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面御史”是怎樣煉成的

　　在世人眼中，御史的形象通常是剛直不阿、鐵面無私的，故有“鐵面御史”之説。最早戴上這一桂冠的，是宋朝的御史趙抃。

　　趙抃以敢於彈劾權貴、剛直無私而著稱。當時，宰相陳執中家的三個丫鬟在一個月內先後被他的小妾迫害致死。消息傳到趙抃耳中，他接連給宋仁宗上了7道彈劾奏本，要求對陳執中進行追責。但宋仁宗非常信任陳執中，不願為此事而罷免他，所以一開始沒有理會。誰知，趙抃又接連上了幾道奏章。迫於壓力，宋仁宗最終下令罷免了陳執中的宰相職務。

　　“鐵面御史”的鐵，是由御史行使監察權的職責所決定的，也是由監察制度在國家政治中的地位所決定的。從我國古代御史制度的發展和實踐來看，要保證御史依法獨立公正行使監察權，要真正做到鐵面無私，離不開以下幾個方面的因素。

　　不顧個人得失、勇於行使監察職責是基本素養

　　在古代官僚體系中，御史的行政地位其實並不高。作為御史臺事實上的長官，御史中丞不過是四品左右，相當於今天的副部級；從事具體監察工作的御史就更低了，如唐朝的監察御史只有八品左右，相當於今天的科級幹部。明清時期雖然提高了御史臺（都察院）長官的品級，但負責具體監察工作的監察御史和巡按御史也不過只有七品。

　　可以説，監察對象的行政級別一般都比御史要高。因此，“以卑察尊”可以説是古代監察制度的一個顯著特點。在這種制度設計的背景下，要充分發揮御史的監察功能，除了相應的制度保障外，御史個人的職業素質就顯得十分重要了。

　　南朝的江淹以詩文聞名於世，他的《恨賦》《別賦》堪稱南朝辭賦的絕唱。但在官場上，他則以剛直敢言而著稱。擔任御史中丞時，江淹曾先後彈劾了中書令（相當於宰相）謝朏、司徒左長史王繢、護軍長史庾弘遠等人。又彈劾前益州刺史劉悛、梁州刺史陰智伯兩人貪贓鉅萬，並將他們移送廷尉治罪。此外，還有臨海太守沈昭略、永嘉太守庾曇隆等多名二千石的長官。許多中央和地方官員受到江淹的彈劾，使得朝廷綱紀為之一振，內外肅然。

　　整飭吏治、整肅官場風氣、揭露違法行為是御史的基本任務。不論被監察對象的官職有多高，只要有違法行為，就需要御史敢於檢舉彈劾。明朝初年的監察御史陶垕仲就以任內不避權貴而聞名。刑部尚書開濟徇私枉法，指使刑部郎中仇衍開脫囚犯死罪，被監獄官所揭發。開濟竟夥同刑部侍郎王希哲、刑部主事王叔徵將監獄官殺人滅口。陶垕仲得知此事後進行調查，然後向皇帝進行揭發。最終，朱元璋下令將開濟和王希哲、仇衍等人處死。

　　可見，不顧個人得失、勇於行使監察職責是稱職御史的基本素養，也是御史被違紀違法者所畏懼、為世人所敬仰的一個重要方面。人們熟知的成語“明目張膽”，就同御史的這種品格有關。史料記載，韋思謙在唐高宗時被任命為監察御史。他對人説：“御史出都，若不動搖山嶽，震懾州縣，就是失職！”當朝宰相褚遂良以很低廉的價錢強行購買鄰人田地，韋思謙得知此事後，立刻上書檢舉彈劾。儘管唐高宗很信任褚遂良，但因證據確鑿、無法庇護，只得罷免了褚遂良的宰相職務。過了一段時間，等事情的風頭過了，唐高宗又恢復了褚遂良的宰相職務，韋思謙則被調任清水縣令，但韋思謙並不介意。他説：“大丈夫當正色之地，必明目張膽以報國恩，終不能為碌碌之臣保妻子耳。”

　　政治開明、社會穩定和重視法制是重要保障

　　御史的職責是監督文武百官，檢舉揭發各種違法亂紀行為。用今天的話説，幹的是得罪人的活。因此，要保證御史能夠依法行使職權，先要有一個良好的政治環境。當政治開明、社會穩定以及君主重視法制時，御史就能夠正常行使監察權力。這裡，最高統治者的支持最為關鍵。

