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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黑風暴》:建設性現實主義電視劇創作樣本
2021-09-14 10:03:04來源:文匯報編輯:王卓

  建設性現實主義與批判現實主義最大的不同恰恰就在這裡:不止于黑暗,也不止于嚮往光明,而是現實主義地呈現出黑暗不能阻擋光明的到來,正義有時可能會遲到,但不會缺席,它正在到來、甚至已經到來。            

  題材是重要的,但並不是決定性的            

  無論是觀眾的覆蓋面抑或網臺各端的播出數據都表明《掃黑風暴》是今年一部現象級電視劇。它能始終牽動觀眾的高關注度,在於劇本從社會真實中提取素材,以此撥動了大眾審美情緒最敏感的部分:對生命至上的捍衛,對權與法、情與理、善與惡的思考也引發了更多的感性共鳴和理性思考。            

  作為第一部反映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的電視劇,題材之特殊性決定了這部作品從立意、內容、製作等全流程,都凝聚著多方面的通力合作。這部由中央政法委篩選的真實案例改編而來的電視劇,其創作絕不僅僅是憑“題材紅利”一招制勝,正如魯迅先生所言,選題要嚴,開掘要深,才能不辜負一個難得的好題材。 《掃黑風暴》在平衡深度與烈度、兼容紀實風格與戲劇化表達、建構深刻的現實意義同時弘揚核心價值等方面,都體現了創作者對現實主義的駕馭功力。            

  此外,這部作品,它在氛圍的營造、敘事張力的設計、節奏的把控、剪輯的流暢,特別是絕大多數演員對表演準確度和細膩性的完成等方面,可以說都是國產電視劇中的上佳呈現。這使得作品的社會意義、思想價值得以真正彰顯,從而具有感染力地體現了建設性現實主義的創作觀念,達成了現實性、思想性、藝術性等多方面的結合。 《掃黑風暴》為我們一直提倡的“向上、向善、向前、向美”的建設性現實主義提供了方法論樣本。            

  “掃黑”不為“揭黑”,而是引人向上向善向前            

  有著現實主義的力度,這是《掃黑風暴》予人最直觀的印象。2018年,一紙“關於開展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的通知”從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一場為期三年、覆蓋全國的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就此展開。            

  真實的行動是作品的根基,而反過來看,劇中對黨中央掃黑除惡的決心與力度以及這場行動的艱巨性、複雜性,表現出了深度與現實感。以第一集為例,中央督導組的專車駛入綠藤市,想要在路邊攔車遞舉報信的薛梅命喪不明勢力之手。這段劇情不僅從戲劇性上確保了先聲奪人,它還承擔著為作品定位的使命——中央督導組入駐,體現黨中央掃黑除惡的決心與力度;黑惡勢力猖狂初顯,反映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的艱巨性和複雜性。            

  正因為劇作把握好了官、商、警、黑的複雜關係,並據此建構了劇中的人物關係網,觀眾在新聞中看到的孫小果案、操場埋屍案、湖南文烈宏案等一度轟動全國的惡性案件,才能不作為獵奇,而是作為一張“黑網”呈現出來,才能透過感官上的觸目驚心抵達內心的震撼。            

  大結局,隨著那棟象徵黑惡勢力的八通大廈土崩瓦解,曾被陰雲籠罩的綠藤市及市民終見陽光。何勇那段時長3分30秒的講話,將“拔毒刺”“鏟毒瘤” “有一起查一起,有十起查十起,絕不放過一個犯罪分子”的行動內核主張鮮明,也在“有黑必掃、有惡必除”的信念中把整部作品正氣、正義的價值高高揚起。            

  更重要的在乎立意。從第一集的堅定信念與複雜形勢並行,到最後在帶有紀實感的影像中呈現正義的審判,28集的過程在一種現實主義的圖景中體現了一種“建設性現實主義”的從批判到建設的方向。 《掃黑風暴》把鏡頭對準真實,但真實的落點不在“黑”與“惡”,而是在“掃黑”和“除惡”; “寫黑”也不是為了“揭黑”,而是用真實的力量來引導人向上、向善、向前。觀眾看完《掃黑風暴》後,不會覺得了無希望。向內,它會讓人引以為戒,促使你做個好人;向外,它會讓人感知社會在進步、正義雖遲到但不會缺席。            

