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和歌俑，漢（西元前202～西元220年），河南博物院藏。本文圖片均由成都博物館提供

陶立舞俑，東漢（25～220年），成都博物館藏

五音孔陶塤，商（西元前1600～西元前1046年），河南博物院藏

大晟編鐘，宋（960～1279年），河北博物院藏

　　“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喧然名都會，吹簫間笙簧”……成都自古以來便是一座音樂與文化交相輝映的城市，這些千古傳頌的詩句便是最好的證明。

　　近日，“錦城絲管：和合共鳴的音樂成都”特展（以下簡稱“錦城絲管”特展）在成都博物館開幕。250余件/套珍貴的音樂文物匯聚一堂，再次“喚醒”了這座城市悠久的音樂記憶。

　　展覽以時間為線索，從新石器時代的音樂萌芽，到夏商時期的歌舞娛神；從西周禮樂制度的完善，到春秋戰國的禮崩樂壞；從秦漢大一統時期的樂與政通，到明清時期的民間音樂繁榮……不僅展現了成都平原及其周邊地區在中國音樂史上的輝煌篇章，更呈現出一幅波瀾壯闊的區域音樂文化發展畫卷。

　　鶴骨清鳴·青銅迴響

　　遠古蜀地的禮樂初啼

　　莽莽蒼蒼的上古時代，是怎樣的聲音最早在華夏大地響起？

　　展廳入口處，觀眾第一眼看到的展品便是被譽為“中華第一笛”的賈湖骨笛。上世紀80年代，河南舞陽賈湖遺址出土近30支骨笛。經鑒定，這些樂器全部是由鶴類尺骨製成，是迄今為止中國發現最早、保存最為完整的管樂器。此次展覽執行策展人張寶琳介紹，雖歷經久遠，眼前的這件七孔骨笛展品猶可吹奏出完整的下徵調七聲音階。“它是遠去的仙鶴留在世間的清鳴，也是我們的祖先，以音律為信，敬畏自然、歌咏生活的見證。”

　　先民們在勞作之餘，以石擊節、以歌抒懷，孕育出原始音樂。而在成都平原這片族群交融、文明薈萃之地，音樂的呈現形式更是豐富多樣。

　　展品中，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鷹形鈴、花蒂形鈴與獸面鈴，堪稱古蜀音樂文化的象徵。這些青銅鈴造型奇絕：鷹形鈴展翅欲飛，喙部微張似在啼鳴；花蒂形鈴如含苞待放，紋飾細膩如絲；獸面鈴則怒目獠牙，充滿威嚴。張寶琳介紹，在古蜀人的祭祀儀式中，祭司搖動銅鈴，伴隨鼓點與舞蹈，會營造出迷離的“通天”氛圍。

　　展櫃中的廣漢石磬與金沙石磬，則是巴蜀地區“禮樂制度”的見證。早期的石磬為“特磬”，單獨懸挂，敲擊時發出渾厚的單音，常用於祭祀樂舞的節奏強化。及至西周，周公制禮作樂，“編磬”也應運而生。如展品中河南出土的春秋編磬，九件一組，最長者56釐米，最短僅23釐米，按音高排列，可演奏複雜旋律。受中原文化影響，巴蜀大地也涌現了不少建制化的樂器。展品中，出土自重慶涪陵區小田溪墓的9件編鐘便是明證。“古人常常以‘金聲玉振’形容編鐘與編磬的合鳴，這些樂器是‘禮’的化身，作用在於節制人心，調和秩序。”

　　而到了戰國時期，巴蜀大地戰火紛飛，軍旅樂器成為戰場上的主角。據史料記載，巴人“歌舞以淩殷人”，戰場上錞于與銅鉦交替轟鳴，指揮軍隊進退。展品中的一件虎鈕錞于，老虎怒目咆哮，仿佛仍能聽見它曾在戰場上激蕩的殺伐之音。而羅家壩出土的水陸攻戰紋銅豆上，生動再現了戰國士兵在鐘鼓聲中執戈衝鋒的場景——音樂不僅是禮的載體，也是征伐的利器。

　　絲路駝鈴·胡漢共舞

　　交融千年的樂章

　　秦漢時期，隨著大一統的完成，樂府制度得以確立，音樂也成為“禮樂治國”的重要工具。成都作為漢王朝經略西南的重要據點，中原禮樂與巴蜀本土文化進一步深度交融。展覽的第二單元，著重展現了這種融合的歷史進程。

