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不逢時。”沒想到，在逃22年的殺人兇手劉永坤竟這樣説。
原以為熱播劇《懸案》精華已盡，沒想到第二個故事《卞記旅館滅門案》如此精彩。劇中，劉永坤趕上了改革開放高速發展期，那時競爭不算激烈，他沒怎麼上過班也有飯吃，學歷低也獲得了上升空間，靠著寫小説還能名利雙收……該趕上的都趕上了，劉永坤怎麼生不逢時了？然而，正是這句“我生不逢時”，道盡了劇集的真實感，也讓人感慨：明明是年代劇，卻被當成了刑偵劇。
當越來越多的年代劇將過去簡化為“只要敢闖，就有機會”時，劉永坤的故事顯得別有滋味——在向前飛奔的時代，有一批迷茫、無奈、掙扎、惶恐的小鎮青年，他們掙脫不了舊環境，又無法融入新環境，二者之間的張力越來越大。劉永坤就是其中之一，他曾經做出了錯誤選擇，等看清正路時，卻已沒有再選的機會了。英國作家王爾德説：“每個聖人都有過去，每個罪犯都有未來。”借劉永坤的故事回看來時路，瞬間就被劇中的悲憫所擊中。
兩個普通人為何成罪犯
劇中，劉永坤是上世紀80年代常見的“小鎮文學青年”，愛讀書、有一定才華，被周圍人尊重。改革開放初期，許多中國村鎮是典型的“熟人社會”，流動性小，人與人彼此熟悉，穩定卻乏機會。依據“萬元戶”等傳聞，年輕人將外界想像為遍地黃金，可他們又找不到出去的路。
劉永坤的情況略特殊：他家是外來戶，他又喜歡文學，這使他更具獨立意識，處於“半脫嵌”（指社會行動者在轉型過程中部分脫離傳統制度、道德、關係束縛，卻未完全切斷聯繫，處於“既疏離又依存”的過渡態）狀態，由此帶來兩個後果：一方面，他特立獨行，因迷上賭博而欠下近5000元賭債（他當時一年掙不到1000元）；另一方面，同村人視他為“文化人”“見過世面的人”，比如犯罪同夥汪向前，便聽命于他。
在賭債的壓力下，劉永坤與汪向前準備到小鎮搶劫，劉永坤花掉了二人幾乎所有的錢，直到沒錢交旅館房費，二人才動手。這固然有膽怯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劉永坤試圖完成一個以自己為主角的故事——只有解釋成“不得不如此”“對方也是壞蛋，我在為人間除惡”，于他而言，“作惡”才是可選項。
對勘《罪與罰》中拉斯柯爾尼科夫殺放高利貸的老闆娘，即知這段“心理寫實主義”的精彩——停電、半夜來人、床塌了等均構成情節，折射出人性中善與惡的博弈。二人殘忍地殺害了四名無辜者，卻幾無收穫，只搶走一枚金戒指。
劉永坤與汪向前又採取了相似的“心理脫罪”路徑：劉永坤認為汪向前關鍵時刻遞上錘子，就是在拉他下水，他只是“一時糊塗”；汪向前則認為劉永坤私吞了金戒指，自己卻“什麼好處也沒得到”，他沒有聲張，可見自己是個“好人”。
曾經“固體”的我突然變“液體”
從傳統到現代，是從“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轉型，或更形象地説，是從“固體”到“液體”的變化過程。
曾幾何時，“我”如固體般清晰，由各種關係來決定；可一夜之間，性格、文化、信仰、人品等就成了“你自己的事”，人與人之間靠能力組合，“我”被迫生活在多個場域，在不同的身份中不斷切換——在這家單位，我可能是“好人”，在那家公司，我可能是“壞人”，“我”變得如液體般難以定性。也因此，現代人再難掙脫“我是誰”引發的糾結。
劉永坤試圖回歸“固體”，成了知名作家後，他想辦補習班，可家長投來的嘲諷目光，讓他“知識改變命運”的勸告瞬間土崩瓦解。劇中，迷茫的不只劉永坤，還有堅信“兇手探測器”能破案的兩名神漢（泛指民間迷信職業者），想像著警方的賞金“能解決我多少問題”；還有腰纏萬貫的周廠長，除了豪賭、收賬，不知還能做什麼；還有總被人無視的服務員甘翠娣，一次次把逃走當解脫，竟與神漢之一産生“真愛”……這些迷茫的人在上世紀80年代普遍存在，但如今他們的人生與過往卻鮮少被人提起。
