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我的父親焦裕祿》將獻禮建黨100週年

主創人員在焦裕祿塑像前合影，前排左三為溫豪傑，中間者為焦守雲。（資料圖）

　　正值焦裕祿同志逝世55週年之際，在焦裕祿幹部學院，記者採訪到一位特殊的客人。他就是電影《我的父親焦裕祿》主創團隊成員、著名編劇溫豪傑。為了拿到第一手的素材，他推掉了所有其他工作，深入生活，走遍了焦書記當年走過的田間地頭，遍訪了焦裕祿生前同事、好友和後人……

　　“這個過程，更像是一場滌蕩心靈的旅程，每天都在從一個感動走向另一個感動的過程中。”溫豪傑這樣介紹説，“焦裕祿的事跡感染了一代又一代人，1990年版電影《焦裕祿》更是定格了經典。如今，近30年過去了，我們迫切需要運用全新視角和電影表現手法，對焦裕祿同志‘親民愛民、艱苦奮鬥、科學求實、迎難而上、無私奉獻’的精神進行重新詮釋，讓當代觀眾特別是90後、00後、10後的觀眾對這位有血有肉的英雄人物有更加直觀的認識和了解。這件事具有非凡的意義，我深感責任重大！”

　　據悉，這部電影根據焦裕祿同志二女兒焦守雲所著的同名回憶錄《我的父親焦裕祿》改編創作，將在2020年內完成創作拍攝，2021年在全國院線公映，為黨的100週年生日獻禮。記者曾隨《我的父親焦裕祿》的主創人員採訪和焦裕祿一起工作和生活過的老人們，傾聽他們講述焦裕祿的點點滴滴。

　　魏善民：我家三輩人一定守護好焦桐

　　焦裕祿親手種植的泡桐樹被蘭考人親切地稱為焦桐，如今這棵60多歲的桐樹仍然生機勃勃。魏善民是焦桐的守護者，他的兒子即將接過接力棒繼續守護焦桐。

　　魏善民回憶説：認識焦書記那年我剛21歲。當時，一畝地只能産43斤的小麥，留下種子、留牲口飼料、一口人只剩下13斤小麥。

　　焦書記來蘭考以後，就上魏善民他們這兒看了，他也發愁。魏善民跟焦書記説：原來我們這兒有桐樹，適合沙地生長，長速也快。1958年大煉鋼鐵，三年困難時期，桐樹基本上毀完了。回去焦書記就和縣委領導商量要栽桐樹。當時找樹苗很難，第一批只種了五十畝。

　　魏善民記得很清楚，有一棵樹苗很小，但是根很好。焦書記就把這個樹栽上了。他説，別看這棵樹小，但是它的根好，要是栽活了，會比其他樹長得好。這棵樹就是現在的焦桐。

　　種完第一批桐樹後，每個生産隊要找一個護林員。魏善民説：“當時我們生産隊找的是我的父親，他看護了8年，年紀大了，就看不動了，要我繼續看，就對我説，焦書記是個好人，活活累死在蘭考大地了，就留下這一條根，你得把它看好。”

　　2016年焦桐沒有開花，魏善民去給領導彙報，説焦桐沒開花，出大問題了。結果幾個領導都來了，他們説：“老魏，這棵樹不能死，你招呼幾十年了，無論如何要救活，這是焦書記親手栽的，全國人民都知道。”為了救活焦桐，魏善民打了一天一夜，打了131個透氣孔，打好以後，每個孔都澆上水，整整澆了5天，很多人説他神經了，魏善民就是仰著臉瞅桐樹啥時候開花，從第7天開始，焦桐開始開花了，妥了，焦桐算是露出笑臉了，活了！

　　魏善民的三兒子沒考上學，其朋友都想叫他去打工，可魏善民不讓他去。“以後我的身體不允許了，就把焦桐交給他，我家三輩人，一定會把焦桐照顧好。”魏善民説。

　　張根群：焦書記的“土辦法”讓我們一季翻身

　　張根群是當年焦裕祿命名的三個“護林小英雄”之一。

　　他回憶説：第一次見到焦書記的時候，天快黑了，他看見我喊我“小鬼，小鬼”。我停下來，他一手摸著我頭，一手摸著我的衣領，問我冷不冷啊？當時我裏邊也沒內衣，外面就一件爛棉襖。我説不冷，我説我去找我的兩個小夥伴去看樹呢。他問我：那你天黑冷了咋辦？那時，我年紀很小，又瘦又矮，我也不認識他。當時我想跑，他摸著我頭，拉著我衣領，我又跑不了。我就回答説，有的時候冷得受不了了，就回家。他説：你們要是冷了，可以到生産隊的牛屋裏暖和暖和，然後再去看樹。説完我就跑了。

　　第二年，我們去給桐樹培土，刷白石灰水的時候，焦書記推著自行車到苗圃地去做實驗。張根群對他的倆夥伴説：讓咱們去牛屋裏暖和的就是他。一個小夥伴才告訴張根群，這是縣委的焦書記。張根群回憶説：“焦書記問我們冷不冷？我們説不冷，我們挖了個地窖，冷了就鑽到那裏面。當時焦書記很心疼。他説：你們三個人不愧是護林小英雄。他從挎包裏掏出筆記本給我們開了一張煤條，給我們解決了600斤煤，解決了我們看樹時的取暖問題。”