　　從古代監察制度發展實踐來看，朝廷大臣特別是君主對御史的支持和寬容，是御史能夠履行職責的重要外部因素。因為，御史不僅要“打蒼蠅”，更要“打老虎”。老虎們不是達官貴人就是皇親國戚，他們一般來説都是君主所親近和信任的人。要對這些人的違法亂紀行為進行檢舉彈劾，除了御史自身具備敢於挑戰權貴的勇氣外，還離不開朝廷大臣尤其是君主的支持。其實，就君主而言，維護御史的權威就是維護朝廷的權威。因此，支持御史嚴格行使監察權，最終目的是維護政治的穩定。對於這一點，一些君主的認識是比較清楚的。這也是不少御史得以留下監察佳話的重要因素。

　　北魏孝莊帝元子攸的姐姐壽陽公主出行時違反禁令，被御史中丞高恭之發現，命令部下去制止，但壽陽公主拒不聽從，高恭之便令士卒用棒子將她的車子打破。壽陽公主哭著向孝莊帝告狀，但孝莊帝對她説：高恭之是個清廉正直的人，他是執行公務，怎麼能以個人的私怨去責怪他呢？後來，高恭之覲見孝莊帝時，孝莊帝還專門為此事向他道歉。

　　無獨有偶，朱元璋也遇到過類似的事情。一次，他讓太監在外面找了幾個唱戲的女孩子悄悄帶進皇宮，沒想到被宮門值班的監察御史周觀政發現，立即予以阻止。太監説是奉旨行事，但周觀政不予理會。不一會，宮中出來傳口諭：這些女孩子不用了，讓她們回去吧。但周觀政依然拒不同意，堅持要當面聽皇帝的詔令。朱元璋無奈，只得親自出宮，對周觀政説：“宮中音樂廢缺，想從外面找幾個女戲子來。我現在已經後悔了，御史做得很對。”

　　唐朝初年時，有個囚犯罪不至死，但高祖李淵堅持要將他處死。對此，監察御史李素立直言：“三尺之法，與天下共之，法一動搖，則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鴻業，遐荒尚阻，奈何輦轂之下，便棄刑書？臣忝法司，不敢奉旨。”最終，唐高祖李淵還是聽從了他的意見。

　　唐太宗貞觀年間，張行成擔任殿中侍御史。他執法嚴明、不畏權貴，深得李世民的賞識。李世民對宰相房玄齡説：從古至今，朝廷任用官員都是靠各方面的人舉薦的，但像張行成這樣的人，我自己舉薦他，不用靠別人。

　　但也應當看到，將御史監察權的行使能否得到保證寄託于開明君主的現實，本身也是“人治”的反映。就拿朱元璋來説，一方面，他支持和鼓勵御史大膽行使職權；另一方面，他卻對一些違背旨意、敢於直言的御史或殺或罰。明朝中期以後，不少御史因為敢於直言而受到處罰，輕者被罷官，重者當庭受到杖責，許多御史死於杖下。

　　獨立彈事和風聞彈事是引發爭議的特殊舉措

　　為了保證充分發揮御史的監察功能，歷代統治者盡可能通過相應的制度和措施，彰顯御史的突出地位，保證御史能夠履行職責。

　　雖然秦漢時期就已經設立了御史的機構，但它並不是一個獨立的機構。而且除御史之外，其他官員如刺史、司隸校尉等也是行使監察權的官員。到了魏晉南北朝時，御史臺正式獨立出來，成為唯一的專門行使監察權機關，監察對象包括中央和地方的各級官員，監察的內容從行政到司法，可以説是全覆蓋。而對官員監察的主要方式，就是彈劾。

　　以隋唐時期為例，彈劾按對象和不同的內容，分為仗彈和狀彈兩種：

　　仗彈是對在京五品以上官員的彈劾，一般是在皇帝坐朝時，由御史對著儀仗宣讀彈文，被仗彈的大臣須“俯僂趨出，立於朝堂待罪中”。一旦彈劾的內容屬實，被彈劾官員就會受到相應處罰。

　　武則天時，監察御史蕭至忠彈劾宰相蘇味道，説出了他在改葬父親時“侵毀鄉人墓田，役使過度”等“贓污”之事，蘇味道因此被貶為坊州刺史。

　　唐穆宗時，侍御史溫造仗彈左金吾衛大將軍李祐違敕進馬150匹，李祐退出朝堂待罪，“股戰流汗”，並私下對人説：當年我帶兵夜襲蔡州、擒獲叛將吳元濟時也未嘗心動，沒想到今日被彈劾居然肝膽俱落。

　　狀彈是對五品以下官員的彈劾。有時是在殿廷直接向皇帝面奏，有時也可寫成彈狀表章上奏。被狀彈的對象如果是在京官吏，要先通知宮廷門衛，禁止他們進入朝堂，等狀彈結束後聽候處置。由於狀彈之事大多是從御史臺接受舉報後草擬彈文的，所以在宣讀彈文時要隱去舉報者的姓名。

