懸疑劇《迷墻》和《低智商犯罪》劇照

　　“懸疑劇太‘重’了，壓得觀眾喘不過氣了”。談起近兩年的懸疑劇創作，類似的評價經常見諸業界討論和觀眾的社媒表達。

　　這種“重”並非對懸疑劇調子低沉的盲目指控，而是指一種公式化的“深刻”：故事背景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扎堆，對時代創傷和社會失序的反復咀嚼成為標配。地域形象也沉鬱到近乎刻板，懸疑劇最為熱衷的東北、西南兩大地景，前者被固化為天寒地凍的工業衰敗景觀，後者則被困于揮之不去的潮濕與陰鬱之中。慘案動輒十餘年的延宕則成了炮製“宿命感”的捷徑。與之結伴而來的，往往是在不同時間線間反復跳躍的敘事雜耍。正是這種公式化的“深刻”，將懸疑劇推向了審美疲勞的深淵。

　　面對“重”的詬病，曾經在大銀幕上為犯罪片注入活力的“黑色幽默”，成為了懸疑劇創作者追求輕盈化的主流選擇。

　　近來接連播出的《低智商犯罪》《迷墻》兩部懸疑劇，都有用黑色喜劇手法構建的荒誕主情境。正在熱播的《懸案》，雖然改編自真實大案，主打紀實風格，但在第一個單元案件《珠寶行搶劫案》中，也用黑色幽默為故事點綴了一些“苦澀的笑”。

　　從觀眾反饋來看，黑色幽默的確讓懸疑劇與以往“苦大仇深”的面孔拉開了距離。它內在包含的玩世心態以及對意義的消解，則提供了一種“剛需”的情緒價值。但對黑色懸疑喜劇的全面肯定還為時尚早。它能否帶領懸疑劇走出同質化的創作瓶頸，仍有待冷靜審視。

　　用“笑”挖推理的墻腳

　　作為網劇強類型化發展的重要分支，懸疑劇作為國産劇的主流商業類型，已經走過近十年的快速發展期。

　　在此之前，涉案題材國産劇的主要表現形式是公安刑偵劇。這類劇集以警察的辦案智慧和卓絕意志為核心旨歸，長于通過對真實大案要案的改編，還原一線刑偵工作細節，憑藉強紀實感征服了一批批觀眾。懸疑劇確立類型地位後，涉案題材國産劇有了從罪犯視角打開故事的可能。經過數年的快速發展，國産懸疑劇也演化出本格推理、社會派懸疑、家庭懸疑、女性懸疑等多個風格流派。

　　但無論是從警察視角還是從罪犯視角打開故事，也無論分屬哪個風格流派，一定程度上的“可推理性”都是懸疑劇的基本要求。所謂可推理性，就是證據、線索和真相之間的因果關係，是世界觀的邏輯性。再換句話説，就是觀眾可以根據故事提供的證據與觀察所得，推演出真兇與動機的可能性。

　　一部懸疑劇的風格流派往往與它的可推理性密切相關。

　　如果創作者把可推理性的旋鈕擰到最大，那創作出的大概率就是一部邏輯至上、追求解謎樂趣的本格推理。當創作者增加一些來自社會層面的不可抗力，讓真相難以推導，正義難以抵達，那拍出的很可能就是一部社會派懸疑劇。當真相的不確定性更多源於家庭倫理與性別糾葛，所謂家庭、女性懸疑劇就誕生了。而到了黑色幽默懸疑劇這裡，幾乎就要把可推理性調到最低。它的喜劇性來自對因果律的顛覆，對邏輯的消解，它要把觀眾從意義的重壓之中解放出來。因此，會在線索和真相之間，填塞了大量的巧合、誤會和不可抗力。

　　《低智商犯罪》就是一部在黑色幽默上做得比較徹底的懸疑劇。

　　它的情節主線概括起來，就是一次歪打正著的荒唐“下派”：因為一起後來被證明根本不存在的警察謀殺案，省局“邊緣人”張一昂被下派到三江口警察局。在案件偵辦過程中，向來點兒背的張一昂突然爆發錦鯉體質，説的全中、蒙的全對，就算什麼都沒説，也有膽大心細的下屬領悟“指示”推動偵辦工作。憑藉這份誤打誤撞，他意外地將三江口盤根錯節的惡勢力攪織成網，並最終借力打力將當地黑惡勢力連鍋端掉。

　　從可推理性的角度來看，《低智商犯罪》幾乎算得上不可推理。劇中大量關鍵情節的因果邏輯，都建立在極致的偶然與隨機性上。

　　比如，那個讓張一昂“開局立功”的通緝犯抓捕案，他僅是為了自證清白而追查外賣員，卻意外詐得她的通緝犯丈夫自投羅網。還有那塊作為關鍵證物的限量版手錶，明明已經被犯罪嫌疑人丟到了出城的貨運火車上，但它就是能被扒火車的文物販子恰巧撿到，又在後續偵辦時被警察發現，成為關鍵突破口。還有那對極其“敬業”的笨賊，他們屢次在精妙的理論指導下錨定最佳搶劫目標，卻又次次在陰差陽錯間與成功失之交臂。

