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日本侵略者強徵6萬多名盟軍戰俘和數十萬名亞洲勞工在原始密林間修築泰緬鐵路，超10萬人慘死工地——

遊客參觀“地獄之火通道”遺址。

泰國北碧府克拉塞洞鐵路橋的部分路段。

泰緬鐵路沿線遺留的廢棄火車。

觀眾在“地獄之火通道”紀念館展廳內參觀。

泰國北碧府戰爭公墓。

以上圖片均為本報記者白元琪攝

　　“死亡反倒容易，活著才是煎熬。”80多年前，一名盟軍戰俘在日記中寫下的這句話，揭露了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戰爭的殘酷與血腥。1942年，日本軍國主義為打通泰國與緬甸陸上補給線、全面佔領東南亞，強徵6萬多名盟軍戰俘和數十萬名亞洲勞工修築泰緬鐵路。惡劣環境與殘酷虐待，讓10余萬生命埋骨荒野，這條鐵路也被稱為“死亡鐵路”。

　　如今，泰緬鐵路的部分路段仍承擔運輸功能，也吸引著世界各地的遊客前來參觀。記者日前沿鐵路線走訪，追尋當年的苦難足跡，感受這段慘痛歷史留給後人的和平警示。

　　瘴氣瀰漫的熱帶雨林和蚊蟲肆虐的工地——

　　“營地就是一片泥沼，泥漿裹住所有人，浸透所有東西，滲進帳篷”

　　在靠近泰緬邊界的泰國北碧府，著名的克拉塞洞鐵路橋依懸崖而建。這座木棧橋是整條“死亡鐵路”保存最完整的棧橋之一，也是當年施工最艱險的路段之一。棧橋一側是陡峭岩壁，另一側是深深的山谷，桂諾伊河水在谷底奔涌。當年，戰俘和勞工們僅憑肩扛手抬，在絕壁間架橋鋪軌。

　　1942年，泰緬鐵路工程分別從緬甸的丹彪扎亞和泰國的班蓬兩地開工，向中間推進。為迅速集結勞力，日軍向新加坡等佔領區的戰俘許下所謂“十項承諾”，謊稱將提供良好醫療、充足物資和舒適住所等，誘騙他們前往“條件更好的新營地”；同時，日軍又以高薪誘騙亞洲勞工，後因人數不足而進行大規模強徵。

　　所有承諾實為泡影。戰俘和勞工們踏上前往泰國的旅程，如貨物般被塞進密閉的鐵皮車廂。北碧府泰緬鐵路中心還原的運輸場景，再現當年的慘狀。“一節僅7米長的車廂竟擠入28人。許多人在4天行程中無法躺下，食物極度匱乏，有的隊伍甚至連續40多小時粒米未進。”講解員桑諾告訴記者，走海路的戰俘與勞工境遇更悲慘，他們蜷縮在狹小隔艙內，有的因窒息身亡，有的乘船被擊沉而遇難。

　　抵達泰國後，等待他們的並非“新營地”，而是瘴氣瀰漫的熱帶雨林和蚊蟲肆虐的工地。為防止戰俘抱團反抗，日軍將他們分散到沿線數百公里範圍內。不少人剛下車，就不得不徒步向深山開進，最遠300多公里。為避開盟軍偵察，日軍逼迫他們連夜趕路。一名戰俘在日記中寫道：“深夜出發，暴雨傾盆，腳下泥濘不堪。所有人精疲力竭，只能在黑暗中互相攙扶、艱難移動。”

　　到達駐地，只有未完工的竹骨茅屋與幾頂破爛廢篷供他們棲身。原本僅容8人的帳篷，竟擠下20多人。一名戰俘後來回憶：“營地就是一片泥沼，泥漿裹住所有人，浸透所有東西，滲進帳篷，糊滿竹床板，我們連睡覺時都是滿身泥漿。”然而，未等他們稍作喘息，日軍的皮鞭和刺刀便逼迫他們奔赴施工現場。

　　勞工每天需鋪設約890米鐵軌——

　　“遠望如同一座烈焰翻騰的人間地獄，‘地獄之火通道’由此得名”

　　走進“地獄之火通道”紀念館，展廳中央矗立著一個近2米高、裝滿石塊的鐵籠。“這是每名勞工每天必須清運的3立方米岩石量。”紀念館信息主管朱塔蓬·潘松本介紹，他們每天能領到的食物，卻只有約370克大米。

　　展板資料顯示，泰緬鐵路全線需開挖400萬立方米土方、爆破300萬立方米岩石，架設14公里橋梁。彼時缺乏大型機械，鑽孔、爆破、清渣、搬運幾乎全靠人力。據估計，勞工每天需鋪設約890米鐵軌。

　　記者沿著紀念館後方的小路步行10余分鐘，來到著名的“地獄之火通道”遺址。這裡由兩段人工開鑿的路塹組成，其中最深的一段長約75米、深達25米，宛如一道巨大的傷口嵌入山體。岩壁上仍留有當年鑽孔痕跡和折斷的鋼釬，地面殘存著一小段鐵軌與枕木及銹蝕的道釘。

