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破解關閉礦山修復難題 重慶首創“代為修複製” “我們真的用綠水青山換回了金山銀山”

圖①:合川打石灣礦區曾經是一處佔地數百畝的巨大礦坑,亂石嶙峋、寸草不生。但隨著礦山企業在多方推動下進行礦山修復後,昔日礦坑被填平,綠草、灌木和小樹苗均已成活。

圖②:檢察官在金九礦山成品礦石堆積區走訪。(本欄圖片均由受訪者提供)
8月6日,一個不起眼的工程中標結果在重慶市政府官網公示。
這個名為“合川區長江經濟帶廢棄露天礦山地質環境治理恢復與土地復墾項目”的中標結果公示,被業內人士視為合川區歷史上首次針對礦山修復責任人滅失的礦山拉開了修復治理的帷幕。
更引人注目的是,此次礦山修復治理所採用的“代為修復”、修復資金“墊付制”和“追繳制”等方式,在全國都具有開創性,並從根源上破解了歷史遺留礦山、無主礦山等全國性礦山的修復難題。
這一切,均源於兩年前的一次危機。
中央掛牌督辦案的壓力
2018年5月7日,國家生態環境部印發《關於對安徽省、湖南省、重慶市的7起長江生態環境違法案件掛牌督辦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
《通知》第七條明確,對重慶市合川區長江岸邊某公司生産過程中産生巨大礦坑的生態環境違法案件,由國家生態環境部掛牌督辦。
一週前的2018年4月30日,重慶市第九環境保護督察組完成合川區環保集中督察後,嚴厲指出該區“非煤礦山復綠工作滯後,3個礦山未按期完成環境恢復治理。”
一週內,市級和中央部委對合川區礦坑問題先後亮出紅燈,該地置於風口浪尖。
“《通知》下發三天后,區裏召開緊急會議。”合川區規劃和自然資源局副局長廖加新三天來承受的重壓,在此次會議上達到峰值。
2018年5月10日召開的這場整改工作部署會,合川區黨委、政府、相關部門、街鎮幾乎全員參會。會議基調凝重而嚴厲,會上嚴令不僅要徹底整改掛牌督辦案件,還必須舉一反三。
“自那天開始,兩年來我基本沒睡過安穩覺。”廖加新直言。
“我們要解決世界性難題?”
讓廖加新“睡不了安穩覺”的工作極為棘手:督促涉事礦山徹底整改修復。
棘手之處在於,這是一個綿延數千年的歷史性難題。
中國近代地質學奠基人之一章鴻釗先生曾表示:“自有天地以來即有礦,亦自有生民以來即用礦。”《周禮·地官》中已出現“卝人”,“卝”即古體的“礦”字。
與悠久的採礦史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包括我國在內的世界範圍內對礦山修復的制度建設起步較晚。
遲至1979年,我國才頒布首部《環境保護法(試行)》。30年後的2009年,原國土資源部才制定《礦山地質環境保護規定》(以下簡稱《規定》)。
《規定》出臺的2009年,全國113108座礦山中,採礦活動佔用或破壞土地面積238.3萬公頃,佔礦區面積47%。
換言之,彼時全國範圍內這些“大地的傷疤”已廣泛存在。
“怎麼徹底整改?現代社會發展離不開礦業,沒法一關了之。”合川區地質環境監測站站長呂玉丹看著處處裸露的山岩心疼,看著因整改停駛的礦石運載車為難。
事實上,鹽井片區地名中的“鹽井”,就源自清朝乾隆五十年(1785年)開礦採鹽而得名。
數百年後的今天,當地礦産採掘企業已達74家,礦産品及衍生品産量每年以千萬噸計,當地已探明礦産儲量以億噸計。
更令呂玉丹為難的是這些礦山面臨的複雜情況。
以生産階段分,這些礦山分在産礦山和閉礦礦山;以所屬權分,又分有主礦山和無主礦山等;以礦山修復類別分,還分採礦廢棄地、廢石堆積地、尾礦廢棄地等。
礦山修復面臨的難題不單是合川區難題,也是全國性乃至世界性難題。世界各發達國家對礦山的修復也僅始於幾十年前。
“我們要解決世界性難題?”呂玉丹跟廖加新私下交流時,不留神冒出的話,讓兩人都陷入沉默。
千萬元種樹不見綠
合川區為礦坑修復密集調研、論證,重慶市檢察院一分院也在密切關注此事。
時值重慶市檢察院“保護長江母親河”專項行動啟動,加上一紙《通知》,令該院負責公益訴訟的檢察四部主任劉昌強數次赴當地調查,擬啟動公益訴訟。
“當地政府正全力開展督促治理工作,我們應給行政機關留足夠的整改時間和空間。”該院副檢察長周軍一席話,讓這場公益訴訟暫時延後。
彼時雖未與檢察機關正面接觸,但作為整改企業之一,重慶金九建材集團牛背脊礦山分公司(以下簡稱金九礦山)承受的壓力一分不少。
金九礦山須整改打石灣礦區。該礦區2013年閉礦,留下43萬立方米的碩大礦坑,亂石嶙峋,寸草不生。
“不斷接受各種調查,不斷參與各種整改會議,心情沉重。”金九礦山董事長靳樹勳逐漸意識到此次事件的嚴重性。
壓力下,靳樹勳發出緊急動員令:“不惜代價,整改復綠!”
