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中國考古學“哥德巴赫猜想”——跨越60年的夏朝探尋

　　西元前21世紀，古史傳説中夏王朝的開始。

　　西元後21世紀，夏朝的存在終於得到證實。

這是10月16日無人機拍攝的二里頭考古遺址公園。新華社記者 李安 攝

　　“對中國考古學而言，夏的存在長期被視為‘哥德巴赫猜想’。如今考古、文獻史學、測年技術等多學科證據使猜想衝破迷霧，夏朝從傳説邁入信史階段。”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李伯謙説。

　　尋找夏墟

　　1959年4月，71歲的史學家徐旭生從北京出發，前往河南、山西一帶尋找夏文化遺跡。中國首次明確以探索夏文化為目標的田野考古就這樣開始。

這是10月16日無人機拍攝的二里頭考古遺址公園。新華社記者 李安 攝

　　“考古大發現大多出於偶然，但二里頭遺址是個例外。”曾長期主持二里頭遺址發掘工作的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許宏説，正是在徐旭生尋找夏墟之行中，不斷帶給世人驚喜的二里頭遺址被發現了。

　　大禹治水、禹劃九州、禹徵三苗……這些深植于中華民族記憶中的故事，究竟是傳説還是確有其事？長期以來，夏存在於後世文獻的記載和民間傳頌中，始終缺乏足夠的考古證據。20世紀初，中國學術界興起的疑古思潮，更是對夏的存在提出諸多疑問。

這是10月16日無人機拍攝的二里頭考古遺址公園內的2號宮殿基址。新華社記者 李安 攝

　　“要想解決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學。我們若想解決這些問題，還要努力向發掘方面走。”針對學界爭論，1924年發表的《古史問題的唯一解決方法》中提出倡議。

　　安陽殷墟考古證實了司馬遷筆下的殷商歷史，令史學界大受鼓舞，尋找夏墟被提上日程。徐旭生率先奔向傳説中夏朝城市最集中的地區，即河南中部的洛陽平原及山西西南部汾水下游一帶。

　　經過1個多月密集考察，徐旭生發現了20余處遺址和自仰韶時期至漢代的陶片、石器等遺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位於河南偃師二里頭村的一處遺址。

這是10月19日無人機拍攝的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新華社記者 李安 攝

　　“60年來，二里頭遺址發掘總面積超過4萬平方米，發現了大規模的宮殿建築群和宮城、都邑中心區主幹道網以及官營作坊等重要遺跡，出土文物數萬件，成為尋找早期王朝最重要的一把鑰匙。”許宏説。

　　“二里頭遺址的發掘為我們展現了夏王朝的社會生活圖景，讓曾被認為是虛構的歷史變成真實可信的歷史。”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王巍表示，剛剛建成開放的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使人們得以初步領略這處王朝大都的輝煌氣象，隨著發掘研究的深入，夏王朝的面貌會更清晰地展現在世人面前。

參觀者在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內參觀（10月19日攝）。新華社記者 李安 攝

　　學界認為，二里頭文化與古文獻記載的夏王朝，在地域和文化上非常接近。二里頭遺址宏大的規模、豐富的遺存，讓我們依稀看到了曾經輝煌榮耀的王朝氣象。隨著登封王城崗、新密新砦等重要遺址的發現與研究，逐漸為我們勾勒出夏王朝時期的文化面貌。

　　“至此可以作出論斷，由文獻史學、考古學、測年技術科學等學科合作研究的結果證實：中國歷史上的夏朝是客觀存在的，夏史是基本可信的。”李伯謙説，這個論斷已成為學術界共識，也被了解考古材料最新進展的國際學者普遍接納。

　　赫赫夏都

　　漫步二里頭遺址，以二里頭臺地為意象設計的博物館，瞬間將人的思緒拉回3000多年前威儀四方的夏代都邑。青銅器、陶器、玉器、綠松石器等2000余件藏品，以及復原展示的宮殿遺址、城市主幹道網和古洛河景觀，以冰山一角顯露華夏第一王都的輝煌氣象。

這是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內的大禹像（10月16日攝）。新華社記者 李安 攝

　　“這是一座精心規劃、龐大有序、史無前例的王朝大都，多項中國古代都邑和政治制度源於此。”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工作隊副隊長趙海濤介紹，在多學科協作下，已初步勾畫出二里頭都邑繁盛時的大概樣貌。

　　二里頭遺址現存面積約300萬平方米。據學者估算，其繁盛時期有2至3萬人，應是當時世界上人口數最多的城市之一。二里頭遺址為夏都是當今學術界主流觀點。

參觀者在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內參觀（10月19日攝）。新華社記者 李安 攝

　　“多重證據相加，現在已經非常靠近肯定的結論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杜金鵬曾在二里頭遺址從事考古工作10餘年，親歷鑄銅作坊遺址、制骨作坊遺址和祭祀遺址的發掘。

　　遺址的“中國之最”，折射赫赫夏都風采。

　　——中國最早的“紫禁城”

　　2004年，二里頭遺址發現一座東墻長300余米、北墻殘長約250米、西墻和南墻分別殘長100余米的宮城，總面積10萬餘平方米。雖然約為明清紫禁城的七分之一，卻是後世中國古代宮城的鼻祖。

