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安陽殷墟 幽微之處見文脈（文明探源 彩出中原）

　　編者按

　　河南是華夏文明的主要發祥地，中國現代考古學從河南起步，中華文明探源從河南開始。河南一系列重大考古發現與研究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推進作出了突出貢獻。習近平總書記在考察安陽殷墟時強調，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從未中斷，塑造了我們偉大的民族，這個民族還會偉大下去的。2023年全國兩會上，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提出，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加強文物和文化遺産保護傳承。為認真落實黨中央、國務院關於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加強文物工作的重要部署，河南日報3月9日起推出“文明探源彩出中原”系列報道，傾力打造新時代傳統文化IP，向世界展示中原文化的魅力。

　　3月5日，安陽博物館二樓，新開放的“從殷墟到大邑商——新時代殷墟考古新發現成果展”吸引了參觀者的目光。

　　殷墟是中國商代晚期的都城，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有文獻可考、併為考古發掘和甲骨文所證實的古代都城遺址。殷墟所揭示的設施完備的都城、氣勢恢宏的宮殿群、規模龐大的王陵、高度發達的青銅器、系統成熟的古漢字，是中華文明的重要象徵。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為我們保存了3000年前的文字，把中國信史向上推進了約1000年。殷墟是中國連續發掘時間最長、清理遺跡最多、出土文物最豐富的古遺址，堪稱中國現代考古學的搖籃。

　　從殷墟到大邑商，商代晚期都城的格局逐漸清晰。這張逐漸清晰、豐滿的“地圖”是考古工作者一鏟一鏟“挖”出來的，他們通過一個一個看似微不足道的細節，逐步還原出真實、鮮活的商代文明。

　　殷墟貞人墓的神秘印章

　　商代的貞人是與占卜、甲骨文關係密切的一個特殊群體。一個偶然的機會，考古工作者在殷墟西南部王裕口村發現了貞人墓地。

　　正在北京參加全國兩會的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安陽工作站副站長何毓靈接受記者採訪時説，在其中一座貞人墓中發現了一枚青銅印章，這是我國目前正式考古發掘出土年代最早的青銅文字印章。

　　璽印是獨具東方文明特色的憑證工具之一，印章究竟起源於何時，學術界一度莫衷一是，有人認為起源於春秋戰國，有人認為起源於晚商。殷墟發掘出土的3枚銅質印章，為最終解決這一學術難題提供了契機。

　　1998年在殷墟東南部安陽市水利局院內的夯土基址內清理出一枚獸面紋印章，2009年在殷墟西南部王裕口村貞人墓出土文字印章，2010年在殷墟南部劉家莊祭祀坑發現一枚文字加夔龍紋印章。3枚印章出自3種不同類型的遺跡，均為青銅鑄造，呈方形或近方形，背面平，加鼻鈕，一枚為陰文，兩枚為陽文。

　　何毓靈説，在殷墟考古發掘出3枚銅印章前，許多學者圍繞另外3枚據説出自殷墟的印章進行過多年的討論，3枚傳世印章最早著錄于黃浚的《鄴中片羽》中，著名古文字學家于省吾、胡厚宣的著作中也有收錄。不少學者對其進行過考釋，但是意見不一致。有學者認為是商代晚期的印章，有學者認為是後世倣品，還有學者認為年代較晚。著名考古學家李學勤傾向於屬於商代殷墟時期。

　　何毓靈説，印章的印文內容大致可以分為三類：文字印、肖形印、文字加肖形印。文字印文內容考釋儘管有諸多爭議，但文字印的內容有個共性，那就是都帶有族氏銘文。

　　學界一般認為，商代青銅器上的圖形文字多具有族徽性質。殷墟文字印印文與殷墟時期的家族有關是可以肯定的。這幾枚印均用來標識印章主人家族姓氏，這一點與後世用印章標識主人名姓的用法有相通之處。

　　何毓靈表示，早期印章的起源與陶印模有一定的關聯。印章的主要用法就是在合適的材質上捺印標識，目前雖然發現了殷墟時期的印章，但它們在何種器物或材質上使用目前還無實證。殷墟發掘出土的3枚印章，使我們確信，殷墟時期已經開始使用印章。印章作為陪葬品出現，更説明當時的印章已經具有標識、銘記的功能。殷墟考古發掘出土的印章雖然不多，但是將中國印章的歷史向前推到了商代晚期。

　　商代殷墟人的“軟筆”與“刀筆”

　　“從殷墟到大邑商——新時代殷墟考古新發現成果展”中有一個重要的篇章“文字——維繫中華民族的基因”，介紹中國文字在文明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甲骨文是早期成熟漢字體系文字的代表，也是殷墟作為商代都城的實證。甲骨文至今已發現約15萬片，經科學發掘的有3.5萬餘片，單字數量逾4000字，內容涉及商代政治與生活的各方面，是重建殷商信史的直接史料。

　　記者在殷墟博物館採訪時，發現展出的有1999年殷墟劉家莊北地M1046齣土的墨書石璋，上面可以清晰地看到墨寫的文字，字形和甲骨文相似，不是刻的，而是用毛筆書寫的。展出的一塊1989年大司空南地出土的玉戈上也有朱書的文字。