　　焦書記到我們村走訪後，總結出“要致富栽桐樹，要翻身種花生”。張根群説：“焦書記想辦法貸款買花生種。當時家家戶戶缺吃少穿，為了防止大家把花生吃掉，他想了很多辦法：一斤花生出6兩種子，給你一斤，就得交回來6兩，少一錢，就罰錢。有的人家裏有小孩，小孩偷吃，焦書記讓他們晚上趁孩子睡著的時候剝花生。種花生的時候，為了防止大家偷吃，還要派人去檢查種子是不是真的種到地裏了，另外休息的時候，要喝水漱口，看你吐出來你的水，有沒有花生的渣子。在這種情況下，才把花生種安全地種到地裏。”

　　“我們都説焦書記是‘縣委書記式的生産隊隊長’，他比農民還像農民。莊稼生蟲沒有，缺水沒有，他都知道，比我們都操心。莊稼一生蟲怎麼辦？我們都大眼瞪小眼。雖然有農藥666粉，但是如果用手撒不勻，會把莊稼‘燒’死，焦書記想了辦法，他叫我們用家裏燒火用的風箱撒666粉，撒得非常均勻。”

　　“1963年，靠著這一季花生，我們吃上了飽飯。沒有焦書記想的這些土辦法，就不會有一季翻身。”張根群説。

　　肖亮臣：他叫我們種豆角自己卻不吃

　　讓肖亮臣記憶深刻的是焦裕祿對同志們的關心和愛護。

　　他回憶説，第一次見焦書記，是焦書記去苗圃。那次焦書記正好碰見幾個大學生，在苗圃做實驗。這幾個大學生裏有從南方來的，飲食上很不習慣。當時給他們配的是15%的細糧，其餘的是粗糧，他們總是説吃完之後拉肚子。為了照顧這幾位大學生，焦書記用解放軍的綠挎包給他們帶來了一包大米。大學生很高興，問焦書記這些米需要多少錢和糧票？焦書記不要，還叮囑他們：你們下次去買米的話，就到縣委食堂找司務長買就行了。他在開會的時候給幹部們説：大學生們來給蘭考做貢獻，不容易，不能讓他們吃不好飯。全縣幹部少吃點大米，節約點，給這幾位大學生吃，讓他們能夠安心工作。

　　1963年4月份，焦書記又一次來到苗圃，他的自行車梁的挎兜裏，裝了一些豆角的種子給了肖亮臣他們。他説，豆角很好，能當飯也能當菜。肖亮臣他們不好意思白拿，問他：“焦書記，這個需要多少錢？”焦書記説：“寥寥的錢，不用給，你們找個空地種上吧。”

　　7月份，豆角豐收了，摘了一大堆都堆在地上。肖亮臣他們也吃不完，就讓焦書記帶走點。可焦書記卻説：“我有工資，可以到市場上買，你們吃不完，你們沒父母，沒孩子嗎？可以給家人，給孩子帶一點。”

　　“他只想著別人，從來不想自己。後來我們實在過意不去，就拿了一籃子豆角送到縣委，給他們説，這是焦書記買的豆角，讓我們帶過來。後來焦書記把豆角又送了回來，還批評了我們。”肖亮臣説。

　　雷中江：他放我們去要飯怪自己工作沒做好

　　雷中江回憶説：1963年3月份，我們去要飯，兜裏只有兩毛錢，只能扒火車。蘭考停貨車比較多，也給蘭考人扒火車出去要飯提供了“便利”條件。當時蘭考縣委有個勸阻辦公室，不讓人們外出要飯。蘭考縣民政局在火車站設有收容站。所以扒火車之前，我們得找個有利地形，隱蔽起來。我們在扳道房裏躲著，正等著扒火車，從站臺上來三個人看到我們了。我們已經來不及跑了。我心裏很害怕。走在前面的那個人問我們：“你們是哪兒的？”“東壩頭的。”“去幹啥？”“去安徽要飯。”他一手拉著我的手，一手扶著我肩膀，聲音低低地給我説：“我是縣委的，我叫焦裕祿，都是我們沒把工作做好，你們去吧，路上注意安全！”我們也不知道他就是縣委書記，很感動，覺得他是好人。

　　焦書記絕對有共産黨縣委書記的形象，很注意著裝，乾淨利索整潔樸素，絕不是有的電影電視裏演的滿身補丁。當時焦書記在尉氏縣當副書記，給領導幹部做衣服，要六尺布證，一斤棉花。他無論如何不要，地委領導沒辦法就跟他説，這是地委的決定。他來蘭考才接受了一身衣服。這套衣服他洗得發白，但很愛惜，沒有破。

　　“焦書記到蘭考只有一年多的時間，有人問我們為什麼這麼懷念他？焦書記邁出了除三害的第一步，沒有焦書記，就沒有蘭考的今天，你得看他工作期間幹了什麼，想了什麼，包拯做開封府尹也就一年零三個月，成了包青天。蘭考人民永遠不會忘記焦書記！”（記者 鄭松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