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狂飆》《漂白》《他是誰》等一批刑偵劇跳出了懸浮爽劇的敘事套路，不再一味執著于設計反轉、堆砌驚悚橋段，或是刻意製造層層解謎的快感，轉而選擇以真實案件為底本，展開更具現實質感的紀實化創作。近日熱播的電視劇《懸案》，更是將這種創作方式推向縱深。
該劇改編自兩起發生在22年前的陳年大案——寧波綠洲珠寶行連環搶劫殺人案、湖州卞記旅館滅門搶劫案——卸下“層層揭曉真兇”的懸念設計，將敘事重心從“案件如何偵破”轉向“案件為何多年懸而未破”，直面那柄懸在漫長歲月之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在真實卷宗改編與影視創作倫理的雙重約束下，《懸案》打破了傳統刑偵劇相對單一的警方敘事視角，通過警察、記者與罪犯三重視點的交替切換，以克制紀實的表達，賦予了陳年懸案更真實厚重的共情空間。
警、媒、罪三重視點交織的案情迷蹤
《懸案》中，記者白朗構成了核心的媒體敘事視角，該角色正是以《錢江晚報》公安線資深記者柏建斌為原型。22年間，白朗數次潛入灰色地帶暗訪，屢遭碰壁仍堅持梳理線索，只為爭取第一時間完成報道，這一角色還原了調查記者的職業韌勁與責任擔當。
基層刑警施佔軍則代表了公安一線的刑偵視角，這個人物濃縮了無數刑警的特質。劇集褪去了刑偵劇慣用的神探濾鏡，完整記錄了一名普通基層刑警半生緝兇的過程。在漫長的追兇路上，線索頻頻中斷、走訪屢屢無果，但以他為代表的基層刑警始終堅守正義初心，從未放棄對真兇的追查。
記者白朗與刑警施佔軍的搭檔關係極具張力，二人性格迥異、行事風格反差鮮明，在調查過程中時常出現觀念分歧與工作摩擦，卻始終彼此信任、相互支撐，形成了官方偵查與民間記錄、公安執法治理與媒體輿論監督之間的互動關係。
同時，劇集也並未刻意神化警察和記者，而是坦然呈現普通人的缺憾與局限，讓人物落地生根。當施佔軍的調查陷入停滯、隊友小高因公負傷時，當白朗跑出租暗訪出行業亂象卻遭遇巨大壓力時，兩人在山坡上長談，傾訴彼此的挫敗與希冀。此時，在導演克制的鏡頭語言中，二人仿佛置身於藍色迷霧般的現實裏，遙望遠處的萬家燈火。這個場景沒有激烈的動作和戲劇化的對峙，卻展現了追兇過程中無處不在的阻力、迷惘與疲憊。
不同於傳統刑偵劇中充滿戲劇張力的警兇博弈，《懸案》中的警察與媒體並非高高在上的真相掌控者，他們更多時候只是跟在罪案之後，艱難地追查真相。破案的日常往往如大海撈針：枯燥、漫長、重復，又充滿不確定性。這是一種主動削弱戲劇衝突的紀實表達。警察、記者與兇手之間，很多時候並不存在直接的正面對決，彼此之間僅僅依靠證據、線索和推理建立邏輯關聯。或許，這才更接近真實的追兇過程。
劇中諸多情節也直面主要人物的現實缺憾。施佔軍曾因行動路線洩露，間接導致白朗被涉嫌走私的嫌疑人挾持；白朗初入新聞行業時，也曾發佈失實報道，因錯誤懷疑無辜群眾李元傑，對後者造成嚴重的輿論傷害。兩個角色因褪去了職業身份的光環，更加立體鮮活。
在警、媒雙視角之外，劇集也向內深挖罪犯的心理軌跡，當警方研判嫌疑人特徵、進行罪犯畫像時，鏡頭切換至兇手多年前的婚禮現場，以時空對照的方式撕開悍匪的雙面人生，並跟隨兇手的人生軌跡，呈現其多次搶劫、行兇和逃亡的過程，將作案軌跡與個人命運交織在一起。
觀眾隨鏡頭回望了不同年代的浙江街巷、商鋪、報刊亭和20世紀90年代的珠寶店，也看見了兇手單獨作案後長期藏身的生存狀態，以及他極強的反偵查意識。如果説傳統懸疑劇的核心爽點，在於層層解謎並最終抵達真相，那麼《懸案》的核心感染力，則來自沉浸式共情——觀眾看見的不是無往不利的破案機器，而是被漫長懸案改變了人生的普通人。無論是堅守不渝的緝兇者、執著求索的記錄者，還是隱匿逃竄的罪犯，都被賦予了真實的人性灰度。
紀實質感還原漫長緝兇過程
從開篇起，《懸案》便確立了充滿年代感的紀實風格。劇集以白朗和眾人的一場閒聊切入陳年舊案，在冰冷的積案卷宗之外，增添了一層口耳相傳的現實傳奇色彩。
