“非賢非愚非智慧，不貴不富不賤貧”，後世評論白居易的這種閒適官宦生涯，是在被貶江州之後，他深思熟慮創造性地採取“吏隱”的人生態度而謀求得到的。

　　那他為何被貶江州呢？

　　二、昔為京洛聲華客，今作江湖潦倒翁——被貶江州

　　元和十年（815年），白居易在長安任太子左讚善大夫，這個職位掌傳令、諷諫、讚禮儀、教授諸郡王（指太子之子）經籍，一個與權力中樞頗有距離的官職，對於曾任左拾遺官職的白居易來説，這個職位是皇帝對他的一種訓誡。

　　元和十年是中唐一個特別的時期，首先這一年發生了有名的“二王八司馬”事件：以王叔文、王伾為首，主張打擊宦官勢力的新政，僅僅持續了146天就宣告失敗，他們麾下的八名幹將柳宗元﹑劉禹錫等人俱被貶為州司馬。七天之後，白居易的摯友元稹被貶通州（四川達縣）。

　　白居易雖然沒有直接參與新政，但是他任左拾遺期間，以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對朝廷各項政策的不足進行勸諫，還創作大量諷喻詩，矛頭直指權貴、宦官和藩鎮，埋下禍根。他自述“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聞《樂遊原》，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與元九書》）。

　　（唐憲宗畫像）

　　權貴近臣們惱恨白居易，而一直喜愛白居易才情因而破格提拔他的唐憲宗，也因為白居易幾次直言勸諫，對他有所不滿。《新唐書》和《舊唐書》都記載了唐憲宗對旁人怨言，白居易這小子是朕親自提拔的，可他居然對我無禮，我必要斥責于他。幸虧當時翰林承旨李絳在旁，他和白居易交情不錯，婉言勸解，唐憲宗才沒有發作，但從此有意將白居易調離諫官的職位。

　　810年白居易左拾遺任滿，唐憲宗借著給他升職的名義，讓白居易調為京兆府戶曹參軍。第二年白居易的母親去世，他回下邽服喪，離開了權力中樞，也離開了皇帝的寵眷。814年，白居易三年服喪期滿後回到長安，只謀得了太子左讚善大夫這個職位，這是皇帝的屬意。

　　元和十年6月3日，“二王八司馬”事件僅數月之後，一件亙古未有的大事轟動朝野：當朝宰相武元衡在上朝路上被刺客殺害，刑部侍郎裴度重傷。據説刺客還到處撒傳單“勿急捕我，我先殺汝”，囂張至極。驚天血案一齣，百姓大駭，人心惶惶，這兩位都是朝中主張對藩鎮用兵的主戰派，如果反應不當，恐怕朝廷對淮西藩鎮的政事會有變故。

　　白居易雖不再任諫官，但他一直關注時局，憂心朝事，認為“朝廷有非常事”時自己有責任發聲，他也知道一旦出頭必有不妥，但是他自問“謂之忠，謂之憤，亦無愧矣！謂之妄，謂之狂，又敢逃乎？”他第一個上疏要求急捕兇手，以雪國恥。結果被斥為“越位”，“宮官非諫職，不當先諫官言事”，説諫官御史還沒有論請，讚善大夫“何憂國之深也”，於是“奏表為江州刺史”，這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了。

　　這還不夠，被白居易的詩歌針砭得體無完膚的權貴近臣們紛紛射來暗箭，有攻擊他浮華無行的，有牽強附會説他母親看花落井身亡，他卻作《賞花》、《新井》詩，是為不孝的。真是“始得名于文章，終得罪于文章”。（《與元九書》）最後中書舍人王涯添上最後一塊石頭，説他行為不妥，“不宜治郡，追詔授江州司馬”。

