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重慶代表團審議時，強調要既講法治又講德治，把法律和道德的力量、法治和德治的功能緊密結合起來，引導全社會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樹立良好道德風尚，防止封建腐朽道德文化沉渣泛起。

　　重慶不僅歷史悠久，也是一座英雄之城。在3000年的歷史長河中，有忠勇愛國的戰國將軍巴蔓子，有不屈堅守36年的釣魚城等，重慶還是紅岩精神的發源地……這些偉大精神都是重塑風清氣正政治生態的精神力量。

紅岩村（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軍駐渝辦事處舊址）記者 鄭宇 攝

　　新時代如何學習和弘揚紅岩精神

    3月1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重慶代表團審議時強調，領導幹部要講政德。政德是整個社會道德建設的風向標。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嚴私德。而在重慶這座英雄之城孕育的紅岩精神，為今天的共産黨人堅守政治品德提供了成功典範。

　　紅岩精神是在什麼背景下産生的？它的獨特內涵究竟是什麼？新時代，我們該怎樣繼承和弘揚紅岩精神？近日，圍繞上述問題，重慶日報記者專訪了重慶市地方史研究會會長、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原主任周勇教授。

　　紅岩精神是一系列偉大革命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共産黨在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中孕育過一系列偉大的革命精神，例如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紅岩精神。其中，紅岩精神是在革命戰爭年代，由中國共産黨人在國民黨統治區培育形成的革命精神，獨具魅力。”周勇説。

　　“紅岩精神與中國共産黨所處的歷史方位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直接相連，也與中共中央南方局所處的特殊環境、所進行的特殊鬥爭緊密相關。”周勇介紹，國共合作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礎，但是國共之間除了抗日外，在其他政治問題（尤其是民主問題）上沒有共同點。國民黨雖然被迫同意共同抗日，但仍頑固堅持獨裁，不斷製造政治軍事摩擦，企圖在抗戰中消滅共産黨的力量。而中國共産黨在堅持抗戰的同時，也與之展開了有理有節、針鋒相對的鬥爭。這就引出了許多複雜問題和尖銳矛盾。

　　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此有十分清醒的認識。毛澤東指出，“在中國，這種中間勢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為我們同頑固派鬥爭時決定勝負的因素。”因此，中共中央總結出了鞏固和發展統一戰線的一條基本經驗，即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反對頑固勢力。

　　這就使得中國共産黨在抗日戰爭時期領導的革命鬥爭形成了兩個戰場：一個是敵後武裝鬥爭的戰場，一個是共産黨領導下的國統區地下工作戰場，後者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武漢淪陷後，國統區的中心向重慶轉移，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決定撤銷在武漢的長江局，在重慶設南方局，周恩來任書記，代表黨中央向國民黨及其他黨派進行統一戰線工作以及指導南方和大後方各省黨的工作。

　　紅岩精神得名于鄧穎超的題詞

　　“在黨中央的領導下，以周恩來同志為代表的南方局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家、共産黨人和革命志士，在抗日戰爭及解放戰爭初期風雨如磐的鬥爭歲月中錘鍊形成了一種革命精神，這種精神取名為‘紅岩精神’，是因為南方局的駐地叫紅岩村。”周勇説。

　　紅岩精神體現了共産黨人的崇高思想境界、堅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氣，其實質是共産主義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這是中國共産黨精神風範中最基本、最本質的東西。同時，紅岩精神又有其獨特的內涵，那就是：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肩負為爭取抗戰勝利和為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奠定政治基礎的時代使命；剛柔相濟，鍥而不捨的政治智慧；出淤泥而不染，同流不合污的政治品格；以誠相待、團結多數的寬廣胸懷和善處逆境、臨難不茍的英雄氣概。

　　1985年10月14日，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政協主席、原南方局領導成員鄧穎超同志重返紅岩村，深情回顧當年的革命歲月，寫下了“紅岩精神永放光芒”題詞。“紅岩精神”由此成為一個固定片語，並傳揚開去。

　　紅岩精神是重塑風清氣正政治生態的精神力量

　　新時代學習紅岩精神有何重要意義，我們又該怎樣弘揚紅岩精神？周勇認為，紅岩精神蘊涵著黨的思想、組織、作風建設等方面的豐富經驗，是與時俱進的精神財富，紅岩精神為中國共産黨執掌政權並長期執政提供了歷史鏡鑒。

　　“紅岩精神為中國共産黨應對國內外挑戰提供了政治智慧。”周勇稱，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當今的共産黨人可以學習以周恩來為代表的南方局共産黨人“相忍為國”“同仇敵愾”“合而不同”“鬥而不破”的領導藝術，求取國內各社會階層利益訴求的最大公約數。

　　“紅岩精神更為今天共産黨人堅守政治品格，經受市場經濟考驗提供了成功典範。”周勇説，當今的共産黨人在交友時，一定要交“良朋益友”，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為政之道清似茶。既要相敬如賓，又要劃出公私分明的界限；心中要有敬畏，才能守得住底線。“因此，紅岩精神也是我們今天重塑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的強大精神力量。”周勇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