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謙畫像

石炭，自古對山西經濟、文化等發展有重要作用。

　　“鑿開混沌得烏金，藏蓄陽和意最深。爝火燃回春浩浩，洪爐照破夜沉沉。鼎彝元賴生成力，鐵石猶存死後心。但願蒼生俱飽暖，不辭辛苦出山林。”這首七律是明代山西巡撫于謙所作《咏煤炭》。于謙任山西、河南兩省巡撫長達18年，這段履歷構成他人生和官場譜圖中色彩最厚重的板塊。

　　于謙的《咏煤炭》和《咏石灰》一樣，都是托物比事、假他喻己的名篇。這首詩一如既往用形象化的吟唱，抒發出自己鞠躬盡瘁為黎民的為官理念，被評論者視為詩人自我人格和理想的真實寫照。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于謙為何要選擇歷代詩歌中從未涉及的煤炭作為咏以言志的主題？答案顯而易見。于謙在太原為官的十幾年裏，正是太原煤炭開採規模日益擴大、煤炭與百姓生活聯繫更加密切的時期。俯拾皆是的煤炭與其對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影響，自然而然成為詩人抒懷遣興的詩題。

　　于謙來太原時，太原人使用煤炭的歷史已經相當久遠了。雖然越來越多的人認為發生在山西的女媧補天傳説，就是人類使用煤炭的早期記憶，但太原以煤為燃料的官方記載，先見於唐代名相魏徵編撰的《隋書·王劭傳》。書載時任隋文帝著作郎的王劭上《請變火表》，稱自己為晉陽縣令時，見“溫酒及炙肉用石炭、木炭火、竹火、草火、麻荄火，氣味各不相同”。“石炭”即煤炭，出身晉陽官宦世家的王劭，深諳用煤炭和木炭等材料烤出來的肉，味道有很大區別。

　　比《隋書》要晚160多年的一個外國人，也以細緻的筆觸記錄了太原煤炭開採利用的景況。唐文宗開成五年（804年），日本僧人圓仁由五台山前往長安，也看見太原普遍用煤做燃料的情形。他在自己的漢文日記《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寫道，從太原府“出城西門，向西行三四里到石山，名為晉山，遍山有石炭，近遠諸州人盡來取燒，修理飯食，極有火勢，見乃岩石燋化為炭。”“修理”一詞，在此特指“烹調”，可見圓仁法師古代漢語造詣之高。不過法師認為這些煤，是岩石經火燒後“燋化”的結果，這個結論，不知是個人獨立思考的觀點，還是當時太原民眾普遍持有的認識。

　　重要的是，圓仁法師的日記填補了太原煤炭發展史上一頁空白——早在1100多年前，太原西山煤炭就已經聲名遠播。第一，太原煤炭蘊藏量非常豐富（“遍山有石炭”）；第二，太原煤炭行銷範圍十分寬廣（“遠近諸州人盡來”）；第三，太原煤炭品質尤為精良（“極有火勢”）。透過法師的描述，今人可以窺看到唐代太原西山地區，採煤者、賣煤者、買煤者、運煤者壅溝塞道，一派熙攘興旺的景象。

　　“晉山遍山有石炭”，是上蒼饋贈給太原的爝火烏金。煤炭的開採和利用不僅使太原人民的生活顯得與眾不同，也極大地促進了太原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讓“軍鎮”太原在狼煙烽燧中成長為“工匠之城”和“商賈之城”。

　　這要稍微蕩開一些説。有論者據古代文獻統計得出結論，山西煤炭採掘史始於南北朝。讀西漢桓寬《鹽鐵論》，他在《禁耕》篇中寫道：“鹽、冶之處，大概皆依山川，近鐵、炭”。桓寬從系統論的角度，推論出鹽業和冶煉業與煤鐵資源的相生關係。秦漢對鹽、鐵等戰略物資實行朝廷專管，根據資源分佈派駐鹽鐵官成為一項制度。據《漢書·地理志》，漢時一百零幾個郡國中，11個郡設有鹽官，39個郡設有鐵官，鹽官鐵官均設的郡僅有6個，太原郡為其一。根據桓寬的推論，作為制鹽冶鐵雙料重郡的太原，應該早于南北朝就開始對煤炭的開採利用，也應該在漢代就明白了煤炭比木炭更適宜於金屬冶煉。

　　1958年，在對河南鞏縣漢代冶鐵遺址的考古中，就發現使用煤炭冶鐵的證據。遍山“石炭”的太原冶銅、冶鐵等手工業能夠快速發展甚至領先發展，使用煤是符合邏輯的推測。西漢時期鏵、斧等鐵質農具，已經廣泛運用於太原農業生産，鐵製品和鹽、絲織品等一起，成為流向匈奴的大宗商品；魏晉南北朝時期，太原冶鐵技術達到空前水準，晉陽“監館”綦母懷文鍛出可以“斬甲過三十札”的“宿鐵刀”；隋唐五代，太原冶業最負盛名，“并州鐵”馳名華夏，太原銅鏡和并州刀剪，成為炙手可熱的國貨精品和朝廷貢品；宋以後，太原煤炭業取得新發展，由於開採規模宏大，趙宋開始設官專管，規定“并州賣炭者，每馱抽稅十斤”，河東轉運使陳堯佐曾上疏請求減免煤稅，但此後煤炭課稅制度一直延續下去，元明清政府毫無例外都把“石炭稅”視為國家財政的重要來源。

　　煤炭帶動了太原經濟社會發展，也給人民帶來溫暖實在的福祉，而感受“石炭”之惠的太原人也未忘“石炭”之恩。他們一是確定每年農曆四月初一為煤窯神祭祀日，屆時都要在煤窯口供奉男女紙偶並焚香叩拜，祈求窯神護佑；二是以“旺火”習俗烘托春節喜慶，“上元之夕，家家燒炭”，“光氣上屬，天為之赤”。在隆重祥和的除夕之夜，燃一堆“石炭”之火驅散周天寒徹，才不負它“但願蒼生俱飽暖”的宏大心願吧。（馬紹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