　　三、天意君須會，人間要好詩——《琵琶行》的誕生

　　江州司馬是個什麼官職？

　　在唐代，對於江州這樣一個人口四萬以上的上州而言，設置了刺史（從三品）一名，別駕（從四品下）、長史（從五品上）、司馬（從五品下）各一人，餘下不提。白居易貶官前的太子左讚善大夫為正五品上，任江州司馬確實是貶了職。而且司馬這一個官職名為副職，行政上主管軍事民防，實際上由於中唐以後，地方藩鎮實力強大，刺史可以自行聘用幕僚，組建一套管理班子，所以長史和司馬都成了非領導職務，只相當於巡視員。白居易自敘“司馬之事盡去，唯員與俸在”“州民康，非司馬功，郡政壞，非司馬罪”“案牘來時唯署字”，唯一的工作就是簽字。

　　這是白居易人生的最低谷。唐朝規定，凡被貶謫的官員，詔書下達的隔日必須啟程，不許逗留，而且要“日弛十驛以上”，三十里一驛，一天要走三百里。

　　朝廷任職詔令下達第二天，白居易就匆匆離開長安，前往九江。他走得很狼狽，農曆八月初動身，十月初到達江州。

　　從長安到江州，順漢水而下，過襄陽、抵長江、到潯陽，旅途的後半段全是水路，江南多風雨，正值一年中秋風秋雨愁煞人的時節，他乘著小周船一葉，飄搖于江湖風波中。強烈的拋棄感、挫敗感、孤獨感、無力感和對前途未知的恐懼感，深深地纏繞著他，這一路上他寫了52首詩。

　　越不安越作詩，越不平越寫文，白居易以敏銳的思考和多情的咏嘆，與命運對抗，與自己精神中的負能量對抗。此時距離他寫出《琵琶行》還有一年時間，從創作的角度來説，《琵琶行》的胚芽已經孕育，但是還要等他到江州，等他安排好俗世的負累和牽掛，等江州的山水為他洗去風塵垢污，他不再逞強，不再激憤，世間的榮辱悲歡都不再攪亂他的心靈，那動人的詩情才會瓜熟蒂落，絕世而立。

　　白居易其實知道，就貶謫地而言，江州不差。

　　（九江市煙水亭）

　　江州（今九江市），距長安四千里，居長江中下游，《尚書•禹貢》記錄“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長江、漢江大水滔滔奔流向海，在“九江”眾流歸一，可見水勢之澎湃寬廣。秦始皇一統天下時，將包括今天的安徽、河南淮河以南地區、湖北東部、福建西北部和江西大部列為九江郡。西漢時為揚州柴桑，晉武帝司馬炎時劃為江州，又有湓口城之稱。到了白居易所在的唐朝元和年間，江州屬江南西道，據白居易同時代的《元和郡縣圖治》記錄，元和期間有戶籍17945戶約10萬人，在1000多萬人口的唐朝人口占比其實比今天還高。

　　江州治所在潯陽，世傳是西漢大將灌嬰于西元前201年所築。灌嬰是劉邦手下一員猛將，後來位及丞相，眼光開闊，他一口氣在江西築了南昌、九江、宜春、贛州等城市，可稱江西城建之鼻祖。他在潯陽還掘了一口井，為市井繁華築下了基礎，可見此處不凡。

　　九江為江西北大門，北臨長江，坐擁鄱陽湖，西北有漢江聯長安、通巴蜀，南面有唐初張九齡拓寬的大庾嶺商道可越閩禺，聯絡東西、貫通南北，是一個物資集散、移民匯聚的的水陸交通碼頭。南北朝以來受益於“衣冠南渡”“安史之亂”北方士庶舉族南遷，先進的中原文化和生生不息的勞動力注入，使得原本處於邊緣地帶的江南地區逐漸得到發展。

　　這裡“左匡廬，右江湖，士高氣清，富有佳境”（《江州司馬廳記》）“地少瘴癘，乃至蛇虺蚊蚋，雖有甚稀。湓魚頗肥，江酒極美。”（《與微之書》）還是陶淵明故里，有庾亮登過的高樓。山水滋潤，風景優勝，物産豐盛，再加上江州刺史崔能有禮有節，親自到江邊以朱輪車迎接白居易。長官的優待，司馬官職的閒散，白居易得到了一個較為優容的身心空間。

