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改革開放以來，首都北京作為全國政治、文化、科技創新、國際交往中心，一直活躍著浙江人的創業以及工作生活的身影。“八八戰略”迎來20週年之際，浙江日報報業集團北京分社、潮新聞京津冀新聞中心、浙江省駐京辦、在京浙江人雜誌社聯合中國網共同策劃了《繁茂的藤蔓——在京浙江人探訪紀實》系列報道，旨在通過記者視角，探訪“闖京城”的浙江人有著怎樣的獨特經歷，捕捉他們目前關切，關注他們未來命運，從百姓視角呈現北京和浙江之間更多的故事；通過群像塑造，通過他們的所作所為、所思所想，為“地瓜經濟”提能升級“一號開放工程”提供實踐和思考。

　　立夏過了，北京五月的陽光已非常扎眼。

　　耀眼的陽光裏，55歲的台州人謝仁德帶著潮新聞記者來到豐台區豐海南街路口。他瞇起眼看了看南中軸國際文化科技園的工地，用手指著街對面一幢20多米高的老樓説道：“那是當年的京溫服裝市場。那個時候，大紅門一帶圍繞服裝産業形成的市場有幾十個。那個繁榮啊！”

京溫服裝市場舊址

　　北京南三環，涼水河依然平緩地流淌著。謝仁德帶我們來的地方，曾是北京乃至華北最大服裝批發交易中心之一的大紅門服裝商貿城所在地。現在，這裡正“華麗轉身”為未來科技産業園，以“文化 科技”整合新産業，撬動著北京南部地區加速蝶變發展。

建設中的南中軸國際文化科技園，大紅門正“華麗轉身”

　　幾十萬浙商，曾經奮鬥在大紅門

　　謝仁德現在是北京浙江企業商會常務副會長、北京台州企業商會會長，對於大紅門，他再熟悉不過。1994年，大紅門服裝商貿城的前身——紅門服裝市場，就是由謝仁德和幾個浙商一起創辦的。

　　對於在這片土地上奉獻了青春的他來説，這裡有激情燃燒的歲月。謝仁德覺得，大紅門一帶服裝市場曾經的繁榮，無法用言語來形容，“比熙熙攘攘還要厲害！”

　　這種感覺，潮新聞記者同樣在胡濤那裏得到了印證。職業經理人出身的胡濤，2017年前曾是京溫服裝市場總經理。她説：“那會兒，大紅門每天人山人海。”

　　“怎麼形容呢？”胡濤甚至給潮新聞記者打了個比方，“現在我們説‘堵車’，那時這兒就是‘堵人’！”

　　怎麼個“堵”法？“就是人多、貨多、車多，放眼望去，所見之處皆是貨車、三輪車和打了包的貨物。我們走路都得小心翼翼。”胡濤説，“不過這裡的生意，那是真的好！”

　　京溫服裝市場創辦于1992年。“我2000年來到‘京溫’時，這裡已經熱鬧得不得了了。”胡濤説。

胡濤

　　胡濤在京溫服裝市場待了17年。17年裏，她目睹勤勞的浙江人在這裡攢下人生第一桶金，而後轉型升級創辦企業。她曾經管理的京溫服裝市場一期、二期總建築面積6.5萬平方米，2500個攤位，90%是浙商。“浙商不會固守陳舊。隨著業務發展，部分浙商把攤位盤給外省人承接經營，自己出去辦廠擴大再生産。但這些外省的商人，始終做不過浙商。”她説，“浙商眼光超前，思路靈活。”

　　曾經，到底有多少浙商奮鬥在北京大紅門？2015年，北京浙江企業商會做過一個調研。調研數據顯示，當年在北京註冊登記、年營收在1億元以下的浙江籍老闆名下小微企業，約2萬個。謝仁德參加了這個調研，他告訴潮新聞記者：“這些企業，相當部分是大紅門一帶浙商註冊成立的。”

