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在東西部扶貧協作和産業協作的大背景下，蘇陜協作架起了江蘇與陜西“攜手奔小康”的橋梁。在江蘇幹部入陜挂職工作的同時，每年也有大批陜西幹部到經濟更加發達的江蘇各地挂職，學習先進經驗。江蘇幹部北上助力陜西脫貧攻堅，陜西幹部南下學習發達地區發展模式。

　　蘇陜一家親，攜手奔小康。江蘇經濟高品質發展的密碼是什麼？江蘇發展過程中的成功經驗對我們的發展會有怎樣的啟示？我們該如何借鑒江蘇的成功經驗？帶著這兩個問題，我們邀請部分在江蘇挂職的陜西領導幹部，請他們談談這一年來的心得體會和感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們希望即將推出的系列文章能為陜西的追趕超越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鑒。

　　即日起，我們將陸續推送陜西在江蘇挂職幹部的文章，分享他們的學習心得，講述他們的挂職體會。

　　今年5月， “2020年中國縣域經濟百強榜”出爐後，許多人驚奇地發現，100個縣域中江蘇足足佔了四分之一，達25個之多。前五名中江蘇包攬了四個；前十名中江蘇佔了6個。高速發展的縣域經濟，正在成為江蘇經濟全面發展的一張“王牌”。

　　江蘇“霸屏”百強榜的背後，是近年來江蘇省經濟高品質發展的一個必然,也僅僅是江蘇高品質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2017年年底，黨的十九大閉幕一個多月後，習近平總書記首次到地方考察調研，第一站來到江蘇徐州，強調江蘇要走一條由高速增長轉向高品質發展的道路。2018年，江蘇地區生産總值率先超9萬億元，位居全國第二。以全國1.1%的國土、5.8%的人口，生産了10%的經濟總量，人均總量超過中等偏上國家收入水準。

　　當年年底，全國工商聯發佈的“2018中國民營企業500強”榜單中，江蘇有86家企業入圍，全國排第二。其中蘇寧控股集團和恒力集團兩家企業進入前十。

　　2019年江蘇經濟更是百尺竿頭更進一步：6.1%的增長數據，9.96萬億的地區生産總值，佔到了全國的十分之一，人均GDP達12.36萬元，穩居全國第一。其中地級市蘇州的GDP總量達到1.93萬億，距離2萬億大關僅一步之遙。按照世界銀行2018年對各國的GDP統計數據來看，江蘇一省2019年的經濟總量比肩澳大利亞和西班牙，超越墨西哥。

　　巨大經濟總量的背後，是江蘇近年來追求“強富美高”的步伐一直沒有停止。國家統計數據顯示，2014年至2018年江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一直高過廣東。2018年江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3.81萬元，高過廣東的3.58萬元。今年1月14日，江蘇省委書記婁勤儉在江蘇省政協十二屆三次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到，江蘇居民平均收入水準2019年已邁入“4萬元時代”。

　　江蘇近年來經濟高品質迅猛發展的另外一個指標，是其上市公司的絕對擁有量領先全國。截止2020年6月，江蘇共有439家企業在A股上市，該數量已遠超北京和上海。

　　作為一個面積不是很大，自然資源也並不豐富的省份，江蘇今天的經濟成績是如何取得的？江蘇經濟高品質發展的秘訣是什麼？江蘇的發展路徑對我們有怎樣的啟發？江蘇經濟高品質發展的經驗我們該如何學習借鑒？

