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小上海”“小蘇州”“小揚州”“小杭州”都曾風靡一時 ——長三角“小字輩”的比學趕超

　　2025年度長三角地區主要領導座談會日前在南京舉行，會議強調，“十五五”時期，長三角要在中國式現代化中走在前列。政務暢達、便民共享又文旅交融的滬蘇浙皖各個城市各美其美，又美美與共。

　　其實，翻開歷史，自19世紀以來，今日長三角地區便開近代化之先，借著長江、新安江、大運河等重要水系之便，城市間交往頻繁、貨暢其流，在經濟、文化的互動中，長三角城市間“比學趕超”，早已在歷史的經緯中織就一張動態發展的網絡。“小上海”“小蘇州”“小揚州”“小杭州”曾遍及長三角多個地區，可以説，這片土地上的每一座重要城市，在歷史發展進程中既是學習者也是領跑者，它們以互標互鑒的智慧，書寫著區域一體化的百年篇章。

　　據學者統計，安徽省內被稱為“小上海”的城市主要有蕪湖、淮北、界首和屯溪（現黃山市屯溪區）、蚌埠。這一稱謂源於不同歷史時期各城市與上海在經濟、文化或人口流動上的密切關聯。

　　安徽財經大學新徽商研究中心主任王喚明告訴新華日報記者，蕪湖之所以曾被稱為“小上海”，核心原因是這裡明清時期便是長江流域重要工商業中心，近代更成為通商口岸並與上海形成進出口貿易聯動，上海通過航運、鐵路和金融對其産生輻射效應。1876年開埠後，蕪湖90%以上進出口貨物通過上海中轉，1936年江南鐵路與滬寧鐵路連接後，兩地實現火車直通。

　　王喚明還介紹，除了蕪湖外，界首市和黃山屯溪區都因為抗戰時期上海商人大量涌入促進了商業繁榮，成為名噪一時的“小上海”。淮北市則因為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接納數萬名上海知青，城市建築風格融合上海元素，形成獨特的“海派文化”，也被稱為“小上海”。

　　1949年1月蚌埠解放後，安徽首家國營商業機構皖北貿易總公司成立，主要負責將蚌埠的農副産品運往上海、將上海的工業品運抵蚌埠。上海解放後，皖北貿易總公司支援上海謀劃早、供應物資量大、持續時間長，對保障上海解放初期的市場供應，乃至社會穩定起到了積極作用，與此同時，蚌埠市因為市內二馬路建築風格以及上世紀80年代的繁華城市風貌也曾被安徽人稱為“小上海”。

　　其實，“小上海”之名曾遍及全國，但蘇浙皖居多，在長三角眾多自詡或他稱為“小上海”的城市中，無錫最出名，也最被上海人認可。無錫本地學者楊大中曾撰文指出，無錫雖然不是上海都市圈中最靠近上海的城市，卻始終保持著與上海的密切關係，這不僅是因為工商實業造就的經濟實力和市面繁榮，更重要的是深層的人脈和文脈。

　　楊大中告訴新華日報記者，近代最早進入上海的無錫人，有不少軍人和學者。楊宗濂和楊宗翰曾主持無錫團練，洋務派思想家薛福成，科學家華蘅芳、徐壽、徐建寅等大批無錫人相繼入滬，有的成為李鴻章的臂助，有的翻譯了大量化學和數學著作，有的開創了中國近代造船工業的新局。而在上海迅猛增長的人口中，無錫的企業家和産業工人更成為令人矚目的群體。張叔和、周舜卿、祝大椿、榮宗敬等一眾著名錫商均在其中，還有更早的胡德培、丁明奎等開辦冶坊鐵行的創業者。曾有人對民國時期上海實業家做過統計，名錄裏的近800位實業家竟有137位是無錫人。

　　“小上海”雖風靡一時，但上海也有過自稱“小杭州”的日子。上海青浦博物館原館長、研究館員王輝告訴新華日報記者，很多人並不知道，上海對標杭州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南宋。上海的青龍鎮從唐初一個軍事據點，到北宋初年就轉型為經濟貿易重鎮，是上海地區最早的海內外貿易港。南宋紹興元年（1131），負責管理海外貿易的機構“市舶務”就設立在青龍鎮，一時商賈雲集頗為繁華，堪比當時南宋的臨安，被人稱為“小杭州”。

　　王輝援引光緒《青浦縣誌》卷三十“雜記下·遺事”條目：“青龍鎮在吳淞之濱，南宋時海舶所集，有三亭、七塔、十三寺，煙火萬家，謂之小杭州。”

　　江南地區各城市相繼崛起、各領風騷，今日上海已經躍升為世界級大都市，而在明清時期，上海縣還只是蘇松太道（管轄範圍約今蘇州、上海、太倉）松江府的一部分。“那時候，上海人沒把自己當作蘇州文化之外的人。蘇州自唐代吳郡時便已有繁華之名，唐代設立的華亭縣是吳郡的下屬縣。蘇州到明代發展達到巔峰，不僅經濟發達、文化昌盛，甚至引領時尚，於是，當時的上海縣人自比‘小蘇州’，體現出對蘇州的艷羨。”《上海通史》主編、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上海市文史館研究館員熊月之説。

　　熊月之從歷史地理的角度解釋上海與“小蘇州”的關係。他告訴新華日報記者，明清時期蘇松太道，下轄蘇州府、松江府、太倉州，上海縣歸屬松江府治下。原來蘇松太道治所在蘇州，後來遷到上海，可以説，上海的文化大體上是蘇州過來的，上海話的語素70%是以蘇州話為基礎，夾雜了寧波話、部分粵語甚至英語。所以，明末上海人之於蘇州文化是充滿仰慕之情的。

　　“1843年上海開埠，對於上海成為長三角中心城市具有決定性意義，上海迅速崛起，特別是滬杭甬鐵路開通以後，以寧波、杭州、紹興人為主的浙江商人，有相當一部分在上海發展，且都是上海的精英人物。也正是這一特殊關係，計劃經濟時代，浙江與上海的地方糧票在兩地是通用的，由此可見他們關係很近。”熊月之説。

　　除“小蘇州”“小杭州”“小上海”外，作為運河都市之一的揚州，唐代以來就有繁華之名，江蘇省內高郵、金湖、啟東呂四港等地都曾被稱為“小揚州”，上海的朱家角、金澤，也曾有“小揚州”的美譽。

　　“每個時代都有‘網紅城市’，如果説，‘小上海’多出現在近代工商業城市如無錫、蕪湖等地，反映上海走在時代前列並産生輻射效應，那麼‘小揚州’‘小蘇州’則源於明清運河商業廊道帶來的對傳統經濟文化中心城市的傾心和模倣。”南京大學文化與自然遺産研究所所長、教授賀雲翱説，長三角城市名號的互稱，本質是發展動能有效轉移的鏡像，這些稱呼不僅反映城市競爭力和影響力的變遷，更印證長三角從“單核輻射”到“多極共生”的一體化的歷史進程。

　　如今，長三角的“小字輩”稱號，早已成為城市發展歷史進程中的一塊印記，城市之間早已超越模倣，升維為功能互補的創新共同體。“小字輩”互稱的出現是城市間“比學趕超”的一種表現，它折射出經濟驅動的産業承接、移民推動的文化融合、層級傳遞的能級躍遷——是區域在動態平衡進程中尋找共生共榮之路的體現。“對標不是終點，而是為了在學習先進中超越昨天的自己。”賀雲翱説。（新華日報 記者 徐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