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日時節,貴州省畢節市納雍縣厙東關鄉陶營村的櫻桃基地內,櫻桃花早已謝去,綠綠的櫻桃綴滿了枝頭。
“黨支部領辦的合作社帶領我們種櫻桃,種植、銷售有人管,我們只要在生産環節用心管護,每畝就能增收800元以上。”櫻桃種植戶楊才説。
在畢節,黨支部領辦集體合作社、加快實現農民共同富裕,陶營村並非個例。自2017年以來,畢節市通過探索推行村黨支部領辦集體合作社,重新構建村集體與農民群眾新的經濟聯結紐帶,在全市由黨支部領辦了7229個合作社,覆蓋全市3000多個村(居、社區),蹚出了一條共同富裕的路徑。
畢節農村基層黨支部領辦村集體合作社緣何能成功,給鄉村振興帶來哪些實踐和探索,又能為其他地方帶來哪些借鑒?近日,記者走進畢節鄉村找尋答案。
探索
——堅定不移地把黨的領導落實到農村工作的方方面面,通過突出政治領導提升基層黨組織的組織能力,團結帶領廣大人民群眾脫貧致富、全面小康
畢節,黔之西北,烏蒙腹地。這裡曾是烏蒙山連片特困地區。畢節的貧困引起了中央領導的高度關注,中國唯一一個以“開發扶貧、生態建設”為主題的試驗區應運而生。
試驗區成立三十多年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一場場戰貧鬥困的硬仗在烏蒙群山間打響。脫貧攻堅越是到最後,剩下的越是難啃的“硬骨頭”,到2016年,畢節全市仍有7個貧困縣、1981個貧困村、115萬建檔立卡貧困人口。而一些農村基層黨組織軟弱渙散,村“兩委”幹部“提不起筆、喊不動人、找不到錢、辦不好事”,直接影響到脫貧攻堅的推進品質和效益……一系列“老大難”問題阻礙了農村的發展。如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把農村重新組織起來?能不能找到一條既適應市場經濟、充滿生機和活力,又能讓集體變得強大有力,實現共同富裕的道路?
2017年4月,貴州省第十二次黨代會號召全省學習推廣安順市塘約村領辦“村社一體”合作社的經驗,讓更多貧困戶參與、讓更多農民增收、讓更多村集體經濟壯大。畢節市委因地制宜作出以“大黨建”統領“大扶貧”“大安全”“大發展”的工作部署,做實黨組織對農村經濟的全面領導,把農民重新動員和組織起來,開啟探索“黨支部領辦集體合作社”的新實踐。
2017年,畢節市選擇350個村探索農村“村社一體、合股聯營”改革試點,村“兩委”與村合作社管理人員“兩塊牌子、一套人馬”,推動“村、社、民”合作共贏。在此基礎上,市委主要領導帶頭調研,成立領導小組,組建工作專班,2019年全面部署黨支部領辦集體合作社,2020年市委二屆七次、八次全會再強調再部署,2021年又把領辦工作作為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四大舉措”之一。
在探索推行黨支部領辦集體合作社工作中,畢節市堅持市級抓謀劃、縣級抓統籌、鄉鎮抓實施、村級抓執行的“四級聯動”,通過産業和市場、生産和經營、機制和利益、獎勵和激勵“四個結合”,突出支部領辦、共同富裕、固本強基和鄉村治理,實現共建共享強村富民。
“明確村黨支部書記通過法定程式擔任理事長,村黨支部書記職務停止或終止時,按法定程式改選合作社理事長。若村黨支部書記是機關事業單位下派幹部,合作社理事長由村黨支部副書記擔任,黨支部書記仍然履行領辦責任,切實發揮黨支部對發展村集體經濟的組織和引領作用。”畢節市委組織部部務委員李守躍説。
從管理鄉村到經營鄉村,思路變了、觀念變了,村黨支部引領強村富民有了具體抓手,為鄉村振興注入了新活力。
2018年以來,七星關區鴨池鎮探索創新採取“兩包一幹”工作思路,在全鎮26個村或社區成立26個黨支部領辦的村或社區集體合作社,並組建“七星關區格啷種養殖農民專業合作聯合社”,統籌解決産業選擇和市場銷售難題。
“兩包一幹”即鎮級聯合社統籌産業選擇、資金資源籌措、技術培訓服務、運營管理“包前端”,統籌市場銷售開發“包終端”,村級合作社組織群眾“領頭幹”,帶領群眾發展實體産業,大力推動黨支部領辦村集體合作社。
“兩包一幹”模式不僅解決了合作社“不會幹、不敢幹、不想幹、不能幹”和“一個村單打獨鬥”的問題,更凸顯了黨組織對實體經濟的引領導向作用。
經過幾年的發展,黨支部領辦村集體合作社在烏蒙大地如雨後春筍,發展到了7229個,覆蓋3289個村,入社群眾74.4萬戶300.6萬人,2021年村級集體經濟年收入達5.47億元,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1.2萬元。
通過黨支部領辦村集體合作社的推廣實施,畢節農村留下“一支帶不走的工作隊、一批活力強勁的合作社、一份殷實厚重的村集體資産、一套高效管用的基層治理體系”,推動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
實踐
——堅持貧困戶和村集體“兩個聯結”一起抓,增加農民收入和壯大集體經濟“兩個效益”一起要,發展基金和風險基金“兩個基金”一起建,融入共同富裕的本質要求
位於七星關區鴨池鎮的畢節市豆邦蔬菜食品有限公司的生産車間內,現代化的生産線轟鳴作響,工人們在流水線上緊張有序地進行清洗、稱重、裝筐等操作,一筐筐鮮嫩的豆芽通過冷藏車被運往城區超市、農貿市場。
畢節市豆邦蔬菜食品有限公司投資680萬元,引進4條先進的國際化生産線,滿負荷生産後,日産豆芽達5萬斤,日銷售收入實現5萬多元。