　　也正是帶著這些疑問，我受陜西省委安排于2019年8月南下，到江蘇省發改委挂職學習工作一年。

　　挂職是方式，目的是學習。這一年中，我從一名旁觀者、局外人變成了江蘇建設的參與者和江蘇高品質發展的見證者。

　　就我個人體會感受而言，我認為江蘇經濟高品質發展對我們的啟示主要有以下六個方面：

　　啟示一，濃厚的營商文化是經濟高品質發展的內在動力，要持之以恒打造營商文化。

　　這一年中，我多次前往中國經濟最發達的蘇州、無錫、常州等地調研縣域經濟，也曾前往有“中國近代第一城”美譽的南通考察民營企業、股份制企業發展。幾乎每一次調研結束後，我的思想深處都會有深刻的體會——江蘇的經濟發展今天取得的成績，和這片土地上濃厚的營商文化環境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無論是對人才的高度吸納，還是國內外資本的聚集，抑或是高端製造業的先進。可以説，濃厚的營商文化環境，是江蘇這些年高品質發展的一個強大內在動力源。

　　所謂營商文化，説簡單點就是一種商業氛圍，包括全社會對商業的重視和熱愛，對實業的重視，對企業家的尊重。江南自古就是商貿重地，商業文化的傳承從未間斷。用現在的眼光看，營商文化就是優質的投資發展環境、濃厚的發展氛圍、高度的商業文明。站在我們執政黨的角度看這種營商文化，就是我們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的體現，只不過在江蘇已經滲透到每個人的骨子裏了。

　　正是因為長期以來形成的營商文化的積澱，才使得這裡自下而上形成了一種很慣性的創新思維意識和主動作為意識。與此同時，由於全民重視營商文化，所以這裡的企業無論是國有經濟還是民營經濟，都能最大程度的釋放活力。由於營商文化發達，加之地理位置特殊，使得江蘇長期以來形成了海納百川的大開放格局。

　　長三角地區的經濟發展充分説明，沒有好的營商文化支撐，一個地區就不可能持續發展。所以我認為，我們在下一步的發展中必須重視營商文化的打造和構建。營商文化這個“短板”必須補。只有營商文化和傳統文化並駕齊驅，我們才有可能更快的發展。文化是需要時間來沉澱的，我們需要從頂層設計做起，從營商環境的打造入手，從個人的觀念改起，破除抑商觀念，培育商業意識，積澱文化氛圍，構建商業文明。

　　啟示二，搶抓機遇、全面落實國家戰略和政策是經濟高品質發展的根本保證，要全面貫徹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

　　上世紀80年代末我在鄉鎮工作，當時也曾隨領導一起到江蘇無錫等地調研學習鄉鎮企業，我們的鄉鎮企業也是遍地開花。考察學習後我發現，我們的鄉鎮企業和江蘇之間是有差距，但差距不是很大。

　　差距的拉大是在90年代中後期，由於産權模糊、政企不分、市場需求等綜合原因，全國的鄉鎮企業發展都遇到了瓶頸。國家為了解決鄉鎮企業發展難題，大力開展以放開放活為主的“雙放”改革，全面推進鄉鎮企業改革轉型升級。我們的鄉鎮企業當時幾乎都“一刀切”的關門倒閉，而江蘇的做法是抓住國家政策機遇，政府主導組織讓他們通過政策轉型升級。轉型就是讓他們朝著可持續發展的産業轉變，升級則是讓他們朝民營企業、股份制企業改制。

　　今天的江蘇企業雲集，一些經濟發達的區縣甚至一個鄉鎮就有上千家企業，年産值上億的企業非常普遍。但如果你仔細研究會發現，其中有相當一部分都是當年的鄉鎮企業轉型和升級而來的。

　　當年鄉鎮企業的成功轉型，直接推動江蘇從一個農業大省快速發展為工業大省。這個機遇江蘇人、浙江人抓住了，我們錯失了。

　　善於抓機遇、能抓住機遇，江蘇的這一點讓許多外地來學習的幹部都很佩服。比如江蘇辦了一個網站叫“江蘇一帶一路網”，專門介紹和宣傳和“一帶一路”這個國家戰略有關的資訊。2014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江蘇視察時指出，“江蘇處於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交匯點上……”