謝仁德

　　這個調研還顯示，當年80多萬在京浙商中，溫州籍近50萬人（其中樂清籍佔了大頭，有近30萬人），台州籍約17萬人。“在大紅門從事服裝生意的，以溫州籍浙商和台州籍浙商為主。”謝仁德説，“坊間傳聞‘幾十萬浙商在大紅門’，並不為過。”

　　2017年，隨著北京市第一次非首都功能疏解告一段落，大紅門一帶服裝市場全部關停。

　　2023年春天，潮新聞記者行走在涼水河畔，曾經喧囂的熱鬧景象早已難覓。但浙商在大紅門曾經的奮鬥史，依然在這片土地上流傳。

涼水河畔

　　在大紅門，浙商是這樣做生意的

　　大紅門，位於北京市豐台區永定門外木樨園橋南側南苑鄉。

　　歷史上，大紅門原指皇家苑囿南海子的正門。據史料記載，大紅門建於明代永樂十二年（1414年）。當時擴建南海子時在東西南北四個方向各開有一個門，分別稱東紅門、西紅門、南紅門、北紅門；其中，北紅門為南苑的正門。清代乾隆年間，這裡又增開了五個門；在北紅門東邊所建的一個門稱“小紅門”，因此原來的北紅門也被大家稱為“北大紅門”，後來習慣稱“大紅門”。

　　近20年，大紅門地區成為由浙江人為主的外來人口聚集地方，一度被稱為北京“浙江村”。

　　1985年春節前，17歲的謝仁德從浙江玉環老家來到北京。因為很多溫州籍、台州籍老鄉就住在木樨園大紅門一帶，他也跟著住進了這裡。

俯瞰“浙江村”

　　至今回想起來，謝仁德依然覺得那樣的日子快樂而有奔頭。“就是老北京的衚同裏，都是平房，一間一間的，住滿了租在這裡的浙江人。居住條件並不好，一到下雨天簡直無從下腳，但大家覺得日子充滿了希望，並不覺得苦。”

　　那會兒正是“引廠進店”的好時機，北京的東安市場、隆福寺大廈、西單百貨大樓等地，敞開懷抱歡迎大家進去“包櫃檯”經營。謝仁德他們，就是帶著玉環老家服裝廠的産品，來到北京“包櫃檯”。因為是直接從廠裏生産出來後就進到銷售前端，中間省去了經銷環節，所以利潤相當可觀。

　　勇於挑戰的浙江人就在其間發現了商機。“有些會裁剪的、縫紉手藝好的，就在出租房裏擺起了兩三個、三五個機頭，搞起了家庭服裝作坊。有的拿到京郊去賣，有的給廠裏做貼牌。漸漸地，有北京市民打聽到商場裏的服裝就出自‘浙江村’後找了過來，大家就在出租房里加工並銷售。”謝仁德告訴潮新聞記者。

　　再後來，隨著加工工藝越來越好，大家都認同了“浙江村”的産品。因為同樣的服裝，大商場和“浙江村”的價格相差不是一點點。但是出租房太小又接待不了那麼多客戶，大家就到路邊擺攤去交易。“實際上連個攤位都算不上。找兩棵樹，拉根繩子，挂上衣架和衣服，就能做生意啦！”

“浙江村”裏的作坊

　　慢慢地，服裝市場雛形就開始形成了。

　　“這個市場的形成，完全是自發的。”謝仁德説，“其後大家看到果園村有片空地，就琢磨著要像紹興柯橋輕紡城那樣辦個交易市場。”

　　這一琢磨不得了。1992年京溫服裝市場誕生，1994年紅門服裝市場開業，1997年京都輕紡城開張……有做面料的，有做輔料的，有做鈕扣的，有做五金配件的，有做拉鏈的，大大小小幾十個市場，包羅了服裝生産的所有工序和工藝。

　　“除了服裝設計和研發，當時‘浙江村’不具備這樣的能力。”謝仁德説，“其餘服裝生産、銷售要素，我們都有了。”