　　初到九江的三個月裏，閉門不出，藉口整理行李和詩稿。他在燈下檢點書箱，編撰文集，對自己的過往履歷、生平取捨、文學傾向進行深刻的剖析，並寫成《與元九書》，凝練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文學理論。他把眼光放大，可以審視人生際遇、宦途得失；他把視野放長，可以盤點文章千古、進退去留。他聽著潯陽江畔的浪濤，神思馳騁在曲折蜿蜒的大河之上，決定也將效倣河流的開泄轉向，從“志在兼濟”轉向“行在獨善”，他要從詩歌“美刺”的社會功利性，轉向更貼近人間與人民。

　　理清楚了亂麻般的思緒，白居易雖然情感上仍然無法釋懷，但是向來樂天的他，隨著春天一到，九江的山水、風物、人文都使他心神盪漾，興致勃發。他正當壯時，年紀在45左右，腿腳靈便，又是從政後第一次有足夠的閒暇可以遠遊，司馬一職的名頭在地方上還是響亮的。

　　白居易拄著他的紅藤杖，優遊九江山水名勝，“惟司馬綽綽可以從容于山水詩酒間，由是郡南樓山、北樓水、湓亭、百花亭、風篁、石岩、瀑布、廬宮、源潭洞、東西二林寺、泉石鬆雪，司馬盡有之矣”（《江州司馬廳記》），腳印遍及潯陽城內外，連不在江州範圍內的建昌區域也去了。他遊得很細，當時還沒開發的大林寺、北香爐峰等地他也登山遊覽了一番。再加上九江山水佳盛，高僧逸道文友傾情相招。如果碰上春秋佳日，天時地利人和，由不得白居易遊興和詩興大發了。

　　（白居易長詩《琵琶行》）

　　要問九江的山水對白居易的情緒産生了什麼樣的影響，我們應該誦讀《琵琶行》。細細去讀充盈著泠泠水氣和淼淼江浪的詩句，字裏行間浸透著江湖碼頭的生活氣息，來去倏忽的舟楫商戶，飄零和繁華並存、萍聚與離散伴生的人間世情。只有在九江的水邊才會産生這樣的相逢，只有在江邊深切生活過的敏感的心靈才能營造出這樣的意境，也只有擱淺在人生困境裏抽離出來的白居易，才能把握住似水光陰裏稍縱即逝的永恒的一瞬。

　　將《琵琶行》與白居易年輕時的成名作《長恨歌》稍作比較，更能體會到這首傳世之作的雋永魅力。《長恨歌》是一齣“好萊塢式”的大製作巨片，它以翻天覆地的“安史之亂”為背景，以風流帝王與絕佳美人驚世駭俗的愛情糾葛為主題，以三千粉黛和天下群雄為陪襯，場地布景豪奢華麗到糜爛，故事情節上天入地到離奇，其中更有香艷入骨的場面、驚天動地的廝殺和曠古爍今的悲劇結局，讓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詩句辭藻華麗如綴錦聯珠，摹情寫景儀態萬千，如盛唐一般氣象恢弘。

　　（陜西實景舞劇《長恨歌》）

　　《琵琶行》則去除一切華麗布景和離奇情節，一切戲劇俗套和繁複背景。一切都是極簡，簡單到了一幕劇，一個地點，兩個人物，其他都是虛寫，好像一道追光在茫茫江夜罩住了這條船，除此之外的世界化為虛無，浩瀚的時光裏只有江上兩條船的靠攏又分別，短暫的交織又相忘于江湖。這是一種哲學般的抽象，它的高明就在這裡。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語”，“大珠小珠落玉盤”，“幽咽泉流冰下難”，“銀瓶乍破水漿迸”，都是水的意象。“潯陽江頭夜送客”，“別時茫茫江浸月”，“唯見江心秋月白”，“繞船月明江水寒”，“移船相近邀相見”，“去來江口守空船”，所有的場景都緊扣住江夜。