　　工作人員介紹，殷墟出土的一些不易腐朽的文物上留有硃筆或墨書文字。青銅器銘文中，大量字跡可以看到圓潤的筆道或筆鋒，有的字甚至還有提頓，因此，推測商代的日常書寫是用毛筆。也就是説，商代晚期已經有了毛筆，比史書記載的“蒙恬造筆”要早很多年。

　　殷墟有不少用毛筆這種“軟筆”書寫的墨蹟，更多的則是用“刀筆”契刻在龜甲獸骨上的甲骨文。甲骨文的刻寫是不是像後代碑刻那樣先書丹後刻石呢？

　　3月5日，安陽博物館館長周偉介紹，甲骨文的刻寫問題一直是參觀者關注的熱點。殷墟的早期發掘者董作賓認為是先書後刻。劉一曼等學者認為，甲骨文大多數是不書而刻，僅少數是先書後刻的。一般來講，甲骨上的小字是不書而刻，武丁及其以後的部分獸骨大字記事刻辭是先書後刻的。殷代書與契有一定的分工，未必是同一個人所為。

　　有學者運用數碼顯微鏡對甲骨文的刻寫特徵進行分析，認為刻寫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是直接刻寫，一種是先寫後刻，先寫後刻的比較少。甲骨文字應該有特定的書寫順序，雖然有一些特殊現象，不能否定總體的筆順特徵。

　　商代人是用什麼工具把文字刻寫在堅硬的甲骨上呢？

　　周偉説，契刻甲骨文的刻刀是青銅刀和玉刀，青銅刀運用較為普遍。有學者研究認為，青銅刻刀的刀鋒有不同的種類。有專家曾製作了4種不同合金配比的青銅刀，並根據實驗認為，青銅刀、玉刀都可以刻甲骨，但玉刀的刀刃容易折斷，應該不是主要的刻寫工具。

　　關於甲骨文的刻寫，採訪中何毓靈還講了一個有趣的故事。2010年在殷墟大司空東北發掘了一座窖穴，出土了一版刻辭牛骨。字數較多，可識字約60個，刻辭內容與正規卜辭不同，應該屬於習刻刻辭，是在一個廢棄的卜骨上刻寫而成。有學者認為甲骨刻手基本上是右手執刀，從下往上推刻，“字劃刀口斷面的凹槽呈不等邊倒三角形。左壁較陡，右壁較坡且光滑，因右壁所受為切削之力，左壁所受為推擠之力”。這個刻辭與上述特徵相反，如果沒有其他特殊刻法，這一特徵應與刻手用左手刻寫有關，刻手可能是個左撇子。

　　沒有特別鋒利的鋼鐵刻刀，就能在龜甲獸骨上刻寫那麼優美的小字，殷墟人顯然已經掌握了嫺熟的刀筆技藝。

　　這個家族可能是商代的史官

　　2022年11月10日，國家文物局發佈的“考古中國”重大進展聚焦安陽邵家棚遺址。經過考古發現，邵家棚遺址是商代晚期一個大家族——“冊”族人的聚居區，這也是殷墟南區目前已知最大的聚落遺址。在這個遺址中不僅發現了3座多進式“四合院”，還發現了20多座墓葬，出土大批精美青銅器。在青銅器銘文中，“冊”字出現頻繁，引起學界的極大興趣。

　　殷墟發現的甲骨文聞名遐邇，甲骨文主要用於占卜記錄和記事，屬於祭祀系統。商王朝疆域廣闊，日常管理、軍事戰爭、法律文書、歷史典籍等是用什麼來書寫記錄的呢？

　　殷墟博物館的展覽版面上給出了這樣的答案：商代的典籍與秦漢以後一樣，寫在竹簡或木櫝上，這些文字隨著竹木腐朽而不見。甲骨文和青銅器銘文中的“冊”字，正是以繩索串竹片或木櫝之形。

　　《尚書》中記載，惟殷先人，有冊有典。西周繼承了商代的很多文化傳統，他們的記載應該是可信的。也就是説，在甲骨文之外，商代還有其他載體作為文字記錄的工具，與甲骨文以契刻為主不同，竹簡的文字應該是用毛筆書寫的。甲骨文從上至下、從右向左的書寫方式，應該是受到竹簡書寫方式的影響。

　　安陽市文物局副局長、安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孔德銘認為，殷墟以前出土過“冊”字銘文青銅器，邵家棚遺址“冊”字銘文集中出現，顯示邵家棚遺址可能為晚商時期“冊”族居住地。綜合甲骨文、金文中“冊”字形象、文獻記載以及考古發現，我們推測“冊”族有可能是商代晚期的史官。當時的典籍寫在竹簡、絹帛上，這些材質不易保存，或者有些遺存目前還沒有發現。邵家棚遺址“冊”字青銅銘文的集中出土，為我們研究商周時期“冊”族的居住、遷徙、姻親關係、地位、業態等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殷墟考古已近百年，殷墟考古仍在進行，那些埋藏在歷史深處的中華文明源頭密碼，仍待破解。

　　何毓靈説，每一項新發現都有自己的特色，解決了特定的問題，我們的工作就是通過一點點的發現、積累、細化，逐步還原更加全面、真實、鮮活的商代文明。（河南日報記者 張體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