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青年時代有矯世變俗之志,從入仕到拜相,經歷十餘年的地方官生涯,不論州、縣,都“在一邑,則治善一邑”,施行改革和德政,惠及萬民。王安石踏實治理州縣,但眼光高遠,並未局限于一州一縣。當他登上飛來峰時,胸中充滿豪情,“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的詩句磅薄而出。
胸懷大志 高中進士
王安石在執政以前,常懷當世之志和治世理想。寶元元年(1038年),王安石父親在江寧通判任上突然病逝,十八歲的王安石非常悲痛。在為父守孝期間,放棄了恃才傲物的文人生活,以“契”和“稷”兩位古代聖賢為榜樣,刻苦讀書,立下以民為念、為民謀福的宏願,要像“契”和“稷”一樣以天下為己任,轟轟烈烈幹一番大事業。成年後王安石對諸葛亮充滿了仰慕之情,曾賦詩明志:“勢欲起六龍,東回出扶桑。惜哉淪中路,怨者為悲傷。豎子祖余策,猶能走強梁。”詩句表達了傚法諸葛亮遺策,繼續諸葛亮未竟事業的宏偉志向。
慶曆二年(1042年)春試,在839名考生中,王安石以優異的成績進士及第。殿試中,王安石本來考中了狀元。唱名前,主考官將狀元考卷呈送皇帝過目,皇帝見文賦中有“孺子其朋”幾個字,有以長輩的口吻教訓皇帝之嫌,不高興地説:“此語犯忌,不可以魁天下。”遂將第四名楊寘與王安石名次對調,楊寘高中狀元。但王安石一生從未提起過自已曾考中狀元的事,其敢於面對挫折的態度令人敬重。
初涉政壇 治善州邑
1.簽判揚州,資政幕僚。進士及第後,慶曆二年(1042年),王安石任職淮南判官,以資佐理,掌文書事務,治所在今揚州,這是王安石出仕後擔任的第一個職務。
慶曆五年(1045年)三月,韓琦在揚州擔任知州,王安石也就成了韓琦的幕僚。韓琦與王安石的相處由最初的誤會到欣賞,最終發現了王安石的才能。韓琦一開始懷疑王安石是一個晚上經常飲酒放蕩之人,但在看過王安石的文章之後,兩人經常討論時務弊端,發現王安石非常有才華,而且他也並非夜夜笙歌之人,就盡力栽培王安石。可以説,韓琦既是他的好友也是貴人。後來韓琦與歐陽修經常在宋神宗面前談論王安石的才華,才讓王安石進入了宋神宗視野,為王安石日後變法奠定了政治基礎。
初入仕途的王安石,充滿了理想和銳氣。在揚州任上,王安石僅是知州韓琦手下的幕僚小官,主要協助處理州府行政長官的一切事務,這是一份比較重要而又繁忙瑣碎的工作。但他到揚州赴任後不久,寫了《上田正言書》,敢於批評那些大官們尸位素餐,對於官場中的一些弊端和百姓困苦有了更直接的感性認識。這時期,王安石白天理政,晚上讀書,並將一些讀書心得和思考,結合實踐經驗記下來,寫成了《淮南雜説》,對一些社會問題有自己的思考。揚州簽判雖然沒有做出什麼驚天動地的事情,但熟悉了實情,積累了經驗,可以説是王安石人生理念的形成期 。
2.鄞縣新政,改革試驗。慶曆七年(1047年),在揚州工作5年後,26歲的王安石放棄了京試入館閣的機會,調為鄞縣知縣。王安開始登上政治舞臺,用平生所學來實現自己的抱負和政治理想。
王安石一到鄞縣,奔走全縣14個鄉,深入城鄉勘察民情,沿途視察山川地形,擬開河治水,化害為利。為了避免擾民,在這一個月的視察過程中,王安石吃住都在寺廟,寫成《鄞縣經遊記》,然後根據鄞縣的縣情,推出了一系列新的舉措。先是上書兩浙轉運使,陳述水利之要,制訂治水規劃,重點主攻東錢湖的治理。接著,帶領百姓開渠排澇,蓄水防旱,加固海堤,治理東錢湖;組織十余萬民工除葑草,浚湖泥,立湖界,置禊閘陂塘,築七堰九塘。從此以後,“七鄉三邑受沾濡”,“大暑甚旱,而卒不知有凶年之憂”。
王安石在鄞縣還推行青苗法,解民燃眉之急。即在春季青黃不接的時候,貸款借糧給貧苦農民,收取少量利息,既幫助農民免受高利貸盤剝,發展了農業生産,又增加了政府收入。這樣一來,可以幫助這些窮人躲過地方豪強的重利盤剝。清代學者蔡上翔稱讚道:“其愛民惻隱之心,籌畫利害之明,雖復老成謀國者弗如。”
