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幾年，互聯網製造了一批讓人羨慕的年輕人。他們淩晨起床，運動、學習、工作，永遠精力充沛；他們可以同時經營事業、記錄生活、提升自己；他們把一天24小時，活出了別人48小時的感覺。在短視頻裏，他們擁有近乎完美的人生：自律、努力、高效、有目標。

　　奇怪的是，當這“閃閃發光”的人走進綜藝，卻似乎很容易面臨另一種評價，比如，有人被質疑“人設崩塌”，有人被認為“實力配不上流量”，有人甚至從“理想人物”跌入節目的爭議中心。

　　最近，綜藝《中餐廳》裏的張雅琪就是如此。此前，她在社交平臺上塑造的是“高能量打工人”“自律效率達人”的形象，而節目播出後，她在服務中的種種表現引發了大眾討論。

　　許多從短視頻走向綜藝的創作者，都經歷過類似的“濾鏡破裂”。房琪曾憑藉溫柔、治愈、有才情的表達方式，在社交平臺獲得關注。但參加綜藝《浪姐》後，卻因為節目中的表達引發關於人設的討論；易夢玲依靠短視頻時代的顏值審美走紅，但進入表演類綜藝後，被質疑網絡時代的美貌優勢是否能夠轉換為演員能力；海來阿木登上綜藝《歌手》舞臺後，也面對了網絡傳播感染力與競技舞臺專業能力的評價“落差”。

　　這些案例看似各不相同。有人輸在人設，有人輸在能力，有人輸在評價體系。但它們背後其實都指向同一個問題：短視頻時代幫助網紅成功的一些能力，為什麼到了綜藝環境裏，反而成了他們被質疑的原因？

　　短視頻中的個人魅力

　　更多來自“我有什麼特別之處”

　　如果想理解網紅為什麼容易在綜藝中遭遇爭議，首先要理解他們為什麼能夠在短視頻時代迅速崛起。

　　過去，成為公眾人物是一件高度專業化的事情。明星需要依靠影視作品、音樂作品、經紀團隊和傳統媒體完成形象塑造。而短視頻改變了這一規則，它讓普通人擁有了直接面對大眾的機會，也讓每個人都可以參與自己的公眾形象運營。

　　網紅最大的能力，不只是展示生活，而是重新組織生活。他們知道什麼值得記錄，什麼值得放大，什麼樣的表達更容易獲得共鳴。早起運動，可以成為“自律人生”；加班學習，可以成為“逆襲過程”；不斷嘗試新領域，可以成為“永遠向上的年輕狀態”。一個普通人的一天可能包含疲憊、猶豫、失敗和混亂，但經過短視頻處理之後，就可以變成一段關於成長、自律和奮鬥的故事。這套邏輯幫助很多人獲得了關注，因為他們的出現滿足的是一種情緒需求：人們總是希望看到一種更理想、更有秩序、更可掌控的人生。

　　所以，短視頻時代的網紅，本質上都是自己人生的導演。他們不是簡單記錄自己，而是在不斷選擇應該呈現哪一個自己。但問題也恰恰出現在這裡。當一個人習慣了自己掌控鏡頭，他還能不能適應一個不再由自己決定敘事方式的環境？

　　綜藝中的好感，往往來自

　　“我和別人相處時是什麼樣的人”

　　真人秀帶來的考驗正在於此。它讓觀眾看到一個人在面對壓力、衝突和意外時的本能反應，而不只是提前準備好的狀態。這正是網紅跨界綜藝最大的挑戰：他們過去依靠的是個人表達能力，但在綜藝裏，一個新人能否獲得認可，往往取決於他能否融入一個群體。

　　近年來，綜藝不斷嘗試讓低知名度新人進入大型節目，通過真實互動完成造星。趙昭儀就是一個成功的例子。她在《花兒與少年》中的出圈，靠的是在團隊關係中展現出的適配能力。面對前輩和同行，她很少急於證明自己，更多時候在主動溝通、照顧他人感受、承擔團隊事務，一點點建立起存在感。她留給觀眾的印象，與其説是“這個女生多厲害”，不如説是“如果旅行中有這樣的夥伴，應該會很舒服”。

　　張雅琪與趙昭儀的分野正在這裡：前者進入綜藝後，仍在沿用短視頻時代的自我展示邏輯，做那個“被觀看的人”；後者則完成了轉換，成為一個“參與關係的人”。

　　為什麼越來越容易在

　　綜藝裏找到“討厭的人”

　　網紅進入綜藝容易産生爭議，還有一個更大的背景：過去，觀眾看綜藝，更多關註明星是否有趣、是否有才藝。今天的真人秀綜藝卻更像一種全民關係觀察，越來越多的觀眾把重點放在人與人的相處上。

　　《中餐廳》關注團隊合作，《花兒與少年》關注群體關係，《再見愛人》《姐姐當家》關注親密關係。觀眾不僅觀看，還要細品：“如果這個人出現在我的現實生活裏，我能接受嗎？”正因為如此，現在很多綜藝爭議人物引發討論，並不是因為他們犯了多麼嚴重的錯誤，而是因為他們觸發了觀眾現實中的某段體驗，比如讓人想起職場中的某類同事：看起來很積極，很願意表現自己，但在真正協作時，卻可能帶來額外的“成本”。

　　從這個角度看，張雅琪事件真正值得討論的，不是一個網紅是否“翻車”，而是互聯網時代曾經流行的一套成功敘事，正在現實環境中接受新的檢驗。

　　無論短視頻人設經營得如何成功，真正進入社會之後，一個人最終面對的問題仍然是：

　　別人願不願意和你一起工作？

　　別人是否相信你？

　　別人是否願意把事情交給你？

　　這或許也是更多網紅進入更大舞臺後必須面對的問題。

　　文/于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