看到警方通緝令上的畫像後，刀匠二保子開始懷疑劉永坤，劉永坤卻先發制人，指認畫像上的人是二保子，二保子忙於自證清白，立刻放棄懷疑。在熟人社會中，刀匠處於權力差序中的低位，懷疑處於高位的劉永坤，意味著“大不敬”，劉永坤再次輕鬆過關，但這也“套牢”了他——只有縮進舊環境，才能得安全。
所謂轉型期，不是從甲地到乙地那麼簡單，而是“範式”的遷移，即社會規則、認知方式、公共語境、行為標準等方面的改變，沒有人能腳已邁進新環境，腦袋卻留在過去。遊走在“熟人社會”與“陌生人社會”之間，劉永坤筋疲力盡，所以當警察最終抓捕他時，他才會喊出：“我一直在等你們。”
唯有使命感能超越轉型之困
與劉永坤的淩亂人生相對照，劇集刻畫了兩代警察的不懈努力，也揭示了全劇主旨：靠使命感超越時代轉型之困。
“卞記旅館滅門案”案發時，李感剛從警校畢業，第一次出犯罪現場，就因無法忍受血腥而嘔吐，讓老警察産生“他幹啥都不靈”的印象，安排他去做閒差。可他還是出錯，他把指紋卡片中“已看過的”與“未看過的”搞混了，影響了全組的工作進度。
但前輩陸敏學看到了李感的閃光點：為了破案，李感下班後騎自行車四處張貼通緝令，一口氣跑出10公里，沒有強烈的使命感支撐，誰會做這種費力不討好的事？為培養李感，陸敏學在火車站問他，能否10秒鐘內説出火車從哪邊來。李感説不出，陸敏學點化他：這麼多人等車，大家都朝哪個方向看，火車就從哪邊來，當警察一定要學會觀察。李感表示受教，陸敏學又補充了一句：“所有火車都靠右進站。”真相從來是多元的，觀察與常識並重。
專案組的魯志豐是老警察，但也是第一次遇到這樣的惡性案件，當時他正準備結婚。在公事與私事之間，他義無反顧地選擇了前者，隨著案情進入膠著階段，受害者的姐姐又患上絕症，急需錢治病，深感自責的魯志豐最終自掏腰包，買下凶宅……
22年匆匆過去，李感、陸敏學、魯志豐等也在經歷社會轉型的衝擊，但他們之所以能保持定力，順暢地完成從“熟人社會”到“陌生人社會”的過渡，恰好説明信仰依然重要：發現自我只是第一步，把握自我才具有決定性意義。
曾經的惶惑燭照今天的你我
時代巨變，無數小鎮青年實現了轉軌，他們從原有的環境、身份中掙脫出來，曆盡艱難又重新找到自己。即使是閉門寫作的劉永坤，也取得了不錯的成績，從鄉村進入小鎮，有了相對穩定的工作，在文壇還有了一定名氣。
如果能預知結果，誰都能明白：原來這麼做就能成功。可時光不倒流，很多人會經歷“有慾望卻無法實現”“很努力卻不被承認”“因不知未來會如何而特別恐懼”的階段，劉永坤偏偏在起步時就走錯了，給自己埋下了“定時炸彈”，此後他朝夕擔憂。
在法庭上，劉永坤突然翻供，試圖把殺人的責任推給汪向前——他依然心懷僥倖，依然缺乏勇氣，當一個人的道德思考被局限在“為自己辯護”的層面，他註定無法寫出真正的自己。在律師面前，劉永坤哀嘆，如果沒有那段經歷，他會更成功，因為很多事他不敢寫，且怕成名後被更多人關注，導致罪行敗露——其實，他只是找了一個更具悲劇意味的藉口，讓自己的故事看上去更美。
和劉永坤相似的是，很多現代人都試圖把自我創造出來的“我”當成真的“我”，套入故事語境，賦予平淡日常以戲劇性，引身邊人羨慕，甚至想借此獲得操控他人的可能，這是值得警惕的。
有心的觀眾會從《懸案》中看出小鎮經歷的轉型與變化，曾經的那些惶惑，燭照著今天的我們：時代不斷向前，轉型仍在進行，我該何去何從？也許，我們在劇集中能找到自己的答案。（唐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