　　展板上，陜西出土的秦代樂府鐘銘文清晰，音調精準，見證了禮樂制度規範化的重要時刻。而展櫃中陳列的幾件來自中原的綠釉陶望樓、陶戲樓尤為引人注目：樓閣層疊，樂俑或吹奏漢笙，或擂打胡鼓，衣袂飄飛間，中原正音與異域節拍完美交融，生動再現了樂與政通的和諧圖景。

　　隨著中原禮樂通過官制與移民傳入蜀地，成都以其開放包容的文化底蘊，將禮樂制度與巴蜀巫祭傳統相結合，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樂與政通的區域文化。展品中，成都平原出土的東漢陶撫琴俑與擊鼓俑，造型典雅，動作莊重，展現了禮樂教化在蜀地的廣泛傳播。長袖舞、盤鼓舞等表演融合了雜技與武術，折射出成都“樂觀風俗”的市井活力。左思《蜀都賦》中“巴姬彈弦，漢女擊節”的盛景，通過一件件陶俑、畫像磚得以重現：東漢彩繪吹簫男俑笑容可掬，灰陶彈琴伎樂俑低眉信手，仿佛穿越千年時光，依然在訴説蜀地的包容與創新。

　　魏晉南北朝時期，民族遷徙如江河奔涌。成都漿洗街成漢墓出土的陶吹哨俑，造型粗獷，樂器形制透出西北氐羌的遊牧氣息；來自成都金堂的胡人面具，則定格了西域樂舞沿商道傳入蜀地的鮮活瞬間。

　　展板上，一幅東漢“襄人舞蹈”畫像磚引人駐足：舞者身姿矯健，長袖如虹，胡漢樂工共執笳、角、排簫，金戈之聲與絲竹清音交織，演繹出“戎華兼採”的激昂韻律。

　　值得一提的是，為了讓觀眾更直觀地感受“梵華共奏”的時代盛景，主辦方特別打造了一個數字石窟——雲岡石窟第12窟。窟內壁上，樂伎擊鼓敲鐘，琵琶抱懷，舞姿曼妙；北魏石雕帳座下，琵琶、鼓、篳篥等樂器並置，紋飾融合了西域與中原的風格。配上恢宏壯麗的絲路音樂，觀眾仿佛穿越千年，行走在茫茫絲路。

　　霓裳羽衣·詞韻傾城

　　盛唐錦城的璀璨樂宴

　　從宮廷雅樂到市井俗音，從胡漢交融到詩詞相和……在中華文明的璀璨星河中，唐五代時期的成都宛如一顆明珠，以“音樂名都會”之姿閃耀千年。展覽第三單元用一件件珍貴藏品編織出一曲跨越時空的盛世長歌，揭開成都作為古代音樂文化中心的輝煌篇章。

　　本單元展品中，來自西安博物院藏一組唐代胡人樂伎玉帶板尤為驚艷：吹笛、擊鼓、播鞉牢的胡人形象栩栩如生，西域服飾與中原工藝完美交融。這些巴掌大小的玉雕，也印證了白居易筆下“堂上坐部笙歌清，堂下立部鼓笛鳴”的大唐盛景。

　　此次展覽中，唐代雷氏家族巔峰之作——落霞式“彩鳳鳴岐”七弦琴首次亮相成都，成為全場焦點。此琴相傳為唐代的蜀中名家雷威所斫制，是大唐盛世榮華景象的見證。“彩鳳鳴岐”七弦琴音柔韻長、圓潤細膩。史載雷威所生的雷氏家族“世擅斫琴”，其制琴技藝冠絕天下，李白筆下“蜀僧抱綠綺，西下峨眉峰”的“綠綺”琴，正是雷門傑作。千年過後，“彩鳳鳴岐”重回故土，仿佛與杜甫筆下“錦城絲管日紛紛”的盛景遙相呼應，訴説著成都作為文人音樂聖地的千年風雅。

　　唐五代的成都以音樂為紐帶，在戰火紛飛中守護文明火種，于文化交融間開創新聲。前蜀皇帝王建永陵地宮中，一組“二十四伎樂”彩繪浮雕堪稱國寶。多名樂伎盤坐奏樂，舞者翩躚，20種樂器琳琅滿目：琵琶婉轉、篳篥悠揚、羯鼓鏗鏘……這支“地下宮廷樂團”不僅再現了晚唐宮廷樂舞的恢弘氣象，更印證了成都對盛唐音樂精髓的完整傳承。其樂器組合融合胡漢，既有西域龜茲樂的激昂，又有中原清樂的典雅，堪稱“華夷同音”的絕佳縮影。