　　“自二里頭宮城始，‘建中立極’‘明貴賤、辨等列’這套營國制度逐漸大行其道。”趙海濤説，二里頭都邑規劃性的判明，對探索中華文明的源流具有尺規性意義。

參觀者在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內拍攝展品“乳釘紋銅爵”（10月19日攝）。新華社記者 李安 攝

　　——中國最早的城市主幹道網

　　2001年至2004年，考古人員在二里頭遺址鑽探、發掘出井字形大道，明確了城市規劃、佈局的框架。大路最寬處達20米，相當於現代公路4車道。在這條路上還發現了雙輪車轍痕，比此前公認為最古老的車轍還早數百年，具有里程碑意義。

　　——中國最早的青銅鑄造作坊

　　二里頭遺址出土的器物色彩絢麗、紋飾精美，得益於技術先進的官營手工業作坊。考古人員在宮城遺址以南發現了近2萬平方米的青銅鑄造作坊，陶窯、坩堝、銅礦石、木炭、陶范等一應俱全。

　　二里頭中原王朝的貴族階層優先用青銅製造祭祀禮器和近戰兵器，青銅器在國家權力運作中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見一斑，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這是在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內展出的展品“綠松石龍形器”複製品（10月19日攝）。新華社記者 李安 攝

　　——龍圖騰最直接、最正統的根源

　　一件長70釐米的綠松石龍形器，是二里頭文化的傑出代表。這條龍由2000余片綠松石組成，巨頭蜷尾，龍身曲伏有致。製作之精，體量之大，在早期龍形象文物中十分罕見，堪稱中華民族龍圖騰最直接、最正統的根源。

　　何以“中國”

　　二里頭遺址距今3800年至3500年，在此之前，已經存在良渚、陶寺、石峁等高度興盛的早期文化。然而，二里頭，為何被學術界公認為中國最引人矚目的古文化遺址之一？

參觀者在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內觀看展出的陶器（10月19日攝）。新華社記者 李安 攝

　　“二里頭文化與二里頭都邑的出現，表明當時社會由若干相互競爭的政治實體並存的局面，進入到廣域王權國家階段，這個態勢猶如從‘滿天星斗’到‘月朗星稀’，黃河和長江流域開始由多元化的邦國文明走向一體化的王朝文明。”許宏説，這一劃時代的變革奠定了古代“中國”的基礎，二里頭遺址的獨特之處也在於此。

　　二里頭遺址出土的器物中，有些具有鮮明的同時代鄰近地區其他文化的特徵。用於飲酒禮儀的盉、爵，是以大汶口—龍山文化的鬶為原型創造出來的；貴族墓中的玉鳥形飾，類似長江中游石家河文化系統的鷹紋玉笄；貴族隨葬的海貝，則來自熱帶海域……

參觀者在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內參觀（10月19日攝）。新華社記者 李安 攝

　　與此同時，二里頭文化強力向外大範圍擴散。例如，作為二里頭文化重要禮器的陶酒器盉、爵，向北見於燕山南北，南及由浙江到四川的長江流域一帶，西達黃河上游的甘肅、青海一帶。而二里頭文化代表性玉器牙璋，更以強者姿態，對周邊地區形成強力的輻射與影響。河南新鄭望京樓、四川廣漢三星堆及越南等地出土的牙璋，與它一脈相承。

　　“這種既能吸納融合，又能強力擴散的氣度和能量，充分彰顯了二里頭文化在同時期無與爭鋒的強者與核心地位。”許宏説，二里頭通過兼收並蓄匯集了中華大地早期文明的精粹，在內部高度發展的同時，又向四圍發射出超越自然地理單元和文化屏障的強力衝擊波。在這一過程中，華夏國家完成了由多元向一體的轉型，“中國”的雛形得以形成。

參觀者在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內參觀(10月19日攝)。新華社記者 李安 攝

　　60年來，一代代考古工作者焚膏繼晷，逐步揭開了3800年前“最早的王朝”的神秘面紗，使中國考古學的“哥德巴赫猜想”逼近真相。如今，學界公認，二里頭遺址形成的文化應該是中華文明的主源頭、主根，是中華文明總進程的核心與引領者。一個最直觀的表現是，二里頭的宮室制度、中軸線、多重院落等都對後來的商、周禮儀産生了深遠影響，直到明清時期的紫禁城，仍然可以看到這種影響。

　　“二里頭遺址已經發掘了60年，它的重要性遠遠沒有被國民所了解。”王巍説，應該以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的建設、開放為契機，進一步挖掘和還原以二里頭為代表的夏代王朝文明在中華文明起源中的地位、作用，讓更多人了解，從而成為增強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動力和源泉。

參觀者在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內拍攝展品“網格紋銅鼎”(10月19日攝)。新華社記者 李安 攝

　　趙海濤表示，二里頭遺址雖然發掘了約60年，但是考古工作的區域分佈尚不全面、不均衡，遺址鑽探、發掘的空白點還比較多，仍有很多問題需要我們去解答，持續的考古工作依然是今後長期的重點。（新華社記者王丁 桂娟 雙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