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限定檔的《歡迎來龍餐館》給這個暑期檔帶來了不小的驚喜。該片不僅延續了文牧野最擅長的現實主義敘事風格，而且突破了這位青年導演既有的格局和視野，體現出中國新生代導演的探索與進步，這可能是比票房成績更令人欣慰的地方。

　　但是，該片的局限也是明顯的，和導演前作《我不是藥神》中的“藥神”徐崢相比，沈騰的演技毫不遜色，卻在人物深度和個人魅力方面落了下風。要知道，對小人物生活狀態的描摹可是文牧野的拿手好戲。與其説這是人物塑造的問題，倒不如説，這背後是導演本人的困惑。或許，這也是中國電影在邁向世界舞臺的過程中必須跨過的一道坎。

　　質疑既有規則的合理性

　　《歡迎來龍餐館》主打的是“美食+戰爭”題材，看似和導演的前兩部長片截然不同，卻沿用了一組相同的二元對立符號景觀。在《我不是藥神》和《奇跡·笨小孩》中，主角都是位於社會邊緣的人，他們出場時總是落魄的、潦倒的、失意的。與此同時，凡是在影片中出現的西裝革履、光鮮亮麗的形象，譬如中瑞醫藥公司的中國代理人（《我不是藥神》）與電子科技公司的經理（《奇跡·笨小孩》），往往是敘事的阻力。

　　這無疑是有深意的。在文牧野的鏡頭下，商業精英是既有規則的堅定維護者，規則又會反過來維護他們的利益，而不管是“藥神”還是“笨小孩”都被排斥在規則之外，被定義為局外人。同樣強調熱血、勵志、溫情，文牧野的電影就和《中國合夥人》很不同。在後者的敘述中，雖然主人公的“草根”逆襲不乏情感力量，但是他們能夠獲得地位和尊嚴的根本原因，與其説是揮灑青春、努力奮鬥，不如説是對既有規則的認同，是對成功學的靈活運用。

　　規則意味著秩序，要維護秩序的正常運行，就需要排除可能干擾它的各種問題。比如《我不是藥神》裏一群在絕境中求生的白血病患者，又比如《奇跡·笨小孩》中一群不能被現代生産線吸收的殘缺勞動力。如果説文牧野的電影總有“成功”和“失敗”的二元對立符號，那麼他想表達的並不是主人公如何從“失敗”走向“成功”，而是質疑現有的遊戲規則是否合情合理。

　　在《歡迎來龍餐館》裏，他仍然在質疑，這一次他質疑的是霸權主義干涉他國內政的粗暴行徑，是恐怖主義對一條條鮮活生命的殘忍踐踏。與前兩部作品裏的成功學一樣，霸權主義和恐怖主義都具有蠱惑人心的能力，被“神化”為一條充斥著利益考量的單行道。而文牧野希望通過自己的電影告訴每一位觀眾：現實生活要比二元對立的符號景觀複雜得多，普通人的困境可能已經被既有規則的光芒遮蔽了，而他要做的，就是通過影像敘事揭示背後的真實景象。

　　主角為何缺少成長和轉變

　　如果説《我不是藥神》《奇跡·笨小孩》還只是為社會邊緣人代言，那麼《歡迎來龍餐館》已經達到了傳遞反戰精神、宣揚人道主義的高度。這證明了文牧野電影的視野和格局已然今非昔比，然而值得玩味的是，三部電影的主人公形象塑造卻呈現出“倒退”的趨勢。

　　《我不是藥神》裏，初登場時的程勇（徐崢 飾）窮困潦倒、懶散墮落、打老婆欠房租，絕不是一個“老好人”。是後來與白血病患者的朝夕相處，促成了程勇的轉變。這一過程不僅使白血病患者的痛苦和境遇由抽象化的標簽轉變為切實可感，也讓主人公的形象變得立體、可信。

