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初二，我二十多年前讀博士的導師、南京大學魯國堯先生在微信中發來兩個AI生成的馬年拜年視頻，要求我評價一下，哪個高明？

　　第一個是一匹匹鏤空木雕馬從紅包中魚貫而出，奔騰合體為金色駿馬，破窗化作漫天煙花，定格為“馬到成功”的祝語，流暢華美。第二個更見巧思，借AI技術讓靜態文物動起來——從青銅鼎金文“馬”字，依次幻化為篆、行、楷、草四體，繼而變為畫像石奔馬、唐三彩打馬球俑、多種風格的水墨奔馬，經木雕、玉馬、彩瓷的層層變幻，濃縮成一部中國馬的文化視覺史。

　　魯先生今年89歲，畢生研究冷門絕學音韻學，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學者。一位終日沉浸在古音韻中的老人，竟被AI視頻深深吸引——這件事本身就説明：AI技術，已經深深滲透進我們的日常生活。

　　我從技術手法、文化內涵兩方面，給兩個視頻撰寫了一段評價，在向魯老師坦言這段評價是和AI合作完成的同時，也告訴他：“AI工具必須會用，但對其回答一定要加以分辨，不能全盤輕信。”不過，當我把這段話發給他以後，我突然意識到我對AI保持的這份警覺，其實源於魯先生多年的教導。魯先生一直致力於培養學生一種治學態度——核對原文，小心求證，説話實事求是，最忌真假摻雜。這本是針對古籍研讀的基本要求，但這種核實習慣，卻在數智時代讓我在其中找到全新的意義，明白在與AI合作時能夠借力而不被誤導。

　　然而並非所有人都有這樣的習慣。2025年5月，美國自由撰稿人布斯卡利亞用AI生成了一份暑期薦書單，推薦了15本書，書名、作者、簡介一應俱全，未經核實便投給報社。《費城問詢報》和《芝加哥太陽報》同樣未加核實，先後刊發。事後查明，其中10本書完全是AI編造的——真實作者配上虛構書名和內容，真假摻雜，再加上權威媒體的背書，讓虛假信息輕易獲得了公信力。

　　這種真假摻雜的問題同樣出現在日常教學中。在愛丁堡大學從事漢語教學時，我曾借助AI備課，對此深有體會。AI對“輕聲”的解釋似是而非，給出的語法例句對錯參半，給漢字注拼音時，聲調錯誤尤其突出；將AI生成的新春視頻用於課堂導入時，學生的興趣明顯提高，但視頻中涉及的文化細節是否準確，仍需逐一把關。AI的輸出總是看上去頭頭是道，細究之下卻常有紕漏。因此，世間最可怕的信息，不是完全的謊言——完全的謊言反倒容易識破——而是八分真中摻入兩分假，讓人在大體可信中放鬆了對細節的警覺。而我們每天接收的信息，或多或少都經過AI的生成或加工，每個人都在不知不覺中面對著這樣的考驗。幫助學生學會分辨出那兩分假，讓他們走出校門後，能在紛至遝來的信息洪流中保持清醒——這，應該是當下教育的重要工作。

　　以往的教育以知識傳授為核心任務。這有其歷史合理性：過去信息相對匱乏，且大多經過出版、編審等環節的篩選把關，普通人需要自行辨別真偽的情況並不多，教育的主要使命便是知識的傳承。然而隨著互聯網與AI技術的飛速發展，知識獲取的方式已發生根本性變革。大量製作精良的教育類短視頻和數字工具應運而生，讓人們得以利用碎片化時間，接觸到過去需要整學期課堂學習才能獲得的知識內容。但與此同時，海量信息未經審核便直達每個人眼前。知識傳授的門檻在降低，辨別真偽的難度卻在急劇上升。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知識傳授與審辨能力的培養理應並重——這是時代向教育提出的新命題。

　　需要説明的是，與側重於對觀點和論證進行邏輯檢視的“批判性思維”不同，我所強調的“審辨能力”，更側重於對信息真實性的微觀鑒別——在判斷“怎麼想”之前，先確認所依據的事實本身是否可靠。這種能力與中國傳統的考據精神一脈相承，核對原始出處、辨別材料真偽，本是治學的基本功，而如今應該成為每個人面對AI的必備素養。

　　為什麼這麼説呢？正如前文我提到的，現在“八分真兩分假”的情況經常出現，這比完全的錯誤更難應對，因為它恰恰利用了人們“大致不差就行”的認知慣性。

　　要克服這種慣性，需要養成一套自覺的習慣：面對一條信息，先問“這是真的嗎”，再想去哪核實，核實之後還應追問“這個説法最早從哪來的”。這些看似簡單的習慣，過去主要在研究生或者大學階段的學術訓練中才著重培養。然而，今天的信息環境已經不允許我們把審辨教育推遲到那麼晚了。當一個中小學生觀看一條講述漢字演變的短視頻時，他應該有的首要習慣，不是急於記住視頻裏的知識點，而是先考慮“等等，這個説法對嗎”，然後試著找找有沒有不同的説法，再看看到底是誰、根據什麼説出了這段話。培養這種“停一下、查一下、追一下”的習慣，是當前學校教育亟須補上的短板。這無疑對我們的基礎教育提出了挑戰。傳統上，基礎教育以知識傳授為主，高等教育則知識傳授與審辨能力並重。而當AI帶來的“八分真兩分假”成為信息環境的常態，審辨能力的培養必須從高等教育下沉到基礎教育——這應該成為教育教學的新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