　　習近平總書記的那次講話對江蘇影響很大，新華報業傳媒集團後來做了一個新媒體就叫“交匯點”，這個新媒體在江蘇深受幹部群眾認可。

　　江蘇意識到“一帶一路”是個大文章，所以我所挂職工作的江蘇省發改委有一個“一帶一路處”，專門負責和“一帶一路”有關的工作。

　　如果説“一帶一路”和“交匯點”放大了江蘇向東開放的優勢、做好了江蘇向西開放的文章，拓展了江蘇對內對外開放的新空間（習近平總書記的要求），那麼積極融入“長三角一體化”則讓江蘇的高品質發展迎來了更大的機遇。江蘇省委書記婁勤儉對於“長三角一體化”中的“長”，曾有一個獨到的見解，他認為既包括了“長三角”成員現有優勢的充分發揮，同時也包括潛在優勢的培育挖掘。

　　此外江蘇省委書記婁勤儉對江蘇在“長三角一體化”中的定位也很清晰，他説如果沒有上海的引領支撐，就不會有長三角的今天。所以今後江蘇在“長三角一體化”中將積極主動服務和支持上海發揮龍頭帶動作用，強化戰略協同、加強規劃對接，從而實現更高層次、更寬領域的合作共贏。

　　在緊緊抓住“長三角一體化”這個國家戰略的同時，江蘇給自己“長江經濟帶”中的定位和作用也非常明晰。“長江經濟帶”覆蓋了11個省市，江蘇給自己的定位是：利用良好的水運資源和完備的運輸網絡，加之科教領先、開放型經濟活躍的自身特點，讓自己不僅要成為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東方交匯地，同時也是深化改革的先鋒軍、創新驅動發展的示範區和區域協調發展的典範。

　　扎紮實實貫徹落實好國家戰略部署就是中央決策部署在江蘇政令暢通的體現，就是講政治、顧大局，就是“四個意識”的具體體現，這保證了江蘇高品質發展方向正確，行穩致遠，走在前列。如今，我們陜西也迎來了重大發展機遇，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品質發展列入國家戰略。今年4月底，習近平總書記來陜西考察時，提出陜西要在“推動經濟高品質發展”方面邁出更大步伐，希望能將陜西打造為內陸開放新高地；今年5月，國家層面出臺“有關新時代推進西部大開發新格局的指導意見”，這些都是我們的重大機遇。相信我們也一定能全面貫徹落實，取得令人矚目的成績。

　　啟示三，立足發展階段科學施策，是為經濟高品質發展累積基礎，要全面精準科學發展。

　　江蘇今天的經濟強也不是一年兩年形成的，而是經過了不同的發展階段。第一階段為上世紀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的“農轉工”階段，也就是我們所説的鄉鎮企業崛起階段。鄉鎮企業發展最快的1984年，全江蘇省鄉鎮工業的總産值就突破了200億。1988年，華西村一個村子的集體資産就達到了一個億。

　　有人説是“蘇南模式”催生了鄉鎮企業，也有人説是鄉鎮企業成就了“蘇南模式”。可以肯定的是，江蘇人在那個時代就已經意識到了發展企業的重要性和工業的重要性。後來鄉鎮企業發展在全國遇到了瓶頸，江蘇抓住機遇、利用國家開放搞活的政策對這些鄉鎮企業進行升級換代和股份制改造。集體資本大量退出，民營資本大量進入，從而迎來了一個民營經濟大發展的新時代。

　　江蘇的第二個階段為90年代開始的“內轉外”階段。其標誌性事件為1994年中共江蘇省第九次代表大會把“推進江蘇經濟國際化”作為江蘇跨世紀發展目標的三大戰略之一。蘇州和昆山就是在那個時期崛起的。

　　江蘇發展的第三個階段為“創新發展階段”，這個階段開始於2006年，當年全省提出要“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力促經濟結構優化調整，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為了將創新打造成為江蘇的一張世界名片，2011年江蘇省召開“實施創新驅動戰略大會”，全面部署創新型省份建設目標任務。有名的“創新40條”、“人才26條”都是在這個階段出臺並實施的。