“浙江村”內的市場

　　那時候的浙江人，為什麼能在大紅門做得那麼紅火？

　　在謝仁德看來，這其實就是一個全産業鏈的雛形。“大家各司其職，發揮所長，負責的是服裝産業的每一個環節。”他解釋説，“實際上就是把整個産業鏈給拆分了，化整為零，各自加工完成後，再拿到市場來進行交易，又化零為整。市場規模就這樣起來了！”

　　也是在豐台區大紅門服裝批發交易市場的影響下，西城區動物園批發市場、朝陽區雅寶路服裝批發市場相繼建立，形成三足鼎立局面。

　　比別人早邁出一步，敢為人先

　　“作為職業經理人，我是從另一個視角來觀察大紅門的浙商。”胡濤説。

　　在她看來，在京浙商除了吃苦耐勞，其獨特的地方或是明顯的優勢還在於：視野開闊、眼光超前、積極進取、團結協作。“浙商大多很早出來經商，其家族或者親戚又遍佈世界各地，他們所具備的往往就是世界眼光，做生意總能比別人早邁出一步，搶到一些先發優勢。”胡濤這麼認為。

　　浙江樂清人盧堅勝，是謝仁德的合作夥伴。

盧堅勝

　　1995年，24歲的盧堅勝跟著朋友離家北上，與“做市場”結下不解之緣。1996年，盧堅勝與大紅門街道合作，辦起“服裝早市”；1997年，由他擔任董事長的京都輕紡城開業；其後，他又辦起紡織品市場。

　　就是在大紅門，台州人謝仁德與溫州人盧堅勝相遇了。相同的理念，讓他倆很快走到一起，一路合作至今。

　　2009年11月，北京啟動《促進城市南部地區加快發展行動計劃》（簡稱“南城行動計劃”），計劃三年內投資2900億元，用於城南的産業調整、民生改善以及基礎設施建設，並定位於高端産業。

　　看到“南城行動計劃”的那一刻，謝仁德和盧堅勝都敏感地認識到：大紅門原有的服裝加工業將面臨搬遷和改造。

　　一直以來，大紅門地區服裝市場走的都是這樣一種模式：租來村集體的土地，建好市場招租，然後開業經營。“市場管理方、經營戶和村集體，看似大家都賺錢了，但很多手續都是不完備的。在沒有法律保障的前提下，作坊式的服裝業，等於一直在沒有地基的空間裏行走。”同時認識到這個問題的謝仁德、盧堅勝，還聯合了後來成為中通快遞管理層的王吉雷，開始為大紅門浙商尋求出路。

　　他們一致認為，已經發展壯大了的大紅門浙商，需要一個適合長期發展又屬於自己的地方。

　　“浙江村”裏最早的批發市場。門口一排排小車，是用來把作坊裏生産的服裝運往市場的。

　　2009年底，在浙江省政府駐北京辦事處和北京浙江企業商會的支持下，他們考察調研了環首都十三縣中可承載服裝産業的所有地方，最終敲定了河北省永清縣。

　　永清地處京津冀經濟圈核心、北京産業轉移帶上，毗鄰北京大興國際機場，京臺高速貫穿全境。獨特的區位和交通優勢，使其成為大紅門浙商搬遷的首選之地。

　　“永清到北京天安門廣場，直線距離60公里。地理位置得天獨厚。”採訪時，謝仁德一再告訴潮新聞記者。

　　他們註冊了“浙商新城”和“浙商服裝新城”兩個主體。2010年春節前，與永清縣相關部門達成協定，合作建設規模達2萬畝的永清“浙商新城”項目，其中5000畝用於建設“浙商服裝新城”。

　　然而，理想很豐滿，現實永遠比想像要來得更骨感。

　　從北京大紅門到河北省廊坊市永清縣，這些敢為人先的浙商有著怎樣的際遇？又是如何韌性生長的？下一站，我們將探訪永清縣“浙商新城”的浙商們。（沈愛群 侴雪妍 喬韻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