　　這個江夜不是槳聲燈影裏流動脂粉香的秦淮河，沒有那麼喧鬧溫軟；不是二十四橋明月夜的瘦西湖，沒有那麼狹窄溫暖；不是“燭天燈火三更市，搖月旌旗萬里舟”的武昌，沒有那麼雄渾熱鬧，它有大江大湖的開闊又有偏居一隅的冷清，它充斥著南來北往的商旅，又有風平浪靜可以停泊數月的港灣。它是工匠商賈通行無礙的天堂，也是戀棧廟堂之士的天涯。

　　怎麼將這種與世相隔，尤其是和京都的繁華光明天壤之別的冷落感受表現出來呢？白居易選擇了音樂這個載體。

　　在孔子倡導的儒學正統體系中，音樂是可以“通政、治道、修身、養心”的君子素養，而唐朝有唐玄宗熱愛音樂並且親自教導三千梨園子弟，整個國家的音樂水準都是很高的。這也是白居易為什麼選擇用音樂來表述“貶謫之意”的一個原因，“大雅久不作，吾哀竟誰陳”的意思。以很久沒有聽到京都的琵琶演奏，來表達自己貶謫到偏遠之處以後，已經是個與世相隔、淪落天涯的落後分子了。

　　《琵琶行》更為打動人的原因，是詩人將自己的社會存在降到很低，將世間非常重要的倫理稀釋得很淡，人和人之間在這首詩裏幾乎沒有隔閡。社會階層的差異、貴賤身份的分別、主客賓朋的親疏，這個江夜裏都給人世間惺惺相惜讓位了。做官的白居易和嫁作商人婦的樂伎是平等的，他們的人生遭遇是平等的，他們的痛苦感情是平等的，他們的飄零命運是平等的，這太奇妙了。

　　(《琵琶行》配圖）

　　在《琵琶行》裏，送客的白居易原本“主人在馬客在船”，當琵琶女出現以後，“移船相近邀相見”“東舟西舫悄無言”這兩句詩顯示白居易也下馬上船了，他們都成了江夜上飄搖的人，拋棄了所有被疊加的社會屬性，坦誠相見。這才是這首詩最感人所在。當白居易脫去了所有的外殼，驟然一輕，他就會明白貶謫是一種社會屬性，政治理想也是一種外殼，都不是人生而有之的自然屬性。只有將自己坦誠到只剩下最基本的同情，才能明白這個道理。於是，那個瞬間，白居易終於釋然。

　　白居易通過《琵琶行》奏出了衝破自我囚困的最強音，脫去了被貶失意的沉枷，貶謫的負面情緒到達一個高潮後，開始回落。不愧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白居易，他承認了“有貶謫意”後終於掙脫出來，看看九江這個地方，看看身邊的山水，看看余生要行向何處。

　　他決心不再重蹈覆轍去追尋權力的遊戲，他需要一個新的理想，一個時時在朝堂之外逗引他的念頭，也是中國知識分子在朝堂之外追求的不二之選——隱居。

　　（廬山秀峰瀑布）

　　陶淵明的故鄉田園和墳墓，甚至門前的五柳他都懷著仰慕去瞻仰拜訪過了，道教與佛教的聖地之一廬山他也認認真真地遊覽過了，他開始思考自己的隱居理想該如何施行，是像陶淵明一樣辭官回故鄉歸田園居，還是像王維買下輞川別居一樣在莊園裏休憩？

　　迷茫中，廬山給了他靈感。廬山又名匡廬，傳説在殷周時有異人匡氏兄弟隱居山中，依岩結廬而得名。

　　是不是可以效倣前人，在廬山建一座草堂呢？

　　四、匡廬便是逃名地，司馬仍為送老官——流連廬山

　　白居易對建房子有一種執念。

　　關於白居易早年的成名作《賦得古原草送別》，江湖上一直流傳著一個廣為人知的故事。彼時白居易還是籍籍無名的赴考少年，少不得到處向大人物投帖干謁以求評鑒。文壇名宿顧況展卷一看帖上“白居易”的名字，就幽了一默：“長安物價正貴，恐怕居不易！”再往下看，首篇就是“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不禁嘆賞：“能寫出如此的詩句，居亦易！”