　　不過，《低智商犯罪》的荒誕感和喜劇性也就藏在這種不可推理中。這是一種對人主觀能動性的諷刺和嘲笑，是對世界的混沌感和無意義性的強調。在懸疑劇中，只要這種諷刺和嘲諷主要指向那些機關算盡的犯罪嫌疑人，觀眾就能放下包袱開懷大笑。

　　幽默不徹底，就是徹底不幽默

　　不過，黑色幽默與懸疑劇的結合併不是只有輕盈的一面。

　　黑色幽默的笑是一種苦澀的笑。它源自對殘酷現實和種種弊病的痛恨和無能為力。這其中含有難以表達的深沉痛苦。從根本上來説，它總是要解構掉一些約定俗成、高高在上的東西，才能抵達一種情緒釋放。它的喜劇性是與諷刺性相伴相生的。

　　比如，《低智商犯罪》中把“表裏不一”詮釋到極致的地方官員方庸，就有很強的諷刺性。通過這個人物，創作者對官員的社會表演學進行了大膽解構。方庸每天騎著一輛破舊的二手自行車上下班，從不參加應酬，還每月固定捐出部分工資做慈善。但背地裏他卻大肆索賄，家裏擺滿價值連城的古董。他扮演的清廉形象太過成功，連老婆都因不堪忍受這種“清貧”生活而選擇離開。但也正是因為他的演技太好，讓上級深受感動決定將他調往省城閒職養老。由此，才有了他急於在臨走之前撈一筆的獅子大開口。可以説，沒有對方庸這個人物誇張、極端的塑造，《低智商犯罪》的喜劇性和現實批判性都將會有很大的折損。

　　再比如《低智商犯罪》中的張一昂，這個人物雖然可愛卻依然不乏諷刺性。與之前懸疑劇中眼明心亮、辦案有方的警察不同，張一昂在成為錦鯉體質的“張局”之前，其實是個被刑偵隊伍邊緣化的倒楣蛋。他之所以喜歡“吟詩”，不僅是為了增加喜感，其實也是一種人物無力感的表現。生活之中的障礙多到無法改變，於是只能用一種玩世和有趣的心態去看待它們，這才是張一昂最讓觀眾共情的地方。

　　另外，很多時候一個懸疑故事並不見得能容納太多諷刺。懸疑劇的類型契約建立在一種對公理和秩序感的渴望上，其底層邏輯在於為現實世界提供一份道德慰藉：好人有好報，正義終將戰勝邪惡，公權力會庇護每一個普通人。這個類型的底層邏輯是不容解構的。如此，就讓黑色幽默在部分懸疑故事中難以展開。

　　以《迷墻》為例，這部劇講述了一個身陷中年危機的男主角，意外從二手別墅墻中砸出鉅款，因此經歷了一段過山車式人生奇遇的故事。這部劇在主角余鳴的塑造上就有些束手束腳，也因此遭到了觀眾詬病。若恪守“好人有好報”的道德鐵律，他理當分文不取、即刻報警，但故事也隨之戛然而止；若讓他暗中轉移、洗白鉅款，那諷刺是有了但又離正義和秩序遠了點。主創最終選擇了一種中間路線：讓余鳴先犯蠢高調炫富，復刻了《百萬英鎊》中有錢哪怕不能花也能讓錢生錢的諷刺；隨後引入各方勢力圍獵，上演綁架鬧劇，將故事扭轉為委屈好人終得好報的大團圓結局。

　　余鳴形象的遊移，本質上是懸疑和黑色幽默的左右互搏。既要主角面對一筆沒有道德庇護的飛來橫財，又要他在嬉笑怒罵中全身而退。正是這種敘事上的貪心，最終讓角色淪為搖擺的傀儡。

　　儘管黑色幽默為懸疑劇創作帶來一種擺脫意義重壓的可能，但很顯然並非所有的涉案故事都適合用解構來呈現。

　　那些改編自真實大案要案的懸疑劇，或許能用黑色幽默作為點綴，但涉及公安幹警的塑造和嚴肅的偵辦過程，是萬萬不可隨意解構的。那些追溯個人與家庭創傷史的懸疑劇，也很難在解構的狂歡中與現實建聯。

　　當下，觀眾對懸疑劇公式化的“深刻”已審美疲勞，黑色幽默懸疑劇恰好以玩世不恭的姿態提供了情緒出口。

　　但我們也要警惕，黑色幽默和解構本身也可能淪為懸疑劇新的同質化陷阱。畢竟，只解構不建構是危險的。崇高之物跌落之後，若沒有新的意義及時填補空缺，不安與偏見便會乘虛而入。而在懸疑劇乃至更廣泛的涉案題材創作中，回應觀眾對公理與秩序的渴望，始終是那塊不容解構的創作基石。

　　（作者卞蕓璐 為山東師範大學新聞與傳媒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