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絲綢之路與陸上絲綢之路交匯江蘇太倉

　　江蘇太倉樊村涇元代遺址考古成果首次公開亮相——海上絲綢之路與陸上絲綢之路交匯太倉

　　2017年12月29日至2018年1月28日，浙江省博物館舉辦“大元·倉——太倉樊村涇遺址出土文物展”跨年展，此次共展出該遺址出土的294件（組）文物。據悉，這是江蘇蘇州太倉樊村涇元代遺址最新考古成果的首次公開亮相。專家認為，該遺址是江南地區元代考古的重大發現，是太倉歷史上參與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歷史見證，為當下海上絲綢之路申遺增添重要證據，其發現與發掘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遺址發掘區域全景 資料圖片

　　青釉弦紋奩式爐 

　　點褐彩堆塑螭龍紋轉柄高足杯

　　太倉之名首見於宋郟亶《吳門水利書》，曰：“昆山之東，地名太倉，俗號岡身”，傳因春秋吳王置倉於此而得名。太倉春秋時屬吳地，秦屬會稽郡，三國吳時在此建倉屯糧，漸次發展。元代因外港劉家港開創漕糧海運而日益繁盛，一時番商雲集，外通高麗、琉球、日本等國，號稱“六國碼頭”“天下第一碼頭”。至正二年（1342）設立慶元市舶分司，元末築太倉城。明洪武初年設立黃渡市舶司，永樂至宣德年間，鄭和乙太倉和劉家港為起錨地和回航安泊之所，七下西洋，揭開了世界大航海時代的序幕。明末港口淤淺，海運遂衰，但留下了碑文、實物、著作等重要歷史性文物。

　　樊村涇元代遺址位於蘇州市太倉市城廂鎮樊涇村小區西側、上海西路北側、致和塘南岸，原為太倉市第一中學及居民區所用地塊。2016年1月中旬，太倉市樊涇河北延溝通工程施工，開挖河道取土時發現大量瓷片堆積，經實地踏勘，初步判斷此處存在一個以元代中晚期龍泉窯青瓷為主要遺物的大型遺址。據文獻記載，此處原有古河道樊村涇，且該遺址分佈樊村涇兩岸，主要文化內涵時代為元代，因此命名為樊村涇元代遺址。蘇州市考古研究所及太倉市博物館組成聯合考古隊，以古河道樊村涇為界，分為東、西兩區對擬建設開發範圍所涉及的遺址區域展開科學考古勘探及搶救性發掘工作。

　　樊村涇元代遺址考古隊現場執行領隊張志清告訴記者，自2016年1月至2017年12月，經過近兩年的搶救性考古發掘，遺址總發掘面積約13000平方米。遺址發現了元代中晚期大型院落基址及倉儲遺存、居住生活基址，且道路、水系完整，建築基址分佈有序，是江南地區考古的重大發現，填補了蘇南地區元代大型遺址的空白。

　　根據考古發掘情況來看，遺址出土遺物主要為精美龍泉窯青瓷器、瓷片，總量達150余噸，是目前除龍泉窯址考古之外規模最大的一處龍泉窯青瓷遺存，在全國範圍內都稱得上獨具特色，對補充元代龍泉窯青瓷標型器和建立元代龍泉窯青瓷標本庫具有重要學術價值。同時，樞府瓷、元青花殘片、青瓷（青白瓷）點褐彩器，是蘇南地區瓷器標本的重大發現，彌足珍貴，填補了蘇州地區文物館藏的空白。

　　蘇州市考古研究所所長張照根表示，此次遺址的發現最大意義在於驗證了太倉是海上絲綢之路與陸上絲綢之路的交會點。太倉在元代是一個港口城市，沒有大規模的制瓷手工業，而此次發掘出土的瓷器，95%以上器物沒有使用痕跡，佐證了樊村涇遺址出青瓷具有較為明顯的外銷屬性，大多可與韓國新安、遼寧綏中三道崗等沉船出水瓷器相印證，是元代太倉港參與海上絲綢之路貿易的實物證據，為太倉對接“一帶一路”以及海上絲綢之路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具有重要科研、歷史價值。

　　太倉樊涇村元代遺址發掘得到了各級主管部門和專家們的高度關注。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宋新潮認為，太倉應當以此為契機，樹立“城市考古”理念，將已發現的相關遺跡點有機串聯起來，注重太倉元、明兩代特色海運貿易文化的發掘，對接“一帶一路”。對出土數以噸計的龍泉青瓷要耐心整理，努力以建立“元代龍泉窯青瓷標本中心”為方向，開展相關學術交流活動。故宮博物院研究員王光堯認為，樊村涇元代遺址是目前唯一能與港口直接對接的倉儲類遺存，遺址出土的瓷器器形紋樣與他在海外考察所見一模一樣，對研究元代海外貿易和龍泉青瓷有重要學術價值，也將有力地提升太倉海運文化地位。

　　鋻於遺址具有極其重要的歷史和文物價值，太倉市政府初步計劃在遺址所處區域建設遺址公園、遺址博物館及配套歷史文化街區，希冀在對遺址全面保護的同時，使其歷史價值和社會效益均得到充分發揮，讓公眾能夠走近遺址，感受古今變遷，了解更多太倉參與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

　　《光明日報》（ 2018年01月11日 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