　　故事只是故事，事實上一直到白居易貶謫九江，他還沒有擁有一座自己的房宅。他在《卜居》中感嘆説:“遊宦京都二十春,貧中無處可安貧。長羨蝸牛猶有舍,不如碩鼠解藏身。”少年時輾轉飄零，中年時宦海沉浮，白居易對於構成身心安適空間的房屋，一直有著非比尋常的渴望。他創作了超過160首以房屋空間為主題的詩文，這在整個唐代詩人裏都是罕見的。

　　（廬山草堂）

　　白居易在廬山營建草堂，既是源於政治理想破滅後，他想以構建理想中隱居之所的方式，來重新構建自己的信仰，就像陶淵明創造桃花源，柏拉圖描繪烏托邦。還有一種重要的原因是廬山的風景，完全符合他的理想。

　　白居易對廬山一見鍾情，簡直是宿命般的相遇。他在給元稹的信裏描述這種心動“仆去年秋始遊廬山，到東西二林間香爐峰下，見雲水泉石，勝絕第一，愛不能舍。因置草堂……每一獨往，動彌旬日。平生所好者，盡在其中。不唯忘歸，可以終老。”他評價廬山的雲水泉石以壓倒性優勢勝絕第一，他平生所喜好的景物這裡全都有，不僅使人流連忘返，而且想終老此地。

　　從第一次上廬山，也就是寫出《琵琶行》的816年，白居易就在詩中時時透露出要在廬山建草堂的想法“或擬廬山下，來春結草堂”“擬近東林寺，溪邊結一廬”。來年春天，他果然在東林寺與西林寺之間，香爐峰的北面和遺愛寺的西邊，營建了廬山草堂。

　　在白居易寫的《草堂記》裏，我們知道這座草堂大至營建位置、風水陰陽、房屋結構、庭院景觀、建材用料，小到裝飾風格、傢具種類、器物擺放，他都親自設計安排，可以説廬山草堂就是白居易藝術審美和生活情趣的一種具體呈現，是他安放軀體和靈魂的聖殿，也是他對於朝堂和官署所代表社會功利的一種対立。他以返璞歸真的廬山草堂來對抗世俗道德的冠冕堂皇。這是一個“逃名地”，也是“別造一世界”。白居易在草堂居住身心泰然，“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頹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每次前往都要盤桓十數日，可謂是靈魂居所，白居易命名為遺愛草堂。

　　（毛澤東手書《長恨歌》）

　　草堂在春天落成，白居易在3月27日入住，4月9日他的文朋詩友以及東西二林寺長老等22位朋友前來慶賀，然後他們從草堂出發，賞桃花，登香爐峰，宿大林寺，身心怡悅。這一天白居易興奮不已，詩情勃發，他寫了《草堂記》《遊大林寺序》《香爐峰下新置草堂，即事咏懷，題于石上》等詩文，還隨口就作了一首千古流傳的絕句《遊大林寺桃花》：“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

　　這首詩看起來是即興口占，以通俗易懂的文字，描述了一個奇特的自然現象。它之所以跨越幾千年還讓人津津樂道的，不僅是妙手天成的語言，琅琅上口的韻律，還是短短28個字裏詩人精心營造的“山窮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轉折和關於“春歸何處”的設問解答。令人頗覺別有意味的是，為何偏偏是桃花，又為何與桃花的邂逅，類似于陶淵明筆下武陵漁人遇見桃花源？假如把“春”解釋為理想國，人間的芳菲已盡，廬山的桃花卻在盛開，人間的理想無處追尋，盛開著桃花的廬山是不是另一個桃花源，亂世裏“不知魏晉”的桃花源是不是另一種春天？