  挖掘犯罪發生學,為人性走出幽暗點亮一盞燈            

  作為一部致敬掃黑除惡鬥爭英雄的涉案劇,邪不勝正、激濁揚清是必然的過程。怎樣在觀眾預知“結尾”的前提下,依舊能讓劇情扣人心弦,可以看成一部作品在建構了立意、格局後,所體現出的文本價值追求。            

  《掃黑風暴》“14年”的時間概念讓人印象深刻。14年的時間跨度,是事實使然,也是文本的價值。它能以時間的長度來彰顯鬥爭之激烈、掃黑英雄之不易,也在時間的跨度中探入了人性的深度,帶給觀眾一定啟示。特別值得一提的是, 《掃黑風暴》不僅對李成陽等為代表的“正義英雄”給予了發生學闡釋,從而為他的14年臥薪嘗膽、忍辱負重提供了心理厚度,更是從犯罪發生學的角度深刻揭示了犯罪行為從萌芽一直髮展到最後的滔天大案,從哪開始、其間經歷了什麼;有的人從一念之差到在不歸路上越行越遠,人心變質的發生學過程歷歷在目。            

  劇中幾乎所有的反面人物都有著犯罪發生心理學的動機。從高明遠開始,孫興、鄭毅紅、賀蕓、董耀、胡笑偉、馬帥……無論惡貫滿盈者還是人性尚存之人,所有的人物都有犯罪發生學的根基。剖析犯罪發生的根源,不是為了原諒罪犯,而是為了思考、探究,是怎樣一雙黑手把人推向了犯罪的深淵。這其中有慾望,對權力、對金錢的慾望,比如王政、董耀、胡笑偉等人;也有人性的弱點,比如孫興這個十惡不赦的法外狂徒,畸形的原生家庭很大程度導致了他向惡的墮落;還有逃不掉親情骨肉的孽緣,賀蕓在一個“好警察”和“惡警察”的雙面中掙扎……            

  寫清楚犯罪發生的心理動機,也在促使觀眾思考,為什麼在面對慾望的閥門時,有人關上了,有人卻不能。比如賀蕓這個人物塑造得很有深意。有時候人可以過許多關,唯獨過不了親人關,過不了自己的骨肉關。賀蕓遇上的人生困境、直戳她人性軟肋的難題,並且最終絆倒她、讓她邁出覆水難收那一步的,恰是親情這一所有人與生俱來的美好情感。胡笑偉的人物塑造也特別值得一書,予人警醒。這名派出所所長曾經對警徽、對自己的職責是有理想、有敬畏心的,但因為沒能抵住慾望的誘惑,最終漸漸滑向了深淵。劇情在審視他包庇縱容犯罪的同時,也拍出了他內心閃過的矛盾與掙扎,甚至還展示了他作為基層民警在直面社區群眾時扮演出的“親民”一面。而其他人,催開心頭“惡之花”的,可能僅僅是一種人情社會的束縛、所謂“人情債難還”的猶豫不決等。            

  正是劇中這些對犯罪發生心理的呈現,尤其是對犯罪心理中具有普遍情感共鳴的人性困境呈現,有助於讓人們看見,一念之差會導致未來的雲泥之別,人生在有些問題上來不得半點行差踏錯。從這一點來說,對犯罪發生學的探究讓《掃黑風暴》具有了警示作用,每個人都可能在見到某些具體情節時捫心自問。一部電視劇的社會學意義、人性的教育意義由此凸顯。            

  能在人性深處點亮一盞燈,也是現實主義創作應該體現出的對現實、對社會問題的一種關切。            

  觀眾對好作品當然會有更高的期待。 《掃黑風暴》在複雜龐大的敘事架構中,有的人物和情節合理性不足,類型化與現實主義創作方法之間的融合也還存在值得商議的地方。但是,無疑這是一個重要的探索樣本,我們的影視創作,對人性的惡和社會的弊,揭示可以更深刻,同時對人性善和對社會正義也要更有信心。建設性現實主義與批判現實主義最大的不同恰恰就在這裡:不止于黑暗,也不止于嚮往光明,而是現實主義地呈現出黑暗不能阻擋光明的到來,正義有時可能會遲到,但不會缺席,它正在到來、甚至已經到來。(尹鴻 作者為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清華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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