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於灌西鹽場的公濟公司建於1908年，是晚清鹽商們操持部務、稽核鹽斤的辦公場所。

連雲港所轄的五大鹽場。

刳鹽。

淮鹽結晶。

扒鹽前機械活碴。

扒鹽。

人工運鹽。

人工運鹽。

《兩淮鹽法志》，作為記錄兩淮鹽業經營管理的官修志書，是比較權威、比較系統的歷史資料。

《鹽鐵論》中提到“朐鹵之鹽”，指的是古海州一帶産的海鹽。

《元史》中指出：“國家經費，鹽利居十之八，而兩淮鹽獨當天下之半。”

民國時期的八卦灘。

連雲港市鹽文化雕塑——《旋轉的鹽鐵》坐落在海州區中心。

鹽鐵，是我國宋朝沿海地區煮鹽的主要器具。現存于連雲港市博物館。

　　淮鹽，黃海波濤凝結的驕子，天地日月孵化的精靈，自呱呱落地，便有“淮鹽出，天下鹹”之説；歷朝歷代，亦有“煮海之利，重於東南，兩淮為最”之稱。

　　作為淮鹽的主産地，兩淮鹽場，以江蘇境內的淮河故道入海口為界，南為淮南鹽場，北為淮北鹽場。

　　淮北鹽業，起始於春秋，發展于唐宋，興盛于明清，嬗變于當代。它的前世今生，已經綿延2000多個春夏秋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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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時，淮北地區阻山連海，荒野茫茫，蒹葭蒼蒼，為刈草煮鹽提供了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

　　如今連雲港市贛榆區海頭鎮鹽倉城，春秋時莒國駐有鹽官，負責鹽業生産，這可謂淮北鹽業的濫觴。漢宣帝時桓寬《鹽鐵論》所説的“朐鬯之鹽”，就是指海州所産淮鹽。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則明確指出：“彭城以東，東海（東海郡，管轄今連雲港大部分地區）、吳、廣陵，此東楚也。……東有海鹽之饒。”據考證，西漢時的伊蘆鹽場位於如今灌雲縣的伊蘆山麓，北蒲鹽場位於今板浦、中正一帶，而鬱洲鹽場則位於雲臺山南麓的大村附近。

　　南北朝時期，因為北方兵燹不斷，冀州、青州等地豪門大族紛紛帶領家仆以及依附的農民遷居雲臺山周邊。俗話説，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其時，“瀛州（雲臺山）置灶四百五十二。”《南齊書》亦載：“鬱洲（雲臺山）在海中，有田疇魚鹽之利。”

　　早期，淮北與淮南一樣，都是煮海為鹽。漢初，官府或貴族豪強提供煮鹽工具，招募各地流放人員煎鹽，制鹽自此成為正式行業。《史記》記載：“……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煮鹽器皿）。”那時，鹽亭是生産鹽斤的具體單位。從事煎鹽的人稱煎丁、鹽丁、場丁、灶丁，淮北習慣稱其為灶民。灶民們在鹽亭裏刈草于蕩，燒灰圩場，曬灰淋鹵，歸鹵于池，煎鹽于鐅。官府則實行以銷定産，灶民以鹽斤支付官撥鹵地、草蕩的地租以及承擔的徭役。東漢時，曾經一度廢除鹽的專賣制，改徵鹽稅。

　　唐代之前，淮北鹽區因為遠離雄城重鎮，其生産規模一直為淮南鹽業的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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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北設立專場産鹽，始於唐代宗寶應年間（762-763）。其時，長達8年的安史之亂使北方經濟慘遭破壞，千里蕭條，餓殍遍野。為解決財政危機，時任鹽鐵史的劉晏在淮北地區設立漣水場，又在漕運要道設置漣水倉坨，將淮北食鹽轉運至揚州。由此，淮北鹽業獲得了長足發展。

　　宋代長期飽受遼、金以及西夏等外患侵擾，通過“開中法”以鹽利接濟邊餉，這為淮北鹽業的發展提供了動力。沈括任職海州沭陽縣主簿時，淮北地區有板浦、惠澤、洛要3個鹽場，朝廷還指派鹽運使長駐此地負責鹽産品的集運。其間，每年行鹽約47.7萬擔。宋、金對峙期間，又在淮北鹽區增設臨洪、獨木兩個鹽場。據《宋史》記載，南宋抗金義軍首領李全，為與張林爭奪鹽場，曾帶兵進駐海州。

　　唐、宋兩朝仍然實行官灶制，鹽亭、蕩地以及煎鹽的生産資料均屬官府所有，鹽民所煎之鹽全部交官入倉，官府支付工本費。唐順宗時期，兩淮鹽稅高達230萬緡，佔全國鹽稅的32%。唐代還在鹽區開始設立巡院，從而開創了鹽的緝私之制。北宋時期，淮北鹽産已增至兩淮鹽業的十分之四。而且，淮鹽被指定銷往江、浙、荊、湖、淮等地。其銷區之廣，稅入之巨，列全國各鹽區之首，故有“兩淮鹽賦甲天下”之美譽。