　　創新讓江蘇的經濟發展可謂如虎添翼，徐工集團、恒瑞醫藥等一大批帶著“中國製造”烙印的企業開始紛紛走進世界市場。創新讓江蘇的高新企業由原來的5200家增加到1.8萬多家，新材料、環保等産業的比重和規模居於全國前列。“創新”目標的提出和實施，使得江蘇已經成為全國創新能力最強、創新成果最多、創新氛圍最濃的省份之一。

　　2018年，遵照黨的十九大有關新時期發展目標的部署，江蘇開始全面進入到“高品質發展階段”。 “高品質發展”提出雖然只有短短兩年時間，但于江蘇而言成效卻非常明顯，比如經濟運行穩中有進，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品質效益穩步提升，三大攻堅戰進展積極。

　　如今的江蘇，已經進入了後工業化時期。日常和江蘇領導幹部交流，他們認為“高品質發展走在前列，為現代化探路”是習近平總書記交給江蘇的任務，也是江蘇未來發展的時代定位。

　　從江蘇發展階段來看，每一個階段都能抓住機遇，精準科學施策，所以每個階段任務完成的都很好，保證了江蘇經濟的可持續，為高品質發展奠定了基礎，催生了質變。

　　站在江蘇看陜西，我們仍處在工業化的中期，初級階段的任務還未全面完成。貫徹落實好習近平總書記的兩次要求，緊扣陜西發展歷史階段，按照“三個經濟”的部署，精準施策，追趕超越，是我們重大而緊迫的任務。

　　啟示四，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項目為王，是經濟高品質發展的核心支撐，要堅定不移抓項目。

　　在江蘇挂職工作這一年，我一個最大的感受就是這個地區從上到下都在抓經濟建設、都在抓項目、大抓項目。有江蘇幹部告訴我，改革開放40年來，江蘇經濟總量之所以能增長超過100倍，就是因為他們幾十年來始終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江蘇抓經濟建設、抓項目給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江蘇省每年都會有200個左右的重大項目分配給省級領導來包抓聯繫，每一個項目都會成立一個工作專班協調跟進和服務。領導每年至少兩次專題協調所掛鉤聯繫的重大項目、解決問題，保障項目順利推進。

　　以項目為王抓發展，江蘇幹部把它形象地稱之為項目經濟。我理解，所謂項目經濟簡單來説就是以投資來推動産業內外循環，以建設為核心手段來聚合要素裂變，以項目為主要載體來集成放大成效的一种經濟發展形態和模式。

　　江蘇這些年始終堅持項目為王的理念，發展項目經濟從未放鬆。幾十年來，一以貫之抓大項目、大抓項目已經成為全省幹部的共識，項目已經成為各市縣之間你追我趕、比拼爭先的重要標誌。江蘇近年來經濟高品質發展成績單的背後，本質上是一大批重大項目在做支撐。比如2019年全省固定資産投資當中，31個製造業行業中有9個實現兩位數字的增長，這與當年總投資9000億以上的省級以上400多個重大項目建設直接相關。從2019年設區市的情況來看，南京的成績很是引人矚目，2019年12月25日舉行的中共南京市第十四屆委員會第九次會議披露，2019年全年簽約項目計劃投資總額達1.6萬億，其中億元以上簽約項目1800個。即便是有了這樣的成績單，南京市依然不滿足，他們提出要把2020年作為“招商項目建設突破年”，同時也確定2020年為企業服務年，全力狠抓項目促發展。

　　今天的江蘇幾乎每個月都會有好幾個重大項目落地，項目經濟已經成成為江蘇經濟高品質發展的一個主力軍。

　　我有一次去江蘇省領導處彙報工作，他給我談到説江蘇這幾年為抓項目出臺了許多政策文件，最有名的就是省市縣聯動機制。也就是説，招大商、引大資和實施大項目不僅僅是某一級政府、某一個地區的事，而是事關全局、全域。縣上能力達不到市上給予協助，市上條件不成熟省上出手相助，在這樣的靈活機制下和大環境下，就沒有招不來的大商，沒有實施不了的大項目。

