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真正需要銘記的，不只是昭和時期的“變革”與“復興”，更是這段歷史所承載的責任與教訓

　　2026年是日本昭和時代百年節點，日本政府為此籌劃舉辦一系列紀念活動。然而，仔細審視這些紀念活動的具體內容，人們會發現一個值得警惕的危險傾向：日本正系統性地模糊、弱化甚至刻意遺忘其侵略歷史，將原本深深植根于日本對亞洲各國發動侵略、亞洲各國奮起反抗這一歷史語境中的“昭和百年”，刻意歪曲為僅關乎日本自身的片面敘事，全然無視亞洲受害國人民的集體歷史記憶與情感傷痛。

　　這種“選擇性記憶”，首先體現在具體歷史呈現方式上。日本防衛研究所推出的“昭和百年”特別展中，第二次世界大戰被簡化為日本與英美澳等西方國家之間的戰爭，敘事從1941年的馬來亞戰役與珍珠港事件展開。而昭和三年的皇姑屯事件、昭和五年的霧社事件、昭和六年的九一八事變等，這些標誌著日本對亞洲擴張與侵略歷史的關鍵節點，卻在官方敘事中被“隱身”。

　　與此同時，紀念活動還通過議題選擇實現“敘事轉移”。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舉辦的特別展“昭和時期的日本人與前沿領域——向南極、深海與宇宙的挑戰”，將重點聚焦于科學探索與技術發展。而其下屬的亞洲歷史資料中心，本應承擔起系統公開日本近代對外戰爭檔案、回應侵略歷史反省訴求的重要職能，卻在此次紀念活動中沉默失語。這種以科技成就掩蓋戰爭記憶的做法，事實上進一步削弱了公眾對侵略歷史的認知。

　　在此基礎上，日本官方敘事對“苦難”與“復興”的界定，也呈現出明顯的內向化傾向。日本政府希望民眾銘記的所謂“苦難”，主要是日本國內的戰爭損失與空襲遭遇。所謂“復興”，則被界定為戰後在日美同盟體系下的國內重建進程。相比之下，日本在亞洲犯下的侵略行徑及其造成的巨大人道災難，卻被有意淡化甚至排除在集體記憶之外。

　　然而，歷史並不會因敘事選擇而消亡。今年是東京審判開庭80週年。這場國際大審判確立了發動侵略戰爭決策者須承擔個人刑事責任的法理基礎，明確判定了日本軍國主義及軍國主義分子發動和實施侵略戰爭及相關罪行。若將時間軸進一步拉長便可發現，2026年本身就是多個歷史節點疊加之年：84年前，日軍佔領新加坡後，對當地華人實施了慘絕人寰的系統性屠殺；同樣在84年前，日軍佔領菲律賓後，犯下巴丹死亡行軍等纍纍罪行；95年前，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挑起局部侵華戰爭，並在4個多月時間裏佔領中國東北廣大地區……忽視這些歷史事實，所謂“昭和百年”紀念活動無異於掩耳盜鈴。

　　日本高市早苗政府主導的“昭和百年”紀念活動，具有鮮明的現實政治取向，本質上還是一種“脫亞入美”行徑，旨在為其親美媚美和“再軍事化”路線尋求歷史正當性。這一路線，與戰後日本曾長期奉行的“吉田路線”形成鮮明對照。“吉田路線”確立了“輕軍事、重經濟”的發展模式，其外交活動原則明確強調“以聯合國為中心”“與自由主義各國協調”“堅持亞洲一員的立場”。這一路線不僅支撐日本在20世紀50年代至90年代實現經濟高速增長，也幫助其在冷戰時期有效避免深度捲入地區衝突，並通過民間外交等方式逐步修復與亞洲國家的關係，為國內經濟發展營造了相對穩定的外部環境。

　　相比之下，高市早苗政府不斷突破日本戰後“和平憲法”約束、以軍事力量為依託挑動地區緊張局勢的政策取向，正不斷削弱日本長期以來賴以發展的戰略平衡，最終必將反噬自身。從這一意義而言，日本真正需要銘記的，不只是昭和時期的“變革”與“復興”，更是這段歷史所承載的責任與教訓。唯有在完整的歷史視野中進行深刻反思，紀念才不至於淪為遺忘的工具，歷史也才能在反省中被真正傳承。

　　（作者鄒皓丹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