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一旦爆發，方法的有效性將壓倒一切道德顧慮以及對國際社會譴責的恐懼……如果這個國家認為必須征服敵人才行，那麼所謂的道德約定恐怕也只是一紙空文罷了。”1941年，日本軍醫北條圓了在柏林軍事醫學院發表題為“關於細菌戰”的演講。作為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以下簡稱“731部隊”）創建者石井四郎的助手，北條圓了此行目的是和德方“交流”細菌戰“研究成果”。而被他視為“一紙空文”的，正是世界各國1925年在日內瓦訂立並簽署的《禁止在戰爭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氣體和細菌作戰方法的議定書》。

　　半個多世紀後，在德國聯邦檔案館軍事檔案分館，年輕的德國醫學生蒂爾·貝爾尼希豪森讀到這一演講的手稿。彼時，貝爾尼希豪森正在為博士論文做準備。他沒有想到，自己的研究成果將影響國際同行10餘年；他更沒有想到，以這篇論文為基礎撰寫的德文專著，日後將被中國駐法蘭克福總領館發掘，並促成該書中文版和英文版的出版。

　　2025年10月，貝爾尼希豪森的專著《1932—1945年日本生物戰部隊在中國進行的醫學人體實驗》（見圖，資料圖片）中英文版首發式在德國法蘭克福書展舉行。中國駐法蘭克福總領事黃昳揚表示，“我們希望讓更多國際讀者通過這部著作深入了解中國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作出的巨大犧牲和卓越貢獻，了解中國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的立場與主張，共同珍視來之不易的和平。”

　　已是海德堡大學醫學院全球衛生研究院院長的貝爾尼希豪森也來到首發式。“這本書基於大量第一手材料，試圖客觀還原一段不容忘卻的歷史。”他説，“在研究過程中，我得出幾個明確的結論：二戰中日本細菌武器研究的整個過程都是在活人身上進行的，其目的純粹是為生物武器的開發服務，完全與醫學倫理背道而馳。這不僅是歷史的悲劇，更是對人類良知和文明底線的挑戰。”

　　翻開這本書，貝爾尼希豪森首先從石井四郎的出身、性格和職業道路寫起，從個人及日本時代背景、社會格局的角度，揭示731部隊得以建立乃至不斷膨脹的原因。作為醫學工作者，貝爾尼希豪森對該生物戰部隊進行的人體實驗記錄進行了分析，他的分析覆蓋了731部隊及其部署在南京、廣州、北京等地的分支部隊所進行的毒氣、低壓、傷寒、炭疽等35項人體實驗。

　　正如貝爾尼希豪森所説，“我以學者的中立視角出發，讓檔案自己説話，拼接出歷史的原貌”。為蒐集檔案，貝爾尼希豪森特意前往美國，挖掘保存在美國國家檔案館、美國國會圖書館的解密材料，以及日軍在二戰後交付給美國情報人員的人體實驗記錄分析報告等。歷史的證據令人不忍卒讀。

　　作者的筆墨富有超越國界的人道主義溫度和正義良知的力度。“我寫這本書不僅為了學術研究。歷史本身就應寫得有力，用強有力的措辭來表達。”貝爾尼希豪森説。“在東京審判期間，日本生物武器研究者所進行的人體實驗僅被短暫提及一次，主審法官以‘證據不足’為由，決定不再就此問題深入調查。”貝爾尼希豪森寫道。全書終章，他記錄了石井四郎和數十個原731部隊成員的戰後生活軌跡：逃脫審判且優渥富足——可以説，這是一部醫學研究者的學術報告，也是一位有良知者的非虛構寫作。

　　遠在德國的貝爾尼希豪森當年緣何選擇這段歷史作為研究對象？上世紀90年代中期，作為海德堡大學醫學院學生的他，成功申請到錄取率僅0.03%的德國國家學術獎學金，來到南京大學學習一年中文。利用假期，他由南京北上哈爾濱，注意到731部隊遺址。“我意識到這段歷史還沒有得到足夠的認知，作為醫學生的我之前從未聽説。”貝爾尼希豪森回憶。回到南京，他把彼時能找到的書都讀了，閱讀中文材料尤為費力，“我借助一部漢英辭典，一點點‘啃’了下來。”回德國後，貝爾尼希豪森前去拜訪德國研究一戰、二戰醫學史的學術權威沃爾夫岡·埃卡特教授。埃卡特不僅鼓勵他以此為研究對象，還欣然應允擔任他的導師。

　　今年6月，由新星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聯合出版的《1932—1945年日本生物戰部隊在中國進行的醫學人體實驗》第二次印刷，這段沉痛的歷史走向更多讀者。“對此，我感到榮幸和感激。今天重新出版這部書，仍然具有現實性。”貝爾尼希豪森説，“納粹醫生在紐倫堡接受審判，促成《紐倫堡法典》的制定，這是從恐怖歷史中誕生的現代醫學倫理規範，是歷史之於人類的意義。有關國家至今尚未寫出他們應如何正視那段歷史的著述。真相是歷史的基石，公義是人類的良知。我希望這本書能作為橋梁，連接過去與未來，促使我們共同反思歷史，為創造美好明天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