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在線專稿：日本首相高市早苗5月4日在澳大利亞堪培拉的戰爭紀念館向無名戰士墓下跪並獻花，引發國際社會高度關注。耐人尋味的是，就在此番“作秀式下跪”前不久，高市早苗剛剛向供奉著二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供奉“真榊”祭品並獻上“玉串料”（祭祀費）。

　　與此同時，日本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在菲律賓觀看了日本88式岸基反艦導彈發射，這也是日本戰後首次在境外發射進攻型導彈；日澳近期還正式簽署軍售合同，日本將向澳大利亞出口“最上”級護衛艦。這一連串動作極具諷刺意味：一邊向曾遭受侵略的國家“懺悔”，一邊為軍國主義“招魂”；一邊標榜和平人設，以“和平國家”自居，一邊突破二戰後的國際秩序，加速軍事擴張。

　　5月4日，高市早苗在訪問澳大利亞戰爭紀念館期間向無名戰士墓獻花。（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從“志同道合”到“準同盟”，日本“表演型外交”暗藏擴軍野心

　　據央視新聞報道，二戰期間，儘管地理上相對隔絕，澳大利亞也未能免於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魔爪。1942年2月19日，242架日本海軍戰機突襲達爾文港，這也是澳大利亞本土首次遭受外敵空襲。二戰期間，兩萬兩千多名澳大利亞士兵被日軍俘虜，遭到極其殘忍的對待，36%的澳大利亞戰俘因此身亡。日軍還曾在印尼用澳大利亞戰俘進行過氰化物毒氣實驗。二戰結束時，日軍瘋狂侵略導致超過3.9萬名澳大利亞人喪生。

　　事實上，高市早苗在澳大利亞的“下跪獻花”，更像一場精心設計的政治表演。清華大學當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教授劉江永分析稱，高市早苗是典型的“表演型政治家”，此番下跪無疑有拉近與澳方關係的深層戰略考量，而她在諸多重要國際雙邊場合中誇張過度的肢體動作和表情，與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在外交場合“不惜放低身段”的做派一脈相承，意在向對方獻媚示好。

　　近期，日本政府高層“傾巢而出”，高市本人訪問澳大利亞和越南，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則在菲律賓觀摩導彈境外發射。劉江永認為，日本一系列密集高層互動明顯是針對中國，是為推進安倍晉三倡導的“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而進行的重大戰略佈局。事實上，在高市早苗訪澳前夕，雙方已根據日本國家安全戰略，深化軍工研發、生産與出口合作，澳大利亞將從日本引進11艘“最上”級戰艦。這標誌著，日本與澳大利亞的軍事合作實現了實質性跨越。

　　除武器出口外，劉江永指出，日本官方語言中出現了“準同盟國”這一新表述。此前，2022年版日本國家安全保障戰略曾提出“同志國”概念，即為“志同道合的國家”。而如今，高市內閣計劃于年內修訂國家安全保障戰略，是否正式寫入“準同盟國”一詞，值得關注。

表面參與軍演，實則探路南海，日本自衛隊加速走向海外

　　如果説日澳軍艦合作是“硬體”輸出，那麼5月6日在菲律賓的導彈發射則是日本釋放“實戰信號”的赤裸宣言。

　　據央視新聞報道，5月6日，日本的88式岸基反艦導彈在美菲“肩並肩”軍演中發射，這也是戰後日本首次在境外發射進攻型導彈，日本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在現場觀看了此次發射。而在此前一天，小泉進次郎與菲律賓防長特奧多羅會談，雙方同意為出口日本海上自衛隊舊護衛艦而新設工作磋商機制。日本共同社報道稱，成為出口磋商對象的護衛艦為“阿武隈”級，日本海上自衛隊教練機“TC-90”的追加轉讓也被列為磋商對象。

日本88式岸基反艦導彈在美菲“肩並肩”軍演中發射。（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總臺軍事觀察員魏東旭指出，88式反艦導彈採用車載部署方式，每輛發射車可搭載6枚亞音速反艦導彈，有效射程約為150至180公里。目前日本陸上自衛隊使用老舊的88式反艦導彈，意在“探路”，即測試在菲律賓的作戰環境，摸清導彈在南海海域的適配性與作戰效能。後續在美菲聯合軍事演習中，日本陸上自衛隊很可能會使用更先進的25式反艦導彈及25式滑翔彈。

　　魏東旭進一步指出，日本將反艦導彈部署到菲律賓，絕非單純參與軍演，而是一步明確的戰略落子，意在清晰劃定其未來海外用兵的核心方向，明確針對南海地區的火力打擊範圍。從境外導彈發射到磋商出口軍火，可以説，日本自衛隊正在加速走向海外，給南海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埋下了越來越多的隱患。

“大東亞共榮圈”現實翻版？日本已形成“軍火出口型外交”模式

　　對於近期小泉進次郎出訪、日本加速推進武器出口等一系列危險動向，劉江永分析稱，日本當前的外交與安全綁定已形成“軍火出口型外交”模式，正在以大規模、快節奏的態勢全面鋪開。其核心目的是依託日本國家安全戰略調整及國家發展模式轉型，通過規劃涵蓋殺傷性武器的出口藍圖，一邊開拓海外軍火市場、攫取利益，一邊編織多邊體制網格，遏制中國、威懾中國。

　　劉江永進一步指出，日本已實現對澳大利亞的大規模武器出口，隨後又與新西蘭達成相關共識，下一步將向新西蘭出口武器裝備。此外，日本也與印尼達成了類似意向。可以看到，這是戰後日本首次逐步取代美國，成為亞太地區的武器裝備出口商——説白了，就是名副其實的“軍火販子”。

　　劉江永表示，這絕非普通的國際武器裝備展覽與採購行為，而是日本精心設計、專門針對中國進行的戰略佈局。未來，日本將通過建立雙邊“2+2”對話機制、持續推進武器出口以及簽署部隊往返便利協定等舉措，形成一套全球範圍內針對中國的軍事安全佈局，這一佈局可稱之為“章魚式戰略”。這意味著，一旦局勢需要，日本不僅可以從本土或琉球群島對中國發動武力攻擊，還可以在菲律賓、澳大利亞、印尼等多個點位部署精密武器與高端戰機，像章魚伸出無數觸角一般，多點聯動、打擊有生力量。這可謂“新型軍國主義”的雛形。

　　劉江永強調，日本大肆鼓吹的所謂“自由開放的印太”，根本不是單純的經濟合作框架，而是一個囊括軍事武器出口、戰略合作協調、情報交換的綜合性圍堵體系——圍繞東海、臺海、南海三大區域，還刻意將美國拉入其中，層層圍堵、步步為營，堪稱歷史上“大東亞共榮圈”的現實翻版，其野心昭然若揭。

　　從堪培拉紀念館前看似“謙卑”的一跪，到菲律賓土地上“戰後第一射”的轟鳴，高市早苗內閣及其幕僚用一套精心算計的政治軍事“組合拳”向世界攤牌：日本右翼勢力從未真正接受戰後和平憲法的約束，反而正以“逢場作戲式懺悔”為掩護，以“軍火出口”為紐帶，悄然編織一張覆蓋東海、臺海、南海的軍事網絡。這已不僅僅是對戰後國際秩序的公然挑釁，更是對地區乃至全球和平穩定的現實威脅。（陸華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