　　江蘇經濟有今天的強大，和他們持之以恒抓經濟、項目為王抓落地的幹勁是分不開的。所以下一步我們也要扭住項目不放鬆，持之以恒抓發展，要堅持不懈地圍繞發展抓項目，聚焦項目抓落地，保障環境促實效。從而形成你追我趕、競相發展的火熱局面。

　　此外我們還必須要堅持不懈地開展主要領導親自抓招商，省市縣聯動促項目，充分調動各級招商幹部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所有工作必須都圍繞經濟發展、聚焦項目建設，從招大商、引大資入手，創造寬鬆環境，抓大項目、大抓項目。

　　啟示五，幹部和人才是經濟高品質發展的核心要素，要以人才為本強保障。

　　在江蘇工作的日子裏，隨我一起來挂職的陜西同事經常私下討論説，江蘇幹部的作風很紮實，狀態普遍非常好，基本上每個人對工作都充滿了激情，都希望比別人幹的好。江蘇人自己説，江蘇的經濟發展之所以取得如此成效，幹部是核心因素，他們稱之為“幹部經濟”。大家對江蘇幹部的這種狀態都非常好奇：江蘇幹部的自覺性和執行力怎麼這麼強？

　　我了解這一方面是和工作環境、包括待遇有關，另一個方面和已經形成的服務發展的行為習慣有關。關於如何服務發展經濟，江蘇省職能部門從理念到思路規劃，從政策舉措到落地服務都有一套很成熟的運作流程。無論是體制內還是體制外，全社會都在高效率運轉。在這個流程當中，如果某一個環節出了問題，影響了整體結果，大家都會譴責，令他抬不起頭。所以大家都很努力，也非常享受這種努力付出之後，所帶來的經濟發展成果。我去昆山專門就服務企業與當地發改部門負責人談，她説：“服務企業，幫助解決困難問題，我們覺得是天經地義的事情，沒有應該不應該的想法”。

　　關於幹部，我在江蘇還發現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幹部們都喜歡去基層工作，都願意呆在縣上和街辦、甚至鄉鎮。除非是組織調整需要，否則很少有人主動願意到市裏、省裏來工作。

　　我曾私下問一位當地幹部原因，他説江蘇越往基層去幹部的待遇越好，工作也容易出成績。如此一來想幹事、能幹事的人都留在基層了，基層的工作也就不可能幹不起來。他還説，這和江蘇“三項機制”（鼓勵激勵、容錯糾錯、能上能下）落實的徹底有直接關係。

　　江蘇的縣域經濟非常發達，一個街辦、鄉鎮動不動就有幾百上千家企業，産值動輒上億、幾十億，這樣的“成就感”對於基層幹部而言非常有吸引力，當然就能留住人才。所以江蘇的這個現象也充分説明：基層要發展，必須留住人才。

　　人才問題是全國性的老話題。關於人才問題，江蘇給我印象最深的有兩件事。第一件是十九大代表、江蘇省張家港市金港鎮長江村黨委書記、長江潤發集團有限公司總裁鬱秋霞的觀點，她認為引進人才固然是關鍵，但比引入更重要的是用什麼機制、辦法留住人才。鬱秋霞還舉例説，高端人才、尤其是海歸人才他們是很看中待遇和房子這些物質上的東西，但這並不是最核心的問題。對於高端人才來説，相對於物質，他們更看中的是發展空間和人文關懷。正是因為如此，所以對人才的重視，在江蘇已經成了一種慣性和氛圍。

　　還有一件事對我刺激很大。2019年秋天我去昆山調研，和當地企業高管、上市公司老總座談時聽到他們談到一個發展思路為“東接上海、西連三線”。我當時就覺得很奇怪，“東接上海”這個很好理解，昆山和上海本來就是鄰居。可是“三線”大多數在西北啊，你們怎麼連。他們就告訴我，他們對接的主要是陜西一帶三線企業的技術和人才。