該公司隨後調集礦山內36輛大型載重車,並另雇20輛載重車,一個月內搶運1.25萬車、25萬立方米土石方回填礦坑。僅此一項,耗資625萬元。
同時,該公司花38萬元買來4000公斤草籽和柳杉、黑松等苗木種下去。一個多月後檢查,所有植物死亡,連草都沒發芽。
靳樹勳大動肝火後親自督戰。公司再投40余萬元,追種柳杉、雲杉、黑松11500株,撒播草種3000公斤。但靳樹勳親自督戰種下的植物也全軍覆沒。
兩次碰壁,靳樹勳向園林單位諮詢,得到的答覆是:礦坑回填土石中含石灰石太多,植物難以存活。
靳樹勳咬牙再戰。公司再次調集數十台載重車運來1.1萬車、20萬立方米純土方回填礦坑,耗資360萬元。另投入46萬元改種9500余棵菜豆樹、撒播4000公斤草籽。
結果,草籽發芽率不足30%,此後陸續枯死,樹苗則基本未存活。
“喪失信心了。”無奈之下,靳樹勳乾脆花鉅資將礦山復綠工程外包給一家園林公司,只要求“包成活”。
但該公司連續補植4次樹苗無法成活後,連工程尾款都不要就撤場了。
四連敗!至此,金九礦山已“狂砸”1127萬元用於礦山復綠卻幾乎無成效。
更令靳樹勳不安的是,檢察機關在這個當口介入了。
訴前檢察建議帶來的壓力與轉機
2019年6月13日,因鹽井片區礦山修復治理一年後仍無實效,重慶市檢察一分院決定對合川區規劃和自然資源局、合川區生態環境局立案調查。
2019年8月1日,該院向上述兩部門現場送達行政公益訴訟訴前檢察建議。
一時間,山雨欲來。
“怎麼説呢?第一反應覺得‘冤’。不過花了一年時間樹都沒種活,也不算‘冤’。”同為整改對象,重慶市龍洋礦業公司董事長李治海感受複雜,他也是一年內投入超1000萬元,礦坑中卻難見綠色。
更覺“冤”的是廖加新。彼時他跑礦區快趕上回家的頻率,記者在廖加新當年《工作日誌》中曾發現一行字:“大的原則,積極、冷靜!”潦草狂亂的字體與碩大的感嘆號,顯露著他彼時的焦灼。
其實,檢察機關也清楚當地礦山修復面臨的巨大困難。因此檢察機關一面送達訴前檢察建議,一面請來全國環境損害司法鑒定機構登記評審專家庫(國家庫)專家。
國家級專家針對這些礦山修復,提出了寶貴的專業性意見。如覆蓋土壤礫石含量過高,需提高熟土含量;覆土層太薄,需提高土層厚度,後期養護管理須加強等等。
這些來自國家級專家的修復意見,此後成為當地礦山修復成功的關鍵性因素之一。
礦山企業環保技改“青山”換回“金山”
金九礦山4次復綠失敗後,採納國家級專家意見,聘請有礦山修復經驗的資深園林工程師李江海,對復綠工程進行系統整改。
李江海細緻踏勘,從土、水、肥、光等植物生長基礎條件逐一梳理,並根據專家意見對打石灣礦區進行全面重整,很快取得突破性進展——草、樹都活了。
金九礦山的經驗,迅速傳遞至三峽礦業回龍灣採石場石灰石礦山等其他整改礦山企業。
短短數月,整個鹽井片區的綠色以肉眼可見的速度恢復。
初嘗甜頭的靳樹勳,向集團打了一個意外的報告:申請設立金九礦山復綠辦公室。上司金九控股集團董事長荊安平當場批復同意。
至此,以往只出現在政府機構中的“復綠辦公室”,在重慶一個礦山企業內誕生。
同時,荊安平還同步啟動技改,將以往“開一個礦掀一座山”的粗放破壞式生産,轉為“邊採邊治邊復綠”的精細環保式生産。
“為啥做這些事?環保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我們買土都買得心疼哇!”靳樹勳説。
他介紹,以前開新礦是整體採掘,將整座山泥土、樹木全推掉;待閉礦復綠時,得花數百萬元,外購泥土和樹苗。
如今開新礦是分塊採掘,並將山上泥土專門堆置,原有樹木移植;待閉礦復綠時,泥土和樹木無需購買,且因運輸距離短,運費極少。
此次環保危機,還促使荊安平做出一個影響深遠的決定:籌資4億元,引進德國技術改建、新建兩條全封閉砂石骨料生産線。
“為此我們淘汰了價值6000多萬元的原生産線。”荊安平坦言,股東們最初的反對和質疑隨著生産線投用煙消雲散。
