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演《國色芳華》之前，我怕演不像，因為何惟芳是唐代洛陽的種花人，而我連牡丹何時分根、何時剪枝都不知道。歐陽修《洛陽牡丹記》寫道：“大抵洛人家家有花，而少大樹者，蓋其不接則不佳。”不接則不佳，姚黃、魏紫這些名動天下的洛陽牡丹，沒有一株是天生的，都是花工在老根上一代一代嫁接出來的。那一刻我隱約覺得，這句話説的不只是種花。

　　唐代人愛牡丹，愛到“花開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可唐代人不只賞花，更鑽研花。張帳幕遮陰，編笆籬擋風，灑水封泥保墑，千年前的移栽之法條條在理。到了宋代，洛陽的接花工人已自成一業。手藝最著者稱“門園子”，富貴人家爭相延請，“姚黃一接頭直錢五千”，秋天立契，來春見花付錢。一朵花的背後，是一門代代精進的手藝，更是一個以技藝立身的行當。

　　《國色芳華》裏有一場戲：何惟芳在荒山尋到野生牡丹，剪下枝條，回來扦插培植。拍的時候只覺得是劇情，了解下來再回想，才咂摸出它的分量。劇中人做的，正是書本裏花工們做了上千年的事——在老根上，接新枝。劇裏她還把牡丹做成香粉、藥粧，這也並非虛構。牡丹入藥遠早于觀賞，張仲景的方劑裏就有用到丹皮。一朵花在中國人手裏，先是藥，後是花，再是香粉、花饌，身份一直在流轉。

　　《家業》的李禎，讓我看見同樣的路。徽墨的家世，本身就始於一次“嫁接”：唐末戰亂，易水制墨世家奚氏父子南遷歙州，北方的制墨之術，接在了皖南的水土上。南唐後主愛其墨，賜國姓、授墨務官，世有“黃金易得，李墨難求”之譽。此後千年，這門手藝每逢絕境便自尋新枝：北宋松林砍伐殆盡，制墨人改燒桐油取煙，煙料一變，徽墨反而愈發精良；明代墨家又把墨做成了藝術，《程氏墨苑》收墨式五百二十式，其中竟有利瑪竇贈送的西洋版畫圖案。最講規矩的行當，墨譜裏藏著一場中西相遇。行話説“輕膠十萬杵”。杵數不能少，是守；煙料、紋樣、用場代代在變，是新。守住的是“豐肌膩理，光澤如漆”的品質，放開的是形態的邊界。

　　花史與墨史，讓我對“傳承”二字有了不同於從前的理解。讀史、演戲之後我體會到，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並非今天給傳統外加的任務，而是傳統自身一以貫之的存續方式。洛陽的花工接花時在做這件事，徽州的墨工改燒桐油取煙時也在做這件事。所謂文脈不斷，不是同一件東西傳了千年，而是同一種功夫傳了千年。每一代人都在老根上，接出自己時代的新枝。

　　影視劇，正可以做今天的“接花人”。它能把古籍裏的記載、博物館裏的器物，轉譯成觀眾能夠共情的人和故事。《國色芳華》的千余套服飾依據唐代繪畫與文物考據而來，粧面上的花鈿、面靨對照《簪花仕女圖》的樣式；一場大婚戲，復原了沃盥、同牢、卻扇、合巹的唐代禮制。《家業》則把點煙、和料、杵搗、晾墨、描金的工序一一呈現在鏡頭前。晾墨以月計，大墨經年，觀眾先是心疼李禎的命運，繼而記住了她手上的手藝。人物在前，文化在後；情感先行，認知隨之。許多觀眾通過這些故事“看見”了古籍裏的中國。

　　螢幕之外的迴響讓我確信這條路走得通。這兩年，越來越多的年輕人穿著襦裙走進洛陽的春天；《家業》播出後，不少觀眾專程去徽州訪墨坊、看魚燈，海外的觀眾也開始搜索“徽墨”二字。沒有人組織他們，是故事把他們送到了文化面前。

　　回頭看，我最初了解那些資料，只是怕演得不像；讀進去才明白，做功課不是為了“像”，是為了“接”。把前人的手藝接到自己手上，再藉著角色，遞到觀眾眼前。表演也是一門手藝，也講接續：守住下笨功夫的本分，再在表達上發一點新枝。“不接則不佳”，不只是種牡丹的法門。文脈如老根，深藏在過往與技藝之中；每一代人的分內事，是俯下身去，在老根上接一枝屬於自己時代的新花。

　　（作者：楊紫，係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