　　《奇跡·笨小孩》裏的景浩（易烊千璽 飾）雖然同樣處境窘迫——父親出走，母親去世，還要照顧患有先心病的妹妹，但在人物形象上無疑要單純得多。從頭到尾，他一直是善良的、刻苦的，在克服了一個又一個難題之後，終於帶領團隊走出了困境。

　　而《歡迎來龍餐館》裏的徐福（沈騰 飾）和程勇相比，就顯得太“簡單”，從頭到尾既沒有成長也沒有轉變；和景浩相比，他又顯得太“被動”，只是一次又一次陷入戰爭的漩渦，似乎總在隨波逐流。倒是該片中的幾位配角，無論是親眼見證恐怖主義邪惡本質後幡然醒悟的男孩賽夫（奧馬爾·謝裏夫 飾）、身在他鄉卻心繫故土與親人的美國大兵托尼（李治廷 飾），還是在妻子女兒被害後“黑化”的老扎（謝裏夫·薩比 飾），都要比徐福以及馬俊生來得更出彩更動人。

　　這當然不是因為文牧野不懂如何塑造人物，也不是因為他缺乏態度和立場，而是因為導演自己還沒有把問題想明白。賽夫、托尼和老扎的形象之所以讓人印象深刻，是因為他們不光承受著戰爭對人性的摧殘，也從不同角度表達著對“正義”的不同理解。那麼除了一直念叨著的“好好吃飯”，主角（或者説主創）應該向世界輸出怎樣的價值觀，如何看待配角的人生悲劇？電影對這些尖銳問題的閃爍其詞，無疑是最讓人感到遺憾的地方。

　　“好好吃飯”的解答是不夠的

　　在文牧野的創作中，他一直力求保持客觀、冷靜的敘述態度，避免在情節設計上表現出傾向性。比如在《我不是藥神》中，導演始終沒有讓情大於法，也沒有讓法湮沒情，而是很克制地尋找二者之間的平衡——程勇一度成為“藥神”，但最終還是為自己的違法行為付出了代價。到底該如何評價主人公，又該如何看待故事背後暴露的問題，文牧野沒有提供現成的答案，而是將思考的空間留給了觀眾。

　　這或許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在《歡迎來龍餐館》中，導演更願意選擇一種“冷眼旁觀”的中立視角，讓主角穿梭于許多個殘酷的戰場。但是，同樣講的是“做飯”，同樣涉及文化傳統的不同，或許李安在《飲食男女》中的處理會顯然更為巧妙。

　　在《飲食男女》中，主人公老朱的二女兒朱家倩自以為享受著灑脫的後現代愛情，與前男友和上司都保持著曖昧不清的關係。看似很“西化”，實際上仍被骨子裏傳統的東方文化制約。最終，她只能得到前男友咖啡後倆小時空閒的約會，本來有好感的上司也只是對她説“我們會是好朋友”。那麼，西方的後現代愛情真的那麼自由瀟灑嗎？東方的“老式”愛情真的不值一提嗎？

　　李安同樣在電影的敘述中保持了克制和中立，但和文牧野不同的是，他在不動聲色之中展現了東西方文化的碰撞和衝突，也留下了更有深度的思考。而在《歡迎來龍餐館》中，導演原本也可以做得更多。當只想著本分生活的徐福目睹了霸權主義的野蠻、恐怖主義的殘忍後，他應該如何用自己的東方智慧來應對困難，又該如何理解，或者説化解賽夫、托尼和老扎等人的痛苦和困惑？

　　孩子當然是無辜的，不該被戰爭傷害；“好好吃飯”當然也很重要，畢竟誰都嚮往歲月靜好的生活。但這些太過樸素、簡單的道理，電影裏的配角乃至反派們未必不知道。那麼，中國電影是否有足夠的勇氣去直面文化衝突，又能否講好讓人信服的“中國故事”？這或許是比《歡迎來龍餐館》要不要去參評奧斯卡更重要的問題。(余小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