　　值得一提的是，自宋代起，鹽戶或灶戶已成鹽民的通稱，並具有特殊的戶籍。承擔煎鹽徭役的灶民，正丁一般為15歲至60歲。凡劃入鹽籍的鹽民，永世以鹽為業，代代相傳，不得轉籍。當時，由於官府徵收鹽稅和鹽商的剝削，鹽民生活苦不堪言。宋代詞人柳永《煮海歌》，生動描述了鹽民的生活狀況：“……週而复始無休息，官租未了私租逼。驅妻逐子課工程，雖作人形俱菜色。煮海之民何辛苦，安得母富子不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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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兩朝是古代淮北鹽業發展的一個高峰期，其生産規模、生産方式均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

　　元朝至正二十八年（1368），除板浦、臨洪兩場之外，淮北鹽區又設立徐瀆場，並擴建莞瀆場。到明代，淮北4個鹽場皆直屬兩淮都轉運司，文牘往來則歸屬海州府。時任兩淮鹽法疏理道袁世振在兩淮鹽區創行引商專賣法，實行民制、官收、商運、商銷。從此，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商灶制登上淮北鹽業的歷史舞臺。這個時期，泥池灘曬漸漸取代煮海為鹽，成為淮鹽主要生産方式。據明代宋應星《天工開物》記載：“又淮場地面有日曬自然生霜如馬牙者，謂之大曬鹽，不由煎煉，掃起即食。”由此，海州、贛榆一帶的鹽業生産蓬勃興起，給朝廷貢獻了滾滾財源。明代張峰在《隆慶海州志》中寫道：“沿河至安東（漣水）商船，無慮千艘，晝夜連絡行不絕，其利可謂博矣。”

　　到了清代，淮北鹽場的建置屢經更迭。徐瀆場歸併板浦場，臨洪、興莊兩場歸併臨興場，莞瀆場又改為中正場。此間，淮安分司改稱海州分司，常設機構駐于板浦鎮。隨著海勢東移，板浦場遷移至雲臺山北麓瀕海處，中正場也遷至東陬山附近的富民疃一帶。

　　光緒三十三年（1907），身兼鹽政大臣的端方籌集資金10萬吊，在海州的豐樂鎮鋪灘40份。因是為接濟日趨式微的淮南鹽業，故而取名“濟南場”。嗣後，在灌河兩岸又先後建成大德、大阜、大有晉、公濟、大源、裕通、慶日新7個公司。從此，濟南場以145條鹽圩、1160份鹽灘，年産原鹽13.45萬噸，成為淮北鹽區的“巨擘”，淮北也一舉超越淮南，成為淮鹽的主産地。

　　明清兩代，在沿襲唐宋以來特殊灶籍制度的基礎上，又規定，灶民“其人逃，則累及其稍有衣食之族；其人死，則累及其子孫；無子孫則及其女夫外孫。”不過，鹽民的構成發生了一定變化。明洪武三年（1370）推行移民屯墾，曾將蘇州、嘉興、松江等地4萬多居民遷移到兩淮鹽區從事制鹽勞役。到了清末，隨著淮鹽盛産，沿海地區不少失地農民和漁民也加入了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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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近代史上，淮鹽資源一直是外國列強覬覦的目標。民國二年（1913)，袁世凱以鹽稅、關稅作為抵押，向英、法、德、日、俄5國銀行借款。英國人丁恩在板浦設立淮北稽核所，在板浦、中正、濟南、青口等場均設放鹽處，以便核實稅款金額，保證賠款的落實。從1913年至1927年，稽核所共收鹽款10.21億元，其中淮鹽款項佔三分之一。日本侵華後，淮北鹽場遭受空前劫難。1939至1945年，日寇強索淮鹽277280噸，運往日本本土56167噸。淮北鹽區年産量也由抗戰前的60萬噸，下降至15萬噸。

　　抗日戰爭時期，八路軍東進支隊在贛榆柘汪、林南等地新辟12份鹽灘，新四軍也以民辦公助的方式在濱海縣創建了新灘鹽場。據《革命戰爭中的淮北鹽場》一書記載，1948年11月7日淮北鹽場解放時，轄區總人口約6萬人，其中鹽工達3萬人。

　　新中國成立後，淮北鹽區完成了生産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廣大鹽工成為國家工人。自1966年起，淮北鹽務管理局于青口、台北、台南、徐圩、灌西、灌東、新灘、射陽8大鹽場推廣塑膠薄膜苫蓋結晶池新技術，海鹽生産工藝實現了歷史性的突破。到1997年，淮北鹽場年産原鹽達到230萬噸。

　　進入新世紀，隨著江蘇沿海開發的深度推進，淮北鹽場由省屬企業劃歸屬地管理。服從服務於工業化、城市化，鹽田大面積退出傳統産鹽序列。與此同時，賦予“識大體、顧大局、吃大苦、耐大勞”新的時代元素，淮鹽人一方面引進淮安礦鹵與傳統制鹽工藝進行嫁接，探索出一條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發展之路；另一方面勠力推進産業轉型，積極進軍鹽化工、新材料以及綠化保潔等産業，二次創業已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新華日報 作者 趙銀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