　　為了使御史能夠更好地盡心盡職，古代還曾實行兩項特殊的措施：御史獨立彈事和風聞彈事。

　　獨立彈事是御史獨立行使彈劾權、不必向其長官報告的制度。在蕭至忠彈劾蘇味道一事中，御史大夫李承嘉非常不高興，將御史們召集起來進行訓話：“彈劾大臣不事先向我請示，這符合規矩嗎？”大夥都不敢吭聲，只有蕭至忠回答道：“按照慣例，台中無長官，御史是皇帝的耳目，可以各自獨立地進行彈劾，不必請示。如果彈劾要先向御史大夫請示，那麼，彈劾御史大夫又該向誰請示呢？”李承嘉無言以對，只得作罷。

　　唐中宗時，朝廷進一步下令重申：“御史隨時糾彈。”但唐玄宗時，則改為御史彈劾“皆進狀聽進止，許即奏，不許即止”。這樣一來，難免影響御史獨立行使彈劾權，妨礙監察職能的實現。所以，唐肅宗又規定“御史彈事，自今以後，不須取大夫同署”“御史臺所欲彈事，不須先進狀”。

　　風聞彈事，也稱風聞言事，是御史可以根據傳聞彈劾官吏的一種做法。魏晉南北朝以來，這種做法就比較盛行。允許風聞彈事，一方面是為了保護舉報者，另一方面也是為了防止被彈劾官員藉口舉報者挾私報復而逃避處罰。當然，更為重要的是，這樣可以對官員形成有效的威懾力，樹立御史的權威。

　　不過，這也容易使御史成為朝廷政治鬥爭的工具，故此種做法是或行或廢。明朝初年，朱元璋為了加強對官員的監察，曾一度實行風聞言事的做法。清朝初年，也曾允許御史“風聞言事”。雖然後來也意識到風聞言事的危害，但並沒有嚴格加以禁止，原因就是康熙皇帝所説的“許其風聞入告者，專為廣開言路”。

　　督促御史遵紀守法、遵守職業規則是重要環節

　　御史代表國家行使監察權，目的是整肅官場風紀、督促官員奉公守法。而要實現這一目標，御史自己必須遵紀守法、遵守職業規則。從這個意義上説，加強對御史的監督，無疑是保證其鐵面無私行使監察權的重要環節。

　　宋朝曾規定，御史每月必須向上奏事一次，稱“月課”；上任後百日必須彈人，否則就要受到扣罰薪水的處分，名為“辱臺錢”。元朝規定，御史受賄的，要比照一般官員加罪一等，而且不得赦免和減罪。

　　明朝還制定了《出巡事宜》，對御史出巡予以專門規定，包括不得洩露機密、不得私自出界、不得擅自離職、不得買貨物和鋪張浪費、不得攜帶家屬和枉道回家、不得因私受謁等。清朝乾隆年間編纂、後世不斷修訂的監察法典《欽定臺規》中，對御史的行為規範更是作了明確具體的規定。

　　例如，《欽定臺規》中收錄了嘉慶時頒布的《都察院箴》。其中，明確要求“私惠勿酬，私仇勿毀……言出如山，心清似水”。同時，對御史履行職責提出了具體的要求：必須盡心盡責，發現違紀違法行為應立即彈劾，否則即為失職；必須嚴守職責，知無不言，言無不實，不得顛倒黑白，徇私抱怨；辦案應當保守秘密，不得私自洩露案情。此外，在工作中還必須嚴格遵守官場禮儀，等等。應當説，這些規定對於督促御史以身作則、依法行使監察權力具有重要的規範意義。

　　當然，再好的制度要得到切實有效的貫徹執行，一要靠個人的素質，二要靠制度尤其是法律的執行力。古代那些鐵面無私、清正廉明的御史固然值得稱道，但貪贓枉法、假公濟私的御史也不在少數。

　　明朝崇禎年間的御史史范巡按淮揚時，把庫中罰沒的贓銀十余萬兩都裝入私囊；而後兼攝巡鹽課，又把前任貯庫的二十余萬兩贓銀收入囊中，還大肆索賄受賄。我在多年前寫的一篇文章裏曾打過這樣的比喻：這些御史大老爺就如同抹桌子的抹布，只抹別人，抹到最後，自己卻滿身骯髒。如果用這樣的抹布去抹官場貪污積習，結果可想而知。

　　總之，歷史上的“鐵面御史”，給我們樹立了榜樣；而今天需要的是把監察權納入制度的籠子，進一步完善監察制度，用民主的政治環境、健全的法治環境催生更多的“鐵面御史”。（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所副所長、研究員 殷嘯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