原來,此舉讓該集團産值、營收翻番。並且新生産線生産的砂子能完全替代河砂,一舉成為市場搶手貨。
隨著該集團的生産方式轉變,意外驚喜不期而至。
因礦石加工全封閉生産,各項指標也已達標,金九礦山于2019年12月被評為重慶市首批市級綠色礦山之一。
不到兩年,金九礦山實現了難以置信的“後進變先進”。
“目前我們已申報國家級綠色礦山,正等待驗收。”荊安平感慨,環保危機倒逼生産方式轉變,生産方式轉變又推動金九礦山初步具備了走向全國的能力。
“我們真的用綠水青山換回了金山銀山!”荊安平説,企業一系列環保升級帶來的生産流程和工藝升級,讓集團産值和營收均實現了翻番,帶來的企業實際收益和發展前景,是貨真價實的“金山銀山”。
創新“代為修複製”破解礦山修復難題
礦山企業用“綠水青山”換回了“金山銀山”,這種寶貴的深層意識轉變也傳導至行政和司法部門。
今年7月10日,重慶市檢察一分院與重慶市規劃和自然資源局聯合簽發《協作推進關閉礦山生態修復實施辦法》(以下簡稱《辦法》)。
《辦法》最大的亮點,是在全國率先開創性提出“代為修複製”“墊付制”和“追繳制”。
“代為修複製”,即針對各種原因無法修復的礦山,將由區級規劃和資源部門代為修復。“墊付制”,即代為修復所需資金按程式申請區級財政資金墊付。“追繳制”,即區級規劃和資源部門同步向未滅失的涉事礦山企業,協商追繳墊付的區級財政資金。
同時,《辦法》還規定,區級規劃和資源部門可在檢察機關協助下對涉事礦山企業提起民事公益訴訟,向礦山企業追繳修復費用。
“這意味著,今後礦山修復領域再也不存在因‘歷史遺留問題’無法修復的情況了。”周軍表示,這標誌著重慶礦山修復治理領域一個嶄新時代的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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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礦山修復長效制度在巴山渝水開花結果
陳波
從“環境破壞者”到“環境修復者”再到“環境守護者”,金九礦山的修復之路充滿了壓力、曲折與艱辛。
應當看到,一開始,這場革新實際上只是企業在巨大成本壓力下的被迫應對。但隨著技改成功後帶來的産值、營收翻番,甚至開拓了嶄新市場時,企業開始意識到: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推動企業鳳凰涅槃的,正是來自行政和司法部門持續兩年不間斷的努力。
特別值得一提的,通過司法公益訴訟介入的檢察機關並未滿足於個案的圓滿解決,而是通過與行政職能部門建立長效措施,彌補礦山修複製度上的缺失。
這種橫跨司法和行政的制度建設,面臨一個前所未有的機構層級難題。即重慶市是直轄市體制,重慶檢察機關分為市檢察院、檢察分院、區縣檢察院三個層級;而重慶規劃和自然資源系統,則只有市級和區縣級兩個層級。
但這一層級難題最終在修復礦山、保護生態環境這件大事面前被突破了。當一紙《協作推進關閉礦山生態修復實施辦法》由重慶市檢察一分院與重慶市規劃和自然資源局聯合簽發時,稍具組織機構常識的人,都清楚這份文件出臺的可貴之處。我們不能不為檢察機關和行政機關先行先試的勇氣和作為由衷讚嘆。
對於這樣一個將歷史問題、現實問題和未來發展問題“打包處置”的長效制度,社會也同樣充滿期待。
或許,隨著合川區對無主礦山修復的開始,用不了多久,這項具有開創意義的制度就在整個巴山渝水開花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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