　　寫在慶賀白居易廬山草堂落成這一天的這首詩，大有深意。他從草堂出發遇見大林寺桃花的這個過程，這條路，和武陵漁人遇見桃花源的境界何其相近，不同的是，武陵漁人不懂得桃花源的可貴，而白居易懂得。白居易這一首吟咏大林寺桃花的詩，是對陶淵明的一次致敬，也是一種繼承。他經過營建廬山草堂，尋訪大林寺，無意間遇見錯過人間季節的桃花，完成了對貶謫這一人生重大挫折的接納、消化、沉澱和新生。於是，我們才能看見歷史上那個始終豁達的白樂天，那個用不一樣的視野和創作手法豪吐三千首的詩魔，那個無微不至無所不寫登上唐代文壇制高點的詩王。

　　（廬山花徑公園）

　　為了紀念這一天，人們將白居易遇見大林寺桃花的地方命名為“花徑”。今天南來北往的遊客慕名前來追尋白居易的詩蹤遺跡，走進廬山花徑公園，這裡花徑如故，草堂儼然，還能瞻仰到1930年出土的“花徑”石刻，據傳為白居易當年親書。由著名雕塑家王克慶雕刻的白居易塑像作吟咏狀，生動還原了時光片羽中，詩人驚艷于廬山春光之美的靈機一動。

　　五、我身雖歿心長在，暗施慈悲與後人——遺愛九江

　　元和十三年（818年），江州司馬白居易在九江住滿三年後，早年的好友崔群任宰相，在他的幫助下，白居易等來了一紙調任忠州刺史的詔書，這是他起復的信號。兩年後，提拔白居易為近臣又貶謫他到江州的唐憲宗去世，繼任的唐穆宗對白居易的文才十分仰慕，曾經一天之內三次下詔給白居易陞官。從此後白居易宦途平順，富貴終老。

　　白居易被貶九江時來得滿心不願，離開九江卻走得戀戀不捨。818年臘月得到任命，次年三月才啟程前往忠州。在九江的三年多，他編撰了文集，確立了將來的人生道路，嘗試了或淡泊質樸或浪漫飄逸、或言簡意深或率然成章的文風，認識了相交一生的朋友。在這裡他迎接了三個女兒的到來，又送走了如父般慈愛的長兄，悲欣交集，實難忘懷。還有廬山上的遺愛草堂，是他親手選址親手設計親手營建，此處不只是遺愛，還是他理想的遺蛻。臨走前白居易前往草堂告別，把詩文書稿交付東林寺長老，再三囑託代為照看草堂，並留下《別草堂三絕句》。他説“山色泉聲莫惆悵，三年官滿卻歸來”，他認為自己終將歸隱廬山，此去不過是暫別。

　　（九江東林寺）

　　長慶二年(822年)，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赴任途中特意到九江，上廬山，在草堂裏安歇一夜，又匆匆離去，他感嘆道“五年方暫至，一宿又須回”，不過“縱未長歸得，猶勝不到來”《題別遺愛草堂兼呈李十使君》，只住一晚也聊以安慰。這時他還認為自己會“不能成一事，贏得白頭歸《重題別遺愛草堂》”。

　　二十年後（835年），白居易一直和九江的朋友保持聯繫，先後兩次把編著《文集》交予東林寺收藏。三十年後(846年)，已近天年的白居易還唸唸不忘廬山草堂，夢想重遊：“三十年前草堂主，而今雖在鬢如絲。登山尋水應無力，不似江州司馬時。”

　　白居易遇上九江，九江以靈秀的山水浸潤滋養了落魄失意的詩人，詩人則報以傾心吐膽的錦繡詩文和一生難忘的眷戀。白居易遺愛九江，遺留下他根據夢中的家園而營造的詩意居所——廬山草堂，他追尋陶淵明筆下桃花源般的理想之路——花徑，他貫通音樂聖殿與人生共鳴的藝術絕響——《琵琶行》，他調動巧思慧眼記錄的世情百態——寫于九江的300多篇詩文，他生前身後以一己之力對九江文化産生的波瀾壯闊的影響力，應了他的詩“我身雖歿心長在，暗施慈悲與後人”。是慈悲亦是愛，如東林寺的鐘聲，至今仍迴響在九江的山水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