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八屆大眾電影百花獎系列活動即將在北京舉辦。這是時隔64年，“百花獎”重回初綻地。

　　大眾電影百花獎，自誕生之初，便確立了“文藝為人民”的底色。儘管投票的形式隨時代發展而變化，由廣大觀眾做選擇的機制卻從未改變。1961年，全國文藝工作座談會、全國故事片創作會議在北京新僑飯店召開，這個獎項的誕生擁有了“文藝由群眾檢驗、作品由人民評判”的思想基礎。1962年，首屆大眾電影百花獎在北京全國政協禮堂頒發。從那時起，“百花”就不僅是一座獎盃，更代表著一種方向——電影人與觀眾在一起，藝術創造與人民生活在一起。

　　六十余載“百花”綻放，銘刻新中國電影百花齊放、繁花似錦的奮進征程。審視當下，如何拍出好作品、講好中國故事，如何讓電影真正服務於觀眾、服務於人民，是電影人必須直面和解答的命題。

　　我早年在西安電影製片廠做編輯、場記，後來到北京電影學院導演係進修。從一開始我就篤定，電影這種藝術表現形式，就是要用來展現鮮活、生動、豐富多彩的現實生活。在西影廠拍攝《黑炮事件》《錯位》，我們嘗試以新的鏡頭語言、敘事方式、審美表達去捕捉社會轉型期人們內心的激蕩與期盼，揭示現實中的矛盾與困境。這些大膽探索，建立在對真實生活的觀察與體悟、對人民情感的感知與把握、對時代變革的記錄與思考的基礎上。

　　後來，我們創作了《背靠背，臉對臉》《站直啰，別趴下》等影片。從《背靠背，臉對臉》裏基層單位的人情世故，到《站直啰，別趴下》中鄰裡空間的微縮生態，都因為真誠有力的表達，觸碰到日常生活中真實細膩又錯綜複雜的肌理，激發出有益的公共討論。説到底，電影不能離開生活。

　　伴隨中國電影在新世紀邁入産業化發展期，我在導演工作之外，相繼投身編劇、製片、監製等工作，參與創作了多部重大題材影片，如《建國大業》《智取威虎山》《我和我的祖國》《長津湖》等。這些作品相繼得到“百花獎”的認可，讓我聽到觀眾對電影的期待。

　　“十五五”開局之年，第三十八屆大眾電影百花獎回到北京舉辦，我覺得很有意義。百餘年來，中國電影從北京獲得過最初的光影想像，也在這裡匯聚人才、連接觀眾，進而面向更遼闊的時代生活。從北京的文化脈絡和時代方位出發，把北京早期電影放映、豐泰照相館與《定軍山》的歷史敘事，新中國電影管理機構、電影團體、製片廠和電影教育的建設，改革開放以來京味電影、電影節展、市場機構和産業形態的變化，以及新時代北京出品、北京政策、“中國影都”等産業空間的發展，放在一條脈絡中來觀察，我感慨萬千：北京的電影史是中國電影史的重要組成部分，賡續著“百花獎”的優良傳統，創造著中國電影的新時代篇章。從這裡發源的人民電影初心，終將在生活沃土上再創新篇。

　　我們更應該看見光影背後的人——看到熱愛電影的觀眾，看到執著探索的創作者，看到投下大眾電影百花獎選票的普通人，看到今天仍在奔走、拍攝、剪片、等待觀眾評價的年輕電影人，更應該通過光影觀照那些現實生活中的人。電影最終要回到人，回到人的情感、記憶和選擇。大眾電影百花獎之所以有生命力，也正在於此。

　　電影服務人民，要求創作者走進現場，走進工廠車間、田間地頭、社區街巷去感受時代的脈搏，去捕捉生活的微妙。用電影講好中國故事，關鍵在於講出中國人的精神氣質與生活溫度，讓觀眾在光影中看到自己、理解他人、獲得力量。

　　今天，受眾的欣賞習慣和審美期待發生結構性變化。主動擁抱新大眾文藝浪潮，接受新技術帶來的創作方式的挑戰，用我們的不懈努力，讓中國電影綻放出更加璀璨的光彩，是電影人的使命。

　　（作者為北京電影家協會主席黃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