《向量》《骨柄刀》《39碼》等單元集，則以細碎的伏筆串聯全局。《向量》中，向量圖紙的像素還原成為揭開KTV假酒宰客案的重要線索；隨著圖像被不斷放大，整個單元也由週邊的社會新聞逐漸進入主案件本身的追索。《39碼》中，兇手在日常生活中刻意更換鞋碼，混淆偵查視線的細節，則精準呈現出罪犯在逃亡過程中惶惶不可終日卻又保持高度警覺的反偵查狀態。
劇集沒有迎合觀眾即時解謎的渴望，而是將偵查過程中的關鍵事件拆解為碎片化線索，通過時空重組的方式將懸案留存的大量資料鋪展開來。《錢江晚報》的真實版面、2004年《蒙面大盜九年三案，浙江警察遭遇強敵》的公開深度報道以及案件偵破後《浙江第一懸案，獨行大盜22年後終落網》的收官新聞，都在劇中的關鍵情節中得到高度還原。與此同時，劇集通過警媒互動呈現懸案的偵破過程，也讓觀眾看到媒體信息發佈時的分寸拿捏，以及新聞輿論如何參與、助力案件調查。
在第一起大案中，劇集採取雙線並行的講述方式，諸多看似游離于主線之外的案件調查，實則與主體案件暗藏關聯。記者臥底KTV調查宰客亂象，順勢引出案件相關關鍵人物；一樁嫖娼案串聯起白朗與施佔軍的“不打不相識”，為長期的警媒協作奠定了基礎；帝豪KTV販毒案則帶出核心作案兇器骨柄刀……
《懸案》褪去了罪案的戲劇化包裝，不再將“隱藏真兇、製造反轉”作為核心看點，而是將重心從“追兇懸念”轉向“攻堅之難”。《珠寶行連環劫案》通過受害保安的回憶，從多個角度直接呈現犯罪現場，並在紀實性的時空中較早交代真兇。劇集通過一次次回看案發現場、重新梳理蛛絲馬跡，還原了刑偵人員不斷提出假設、驗證線索又推翻假設的工作過程，也呈現了刑偵手段由傳統人力排查向技術化偵查轉型的時代軌跡。
正義的審視與創作的倫理邊界
整部劇集始終籠罩著厚重克制的紀實氛圍，極少使用血腥獵奇的暴力鏡頭，空曠清冷的場景搭配舒緩壓抑的配樂，營造出直擊人心的緊繃感與窒息感，鏡頭設計也充滿隱喻色彩。如在表現兇手徐利除夕夜再次作案的段落中，晃動的主觀鏡頭跟隨兇手從房頂潛入作案現場。此時，窗外是除夕夜不斷炸裂的絢爛煙花，室內卻是冷色調、可怖的犯罪場景，熱烈的節日氣氛與隱秘殘酷的罪惡形成了強烈反差。
朱津商場的作案戲份中，也有一處極具隱喻的鏡頭設計：商場中央巨大的猴子氣球佔據畫面制高點，如同一個沉默的旁觀者和無形的監督者，俯瞰著整場惡行。忽明忽暗、冷暖交錯的燈光，映照出兇手的猙獰戾氣與現場的慘烈景象。這些鏡頭仿佛在暗示正義或許會遲到，卻從不會真正缺席。
即便如此，《懸案》在創作表達上仍有進一步打磨的空間。第一起案件告破，白朗的報道《隆達商廈竊賊落網，兇手竟然是他》基本還原了真實場景，也體現了現實中媒體報道對案件偵破的推動作用。然而，全劇以記者見證刑偵時代變遷作為主視角，在一定程度上壓縮了刑警線的敘事空間，使一些硬核刑偵細節和案件攻堅的關鍵過程展開不足。
與此同時，劇集在人物塑造與倫理表達上也存在一定爭議。第五集交代罪犯徐亮因時代和社會環境變化，再次作案失敗；第八集展現了他惶惶不可終日的隱匿生活。劇集似乎有意弱化了罪犯臉譜化的惡人形象，並將部分犯罪動因放置於他與妻子的關係危機上。這種描摹人性灰度的處理方式，容易在客觀上弱化其作案的殘忍本質，使觀眾對人物的行為邏輯和罪惡屬性産生認知偏移。作為一部現實主義刑偵作品，《懸案》雖有瑕疵，卻並未在描寫陳年積案偵破時，刻意誇大警方的破案奇跡，而是紀實性地呈現了真相最終能夠浮出水面，依託的是刑偵技術的進步與社會多方的協同發力。
當刑偵劇不再執著于破案爽感與劇情反轉的追兇迷藏，不再把真實案件封閉在“犯罪現場、發現線索、真兇落網”的敘事類型中，轉而在漫長的時間跨度裏，展開一場對人性的持續審視，便觸達了社會反思、人文關懷與職業倫理等更深層次的敘事肌理。這或許正是這部劇最值得被看見的地方。（王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