　　他們有人告訴我，自己就是從陜西走出來的，甚至還有人就是從我工作過的鳳縣走出來的。對此我起初很是吃驚，後來才知道原來這些人當年都是陜西一些三線企業的技術骨幹、工程師。而陜西有相當一部分三線企業是從上海等地遷過去的。後來內地的三線企業開始萎縮，一些“老上海”就想回上海，但由於上海戶籍制度過嚴回不去。就在這時候，和上海毗鄰的江蘇昆山就向他們主動伸出了橄欖枝，邀請他們來昆山落戶。

　　昆山距離上海很近，這些技術人員當然很樂意。於是這些人後來就大多選擇了留在昆山依靠自己的技術創業，據説有30多人在上市公司當起了老總、高管。

　　我當時聽到這個故事後很是鬱悶，這些人才當年要是能留在陜西創業多好啊。

　　為了招引人才、留住人才，江蘇可謂做足了功課。比如蘇州下轄的太倉市有一個西北工業大學長三角研究院。裏面的核心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大多數都來自西安、來自西工大。當年為了吸引西工大在太倉建研究院，太倉市直接斥資幾十個億，在太倉市環境最好的地段為西工大修建了研究院辦公樓。太倉市為什麼這樣做？目的很直接也很簡單，就是通過這個平臺吸引海內外的人才。

　　江蘇經濟的高品質發展告訴我們，幹部和人才同樣重要，缺一不可。要以人為本，營造幹事氛圍、激發幹事潛能，促使幹部各盡其能，從而促進經濟高品質發展

　　啟示六：高端高新産業的引領，是經濟高品質發展的戰略支撐，要盯住高端抓發展。

　　在江蘇的整個經濟發展佈局中，幾乎每一個地方都將高端高新産業作為他們核心技術産業來培育打造。日常招商引資中，高端高新技術産業往往也是首選。因為江蘇已經充分認識到，只有高端高新的産業，才能牽一髮而動全身，才能對整個地區經濟的發展起到引領作用。

　　今年6月中旬我去南京市江北新區調研，調研結束後就一個感受：這裡的高新技術産業太發達了。無論是“下一代互聯網國家工程中心南京創新中心”，還是“國家人類遺傳資源共享服務平臺江蘇創新中心”，這些項目都是世界領先的産業。

　　南京江北新區有一座基因大廈，“國家人類遺傳資源共享服務平臺江蘇創新中心”這個項目就在這座大廈中。中心的管理人員告訴我，這個中心是目前亞洲最大的有關人類基因研究機構。當年南京為了這個項目投資了4.1億人民幣，每年的維護費約2500萬。起初許多人都擔心這4.1億會有多大的産出。結果也就兩年時間，這個平臺上聚集的企業估值超過了300億人民幣。

　　以蘇州為例，2019年1至6月，蘇州高新技術産業産值總計7464.42億元，其中內資企業高新技術産業産值2339.57億元。

　　江蘇還有一個特點就是舍得對高新技術産業的研發進行投資。高投資必有高回報，有數據顯示，2015年，江蘇全社會對高新技術産業的研發投入就達1800億人民幣。而2015年，江蘇省的高新技術産業産值就超過6萬億元，佔當年規模以上工業總産值比重達40%。

　　最新數據顯示，2019年江蘇省有高新技術企業10689家，建成國家級高新技術特色産業基地162個。當年的江蘇省佔規模以上工業總産值中，高新技術企業産值佔到了44.4%。

　　依照江蘇省年初省政府工作報告的説法，今年江蘇將大力發展13個先進製造業集群，有6個要入圍全國先進製造業集群培育對象。與此同時，發展智慧工廠、智慧車間、工業互聯網平臺和標杆工廠都是江蘇對製造業高新化提出的具體要求。

　　我們陜西近幾年高端高新産業發展迅速，以三星半導體為代表先進製造業引領作用日益顯現，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一定也會走在前列。（作者係陜西省農業農村廳副廳長，現挂職江蘇省發展和改革委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