王安石十分重視教育,敬重鄉賢,興學重教,大力培養人才,為民辦實事,在當地創建了歷史上第一所官辦學校——鄞縣縣學,並請名師杜醇擔任縣學教諭。王安石十分關注民生需要,切實解決民眾實際問題,“垂意斯民”,上書轉運使,為民請命,堅決抵制“收鹽”(即禁鹽)這一苛捐雜政,給民眾帶來切實的好處。
3.力辭京官,任職舒州。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年)春,鄞縣任滿,王安石上京述職侯遷,授殿中丞。不久,朝廷根據地方官轉任京官的慣例和宰相文彥博的推薦,詔令王安石參加由皇帝主持的考試,如合格即可調進京城擔任館職。王安石上了《乞免就試狀》,力辭京官之選,請求留在州縣。
皇祐三年(1051年),王安石通判舒州。舒州任上,恰逢年年饑荒,百姓生活十分困難。王安石懷著愛民憂國之心,深入民間開展調查,探究弊政根源,看清了豪強兼併是造成國弱民窮的主要原因,表達了關切民生疾苦的治國理念,更加堅定了變法的決心。王安石擔任舒州通判三年,當地官府與豪強壟斷市場,戕害百姓,使這塊昔日“土沃人良耕”的地方,出現了“百室無一盈”的情景。面對平民百姓困苦不堪的現實,王安石對此有深刻的認識和體會,也開始思考如何解除農民困苦,破解當時經濟困局的治國良策,為他日後在變法中採取調整中央機構,另設三司制置條例司,裁減冗員等找到了依據。
4.常州知州,江東提刑。嘉祐二年(1057年)四月,王安石出任常州知州,在常州只呆了半年多時間。
當時的常州多次遭受旱澇災害,百姓困苦不堪。王安石一到常州就想開鑿運河作為農業生産的基礎設施,造福百姓。但常州府下面各縣對開運河的積極性並不高,使得運河難以開挖。加上秋季雨水太多,民工苦於勞役,甚至出現了民工死亡的現象,工程不得已而停下來。王安石對此非常懊悔。
嘉祐三年(1058)二月,王安石由常州知州升任提點江東刑獄。這時,茶葉和鹽鐵一樣實行官營,百姓深感不便。朝廷擬廢除茶葉專賣的《榷茶法》,但遭到一些官員和官商的反對。為此,王安石寫了《議茶法》和《茶商十二説》二篇重要文章,用大量具體事實説明舊茶法的種種弊端和危害,支持朝廷廢除《榷茶法》。王安石提出廢除茶法的建議被朝廷採納,改革了原來不利百姓的茶葉專賣制度,減少了獄訟糾紛,為江東人民做了一件十分有益的事情。
上萬言書 述報國志
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王安石回到朝堂,擔任三司度支判官,開始認真思考國家的財政問題,結合自己入仕以來的所見所聞,撰寫了一篇長達萬言的《言事書》,呈現給仁宗皇帝,被看成王安石變法的最早藍本。
王安石《言事書》
在萬言書中,王安石列舉歷史上晉武帝司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圖“逸豫”享樂,不求改革進取,終於走向覆滅的事例,警醒仁宗皇帝不能安於現狀,要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面檢視,並對時政積弊大力進行改革,實行變法圖強,從而扭轉積貧積弱的局面。不然,宋王朝就像漢亡于黃巾,唐亡于黃巢一樣,也必將走上覆滅的道路。宋仁宗雖然很賞識王安石,對於變法卻無興趣,王安石的萬言書被束之高閣。但王安石的政治主張得到當時一些有識之士的熱烈呼應,一批士大夫期待王安石能早日登臺執政。
《上仁宗皇帝萬言書》被梁啟超稱為“秦漢以下第一大文”,不僅可以看作王安石要求革新變法的綱領性政治論文,而且也可以看作其人才政策和方略的基本設想,為推進變法奠定了思想和理論基礎。(來源:微信公眾號“翻開江西這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