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特立獨行》劇照

　　過去初入職場的年輕人，或許聽過這樣的長輩“教誨”：要學會聽弦外之音，要是錯過了“話裏有話”，後果不堪設想。老闆問你“現在忙不忙”，簡單的一句話，把你變成《不差錢》裏的小瀋陽：是該説忙呢？還是不忙呢？類似的心理博弈催生了職場人心照不宣的網絡段子：老闆夾菜你轉桌，領導開門你上車……這個時候，山東IP就成為評論區萬眾期待的存在，或求助，或調侃，人們想要見識高情商大省的滿分作業，以某種戲謔的心態默認了圓融背後的荒誕。

　　近期上映的《特立獨行》，把這些時刻擴展為一個無處不在的職場生態，即便是刀槍不入、上天入地的超級英雄，也被困在一個由填表、鼓掌、敬酒、送禮等核心動作組成的表演程式中。電影利用人物口音、建築風格等再明顯不過的刻板印象，把網絡上流傳的東北文化場景，強力擴大為既魔幻又現實的普遍生存狀態。

　　近年來國內喜劇電影在處理某些現實議題時，極為熟練地將諷刺對象置於一個安全的過去時態。《西虹市首富》中的貧富議題和鉅額資金的來源問題，借助港臺演員與電影人物間的高度綁定，導向上世紀末以來的海外投資；《這個殺手不太冷靜》在翻拍日本原片時，把幫派鬥爭置於一個高度戲劇化的舞臺空間，捏和了民國時期的上海風情和港片時代的草根敘事。可以説，喜劇電影總是解構宏大敘事以獲得笑料，又自覺將敘事時空移置於某個過去時態，以獲得足夠的審視距離來激發批判的強度。

　　對於看慣了好萊塢政治驚悚片、諷刺喜劇片的觀眾來説，可能對《特立獨行》的處理不甚意外。以故事時空而言，超級英雄對抗外星人的世界觀設定，在這部電影中完成了對此時此地的情感結構勘測。如果我們視為消費對象的未來景象——當然多數是由漫威超級英雄電影所描述的——就在我們身邊發生，我們習焉不察的“現在”，能否提供一種有別於個體精英敘事的解決方案？

　　喜劇不負責崇高，但喜劇試圖給出答案。美國理論家詹姆遜在閱讀科幻小説時曾説，我們對於未來最富有活力的想像，也不過是對我們所在的社會狀況和歷史情境的反映。如其所言，《特立獨行》拋開了美式超級英雄片對“發現你自己”古典箴言的現代演繹，找到了今日中國文化現場最具戲劇張力的題材：職場。

　　從2023年的《年會不能停！》，到近幾年脫口秀節目中的“職場吐槽”賽道，職場題材已被青年喜劇演員提煉出諸多性格鮮明的舞臺角色。《特立獨行》可謂集大成者：一個欺上瞞下的領導（縣長王心靈），一個狐假虎威的中層（縣長小舅子胡作昌），一個深諳人情世故的老油條（老夏），一個囂張跋扈的官二代（趙金豐），以及一個能力出眾卻直來直去的職場新人（“飛銀”王長海）。如果我們對比多年前的《紅燈停，綠燈行》《背靠背，臉對臉》，黃建新電影是針對社會轉型時期整體市儈化的警示，《特立獨行》的職場諷刺更像是一次標靶清晰、力度適中、後果可控的試射，目標直指破壞規則的具體個人。故事開端，王長海從月球基地回到萊茵縣，推倒王心靈題詞的石碑，鋪平因煤礦挖掘導致的塌陷道路；戲劇高潮是對上述情節的重復，王長海力挽狂瀾幫助了百姓，只不過這一次，“王心靈”從符號變成了真實的肉身。而結尾更值得玩味，以猝不及防的情節反轉，把故事從“放逐壞人，恢復秩序”的經典落幕時刻，推向一個短促而有力的反諷瞬間：電影只能提供一個想像性的解決，卻無法消除故事矛盾産生的根源。

　　“只有他死了，大家才能活。”必須説，這是一句相當推諉，又充滿無奈的舞臺化臺詞。為了把核心矛盾的解決聚焦在縣長王心靈身上，同時避免觀眾對這一臉譜化角色的現實映射，主創團隊必須調動王心靈這一角色的所有潛能，使他既符合觀眾對無良領導的固有印象，又能服務於電影荒誕不經的背景設定。張國強以出色的演技完成了這一任務。他自如地在“張國強扮演的領導”和“壞領導扮演的好領導”之間切換，使“表演”本身成為電影故事得以成立的元敘事。王心靈被萊茵縣群眾當街攔下後，發表了一番豪言壯語，隨後地面出現裂縫，王心靈被“飛銀”救走，他在驚怒之下指責“飛銀”破壞了他情緒飽滿的表演，話鋒一轉，把扮演好幹部的戲癮一股腦丟給了“飛銀”：“如果真有一天，在我和老百姓當中，你只能選擇救一人的話，你一定毫不猶豫地選擇百姓”。區別於“看不得百姓受苦”然後“開快點”的解構，這段真假難辨、一氣呵成的表演，最終成為“飛銀”解釋不救縣長救百姓的官方説辭。

　　當然，《特立獨行》並不滿足於性格衝突帶來的即時喜劇效果，而是有意緊扣社會議題，對不良職場文化進行批判。我們的現實生活中，的確存在著這樣“演技”精湛的人。表演，似乎從文藝領域的技術問題，擴展為一個理解青年文化和職場風氣的方法論。今天流行的“世界是個巨大的草臺班子”，不正是一個“國王的新衣”式的後見之明？當我們在電影中目睹反派王心靈遭到“天譴”，大感快慰的同時，也必須認真地回顧王心靈那堪比專業演員的微表情、手勢、形體、臺詞、語氣。如果不是電影提供的全知視角敘事，我們是否還能辨別慈眉善目背後的虛情假意，甚至包藏禍心？對演員演技的讚賞之餘，更應警惕這類“表演”在現實生活中所帶來的破壞力。

　　影片最後的閃回，同樣是一個拆穿表演的真相時刻：拯救世界的超級英雄似乎從未忘記自己的初心。既然我們已經將“表演”視為支撐電影邏輯的內在核心，那麼不妨再次指認這個荒誕故事中另一個沒穿衣服的國王，或者説一個沒穿披風的超級英雄：王長海在“救縣長”和“救百姓”的兩難情境中，並不存在能力的局限，也無圓滿的正義論邏輯。王長海第一次碰到“電車難題”時的實用主義，和最終抉擇時暗含的道德主義，兩者與影片真正想要討論的問題，構成了一個同構性的敘事變奏：我們固然受累于數字理性所搭建的績效空間，但我們因樸素的懲惡揚善之心，轉向名為公平正義的道德高地時，是否以另一種方式，認同了職場文化中的權力邏輯？

　　這份關於道德與權力的同構性反思，正是影片超越段子式喜劇、抵達現實深度的關鍵所在。

　　（作者為中國美術學院視覺中國協同創新中心博士生許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