　　朱塔蓬·潘松本指著岩壁上幾處斜孔告訴記者，入夜後，工人們藉著油燈和塞入孔中燃燒的竹把繼續開山劈石。錘擊聲、爆破聲與號子聲徹夜回蕩山谷，昏黃的火光映照著晃動的人影，“遠望如同一座烈焰翻騰的人間地獄，‘地獄之火通道’由此得名”。

　　雨季的來臨讓境況變得更糟。山洪沖毀道路導致補給中斷，送抵工地的口糧大多已腐爛變質。澳大利亞戰俘艾倫·赫德在回憶錄中寫道：“我們吃的大米裏爬滿了象鼻蟲和蠕蟲。如果把蟲子都挑出來，幾乎無米可吃。”

　　長期饑餓、超負荷苦役與惡劣氣候，摧垮了勞工們的身體。施工時被碎石劃破的傷口極易惡化為深可見骨的熱帶潰瘍；瘧疾、霍亂、痢疾等疫病在營地蔓延。面對病榻上的勞工，日軍竟以斷絕口糧相威脅，強迫他們帶病復工。

　　1943年6月至10月，僅盟軍戰俘就有7000余人喪生，亞洲勞工的傷亡更是難以估量。“鐵路每向前延伸一公里，背後都是無數人付出的生命代價。”朱塔蓬·潘松本感嘆道。

　　平均每公里就有約350人死亡——

　　“這些遺跡與實物都是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罪行不容抵賴的鐵證”

　　面對日軍的殘酷壓迫，戰俘從未放棄抗爭。他們將白蟻巢放到橋墩旁、用軟木替代硬木、故意將橋樁打淺，暗中拖延施工。荷蘭戰俘古斯生命垂危時，仍堅持畫下同伴慘遭奴役的景象；一些戰俘將日軍暴行秘密記錄在竹片、鋁制飯盒等物件上，為後世留下珍貴證據。

　　隨著病患不斷增加，戰俘軍醫們就地取材，用竹管、廢舊汽油桶、啤酒瓶等製作輸液裝置、蒸餾器和簡易手術器械，艱難維繫一座座簡陋的“戰地醫院”。軍醫皮特·亨德利在證言中寫道，每當日軍到營地強徵勞工，醫護人員都會設法讓病情較輕者頂替重症患者，不少醫生因此遭到毒打。

　　民間救援行動也在悄然展開。曼谷商人加德納和希思聯合當地民眾、華人僱員等組成地下援助網絡，將藥品、食物秘密送往戰俘營。一些當地百姓冒著殺身之禍，在暗夜裏偷偷救濟戰俘。

　　1943年10月，泰緬鐵路全線貫通。泰緬鐵路中心館藏的一張歷史照片，記錄了當時荒誕的一幕：日軍刻意要求戰俘擺拍“悠閒”步入假酒吧的場景，企圖向外界營造戰俘待遇優厚的假像。倖存者吉爾曼後來回憶：“日本人一遍遍重拍鐵軌合龍鏡頭，而我們腦海裏全是合龍前犧牲的同伴。”

　　這條全長415公里的鐵路，最終以約1.25萬名盟軍戰俘和10余萬名亞洲勞工付出生命為代價而建成——平均每公里就有約350人死亡。其中，來自英屬馬來亞的泰米爾人和華人，以及來自緬甸的勞工傷亡最為慘重，死亡人數約佔總數的一半。他們沒有受到國際公約保護，也幾乎得不到救治，許多人甚至連姓名都沒能留下，便長眠異國他鄉。泰緬鐵路貫通後，仍有數萬名亞洲勞工被日軍強行扣留，被迫繼續承擔危險的運營與維護工作。

　　戰後，許多回到故鄉的戰俘因疾病、殘疾和長期營養不良，再也無法恢復正常生活。更多人終生飽受噩夢、焦慮和創傷後應激障礙折磨，家庭深受影響。泰緬鐵路中心展廳內的資料顯示，許多年輕戰俘因修築鐵路期間遭受長期虐待與病痛折磨，回鄉後不久便相繼離世，例如，戰俘羅賓遜·曼坦獲釋歸國時年僅25歲便撒手人寰。

　　20世紀90年代，二戰史學學者羅德尼·比蒂在北碧府走訪時發現，外界對這段“死亡鐵路”的真實歷史知之甚少。此後10餘年，他沿鐵路線徒步勘察，走訪60多處戰俘營遺址，蒐集倖存者口述史料和歷史遺物，並創辦泰緬鐵路中心，希望幫助更多戰俘家屬尋得親人最後的印跡，也讓更多人了解這段歷史。

　　“在北碧府，許多家庭的命運都與這條鐵路緊密相連。有的祖輩曾冒死運送食品和藥物，我的祖父也曾投身於地下抗日組織。”泰緬鐵路中心研究員普拉格説，“如今我們要守護這些遺跡與實物、傳承和講述這段歷史。這些遺跡與實物都是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罪行不容抵賴的鐵證。銘記歷史不是為了延續仇恨，而是要築牢警惕軍國主義復活的防線，避免悲劇重演，讓和平長存。”（記者 白元琪  本報曼谷8月9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