“沒想到豆芽産業效益這麼高,黨支部帶著我們幹,解決了我們的後顧之憂。”鄧書林是鴨池鎮的脫貧戶,在黨支部的介紹下,來到豆芽廠上班,每個月有3000多元的工資,既能照顧家庭,又能增加收入,她對這份工作很滿意。
畢節市在推進黨組織領辦集體合作社工作中,把“看鄉親們是哭還是笑”作為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充分發揮群眾主體作用,特別是注重原建檔立卡貧困戶全部進入合作社,確保收入穩定不返貧。
走進大方縣鳳山鄉銀川村,放眼望去,青山綠樹間村民正忙著給新長出的獼猴桃固定枝條。在這裡,連寨路、串戶路四通八達,獼猴桃、冬蓀等特色産業發展勢頭正旺,脫貧摘帽後的銀川村,充滿生機活力。
結合産業發展現狀和自然村寨分佈情況,銀川村成立村黨總支和經濟合作社聯社,在産業鏈上建立天星橋、啰嘟、五營盤三個産業發展黨支部,分別引領獼猴桃、冬蓀、鄉村旅遊三大産業,有效破解了抓黨建和抓經濟“兩張皮”。
“通過將支部建在産業鏈上,匯聚黨員與經濟的力量,在銀川村,黨支部帶黨員、黨員帶群眾已成為常態。現在,不僅村莊變美了,産業發展也是風生水起,有了收益,村民的日子越來越好了。”銀川村黨總支書記李輝説。
《畢節市黨支部領辦村集體合作社運行管理辦法(試行)》中要求黨支部領辦的集體合作社要建立“217”分配機制,即合作社純收益的20%留存發展、10%獎勵分配合作社管理人員、70%按股分紅,村集體分紅部分又拿出一定比例投向村內公共設施和公益服務,鼓勵群眾勞動取薪,各方“利益共享、風險共擔”,推動合作社獲得持續發展的動力。
“通過推進黨組織領辦集體合作社工作,全面發動、組織本村村民加入集體合作社成為成員,建立起了合作社、村集體與群眾的緊密關係,使群眾主動參與集體合作社的發展決策、産業選擇、生産運營、銷售推介、監督管理等重要環節,進一步把群眾發動起來、組織起來,帶動融入自治強基、法治保障、德治教化的工作之中。”織金縣委組織部長趙德銀説。
據統計,隨著黨組織領辦集體合作社不斷發展壯大,畢節全面消除了“空殼村”,全市村級集體資産達70.47億元,村集體經濟積累14.49億元,極大改變了過去“沒錢辦事”的尷尬局面。同時激發了創新基層社會治理的動力和活力,探索出“黨建+積分”“群團工作站”“百姓講評”“七人議事”“鄉村治理督導員”等一批成功經驗,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留下了一套高效管用的鄉村治理體系。
經驗
——加強黨對農村工作的全面領導,把農民組織起來,把鄉村治理融入進去,走共同富裕道路
黨支部領辦專業合作社依法依規進行民主管理,拓展了鄉村治理中自治、法治、德治的“三治融合”,為加強基層黨組織領導開展農村工作、深化農村集體産權制度改革、促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創新、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強化鄉村治理、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戰略探索出有效的實施路徑。
“村支書既好當又難當。”織金縣馬場鎮臺子居經濟合作社理事長陳登才快人快語,“好當”在於,現在村黨組織帶領村民發展産業有路子,村集體有錢能為村民辦實事,村裏修路、發展産業有呼必應;“難當”在於,一是發展産業和建設農村要有思路和辦法,二是有時忙得自己家都顧不上。
畢節創造性地設計,把黨建和集體經濟有機結合起來。在畢節農村走一走,就會感到“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也是最大的優勢”絕不僅是一句口號,而是實實在在地在每個人身邊。
3年前,退役軍人周明江放棄十幾年的運輸生意,返鄉當上織金縣小屯腳村黨支部書記,團結帶領村“兩委”幹部成立村集體合作社,發展南瓜、辣椒種植800多畝,僅勞務工資就發放12萬餘元。
“通過推進黨組織領辦集體合作社工作,倒逼推進農村基層黨組織優化設置,畢節市建立村級黨委19個、黨總支716個,在産業鏈、合作社、生産小組建立黨支部2252個,234個軟弱渙散基層黨組織得到整頓提升,一大批退役軍人、致富能手、外出務工經商返鄉人員、大學畢業生、合作社管理人員等成為村幹部。”畢節市委組織部副部長文超説,廣大基層幹部經過領辦集體合作社的錘鍊和洗禮,宗旨意識不斷強化,謀劃和推動發展的能力得到提升,“頭雁領飛、眾雁成行”,真正把“黨對農村工作的全面領導”落細落實,確保黨在農村工作中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為農村改革發展注入強大生機與活力。
“畢節全域推行黨支部領辦集體合作社,有力推進了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回答了如何處理好黨的領導和發動群眾、生産關係和生産力、‘抓黨建’和‘抓發展’之間的關係。”畢節市委主要負責人説。
在竹蓀生産大棚裏,在櫻桃樹下,在機器轟鳴的車間,在蔬果飄香的山坡,在繁花似錦的農舍……畢節黨支部領辦集體合作社的故事,正在烏蒙山腹地不斷演繹,而且越講越有味道,越講越精彩。(農民日報·中國農網記者 肖克 劉久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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