　　而出土于後蜀重臣趙廷隱墓的36件樂舞俑，則生動刻畫了五代成都的市井音樂圖景。展廳裏的7件樂俑手持橫笛、雞婁鼓等樂器，組合恰如《新唐書》所載俗樂“立部伎”，展現了音樂從廟堂流向民間的鮮活脈絡。其中“擊羯鼓俑”動態逼真，仿佛鼓點仍回蕩在錦官城的街頭巷尾；而“花冠女舞俑”身姿曼妙，印證了柘枝舞從健舞轉向婉約的審美變遷，折射出亂世中成都對藝術之美的執著堅守。

　　在唐五代時期，音樂創作總與詩詞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後蜀趙崇祚編纂的《花間集》，是中國首部文人詞集，收錄溫庭筠、韋莊等18位詞人的500余首作品。這部誕生於成都的文學作品，將巴蜀民歌的清新與宮廷燕樂的華麗熔于一爐。書中“春水碧于天，畫船聽雨眠”等名句，不僅是文人詩樂相和的見證，更推波助瀾，讓成都成為宋詞興起的搖籃。展覽中展出的明代刻本《花間集》，墨香猶存，遊客在展廳吟咏間仿佛聽到當年錦江畔的絲竹聲聲。

　　百戲爭鳴·五腔共和

　　宋元以來的繁榮景象

　　步入展覽的第四單元“萬家競聲”，觀眾將目睹宋元時期劇曲俗樂的繁榮景象。四川，作為西南地區的經濟文化中心，孕育了獨具特色的音樂藝術，並以開放和包容的態度，成為南北文化交流的肥沃土壤。

　　宋代詞樂的繁榮，得益於制度和文人的雙重促進。展櫃中展示的大晟編鐘（河北博物院藏品），以青銅材質記錄了北宋雅樂的規範，其深沉的音色曾響徹宮廷禮樂，體現了大晟府“審視古調，創新樂”的職責。四川大學博物館所藏的“龍璈”琴（北宋時期），其精緻的造型和清晰的音韻，證明了蜀地文人“以琴會友”的高雅傳統。

　　蘇軾，這位四川眉山出生的大文豪，以豪放的詞風打破了婉約的束縛。展品中，眉山三蘇祠博物館藏的元刻本《王狀元集諸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似乎在字裏行間展現了“坡仙”“一蓑煙雨任平生”的豁達情懷。而遂寧王灼在《碧雞漫志》中系統地整理了詞曲的源流，推崇蘇軾“指出向上一路”，成為研究宋詞和宋代音樂的重要文獻。

　　“層樓復閣，弦索夜聲”，宋代四川的勾欄瓦肆中，雜劇、説唱、歌舞等競相表演。一組來自四川瀘縣的戲樓樂舞石刻，展現了勾欄中戲劇表現場景。同樣來自瀘縣的舞蹈石刻，舞者手持蓮花，姿態優雅，樂隊笙簫共鳴，將蜀地“俗好娛樂”的風氣體現得淋漓盡致。

　　明清時期移民入川，催生了“五腔共和”的川劇藝術。成都博物館藏的川劇繡劍，作為川劇表演的主要道具，把觀眾拉回到了輾轉騰挪的戲曲舞臺。而川劇傳統特色盔帽——耳不聞，用方鬥狀、耳幞等符號語言，展現了戲劇角色不聽讒言的人物形象，繼承了宋代雜劇的符號傳統。

　　四川清音與川江號子，展現了普通百姓的生命力。來自成都博物館的金質獎章、證書、紀念章，見證了歌唱家李月秋帶領四川清音走向國際舞臺的“高光時刻”；來自四川博物院館藏雙龍焰銅鈸，其聲震撼川江，仿佛仍在講述船工“一領眾和”的奮鬥歲月。

　　從宋詞的雅致到市井的俗樂，從雜劇的興衰到移民的融合，音樂在川人的生活中始終扮演著重要角色。“這些展品不僅是藝術的承載，更是千年蜀地開放、創新精神的見證。它們講述著：天府之國的歷史，就像長江之水，百川歸海，永不停息。”執行策展人原媛表示。（四川日報全媒體記者 張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