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器》的主角團是五名法學院同窗畢業後奔赴法院、檢察院、律所等不同崗位的青年。

　　它不是一部強調燒腦的懸疑劇，但對未來、對後續如何的懸念編織，異常扣人心弦。它也不是一部“碼明星”的作品，卻吸引了眾多好演員作配角，哪怕只有一兩場戲，其實都是向中國法律人致敬。

　　戲裏戲外都引人奔赴，因為劇中勾勒的現實與未來，與我們同頻。“很多都是從劇中年代走過的我的同輩人，因為真實經歷過，所以真切感受來之不易。”導演沈嚴説，“許多創作者初衷一致，就是想把感同身受的距今不過三四十年卻恍如隔世的往事告訴大家。”

　　年代法治群像大劇《重器》在CCTV-8黃金檔和愛奇藝的首輪播出已收官，但隨著一些社會新聞的披露、法律專業人士的解讀，關於劇情的討論仍持續迴響。積極的反饋讓沈嚴確信，創作值得。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這位手握《我的前半生》《流金歲月》《大考》等爆款熱劇的導演不吝用極致定語形容《重器》，“這是我拍過的作品裏，個人最喜歡的一部”。

　　創作者的偏愛，不單因題材稀缺——作為國家廣播電視總局重點扶持項目，《重器》有若干“第一”，第一次由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聯合指導，第一次聚焦當代中國法治建設進程，第一次清晰呈現從“流氓罪”存廢到“疑罪從無”確立的法治演進脈絡。還因為“第一”意味著無前作可參考，某種角度看，創作者與劇中人一樣，都在“拓荒”中期待玉汝于成。尤其要在歷史轉型的關鍵階段回望中國法治建設的艱難突圍，人物塑造、案例選取、尺度拿捏，千頭萬緒都靠摸著石頭過河。“真實就是創作的底線。”沈嚴口中的真實，既指案件細節、司法程式、年代氛圍等多維度的求真，“還有一層叫‘實事求是’，這是自改革開放以來影響了中國的重要思想理念，也是我們做這部劇的態度”。

　　大結局時，《重器》收束在1997年刑法大修。和不少觀眾一樣，沈嚴也真切期待第二部開啟，因為直面歷史，客觀地看待一路泥濘、一路前行，惟其如此，“知來路，更能明去處”。

　　時代與個體

　　《重器》的講述始於特殊時間點：1979年7月1日。那天，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刑法和刑事訴訟法在內，國家“一日頒七法”。但有法可依，尚不能直通良法善治，那個百廢待興的年代，從人才培育到觀念普及，正待混沌中拓荒。

　　近乎系統性的重建怎麼拍？沈嚴説，再宏大的敘事究其根本都是“人”。“人的故事，人物之間的關係，他們與社會生活、與時代的連接，總是吸引我深入其中。”他記得兩年多前第一次拿到劇本大綱時的激動，十萬多字一氣呵成地讀完，個體在時代大潮下的順流與逆流、奮力或無力，在心裏深深留痕。如劇集開篇政法大學教授週一仆在黑板上寫下“法律人”那般開宗明義，《重器》拍法治建設演進，就從法律人的浮沉開始。

　　主角團是五名法學院同窗畢業後奔赴法院、檢察院、律所等不同崗位的青年——陳一眾、余高遠、張麗慧、夏英傑和陸則銘。跟隨他們成長，北京、南余縣、濱江市、別山監獄等不同地域的社會生活圖景漸次鋪開。沈嚴説，“除了首都，我們虛化地名，只想表達，那是發生在中國的故事”；五位青年連同隨案例出現的角色，則是“一群人的縮影”，其中，固然有向現實妥協及受困於時代局限的人，更有一大批或理想飛揚、或踏實前行、或挺身而出、或咬定青山的“法的信徒”。“趙冬苓老師的劇本不回避法治建設進程中的代價和陣痛，也不回避不同個體在追求公平正義時産生的爭辯、博弈、無力，這些都是創作者的實事求是。”

　　比如滿腔熱血正義的陳一眾，他學法、到基層實踐、再度深造，直至參與修法，可19歲那年同學杜曉輝的遭遇連同薛春燕案的真相，直至劇終仍困擾著他。他警惕于特定歷史時期“從重從快”判決的復現，卻在自己正式工作後承辦的第一案就不得不接受起點正義、終點脫軌的結果；他力主胡旭東“疑罪從無”，但從“有嫌疑即可定罪”到“證據必須確實、充分”，基層司法實踐中的證據裁判意識尚在萌發中……

　　“許多如今已形成的法治共識，回到特定歷史階段再看，不是幾個人甚至一代人能完成的。”沈嚴説，時間的重量沉澱出法治建設的篳路藍縷，所以越發需要創作者逼近真實。七八年前，身為《因法之名》的導演之一，他與趙冬苓及最高檢合作過。當時有位檢察官告訴主創，不能把今天的公檢法和昨天的割裂開，今天是從昨天一步步走來的。《重器》花筆墨還原在現實夾縫中追求清明理想的一群人、于法治奠基期破繭重生的一個時代，就是希望觀眾能藉由昨天步履艱難，讀懂今天來之不易。

　　高光與痛點

　　《重器》播出時，彈幕裏不時飄過“憋屈”“無力”。沈嚴很早就想明白，《重器》不是爽劇。“法，乃國之重器。重器之重，既是壓艙石之重，也是每一步法治前行背後的重量。”

　　事實上，《重器》何止是不爽，很多時候，劇情讓人很痛。邱阿桂案，表面是長期忍受家暴的受害者反殺丈夫，實則另有隱情。現實、陋習、偏見等諸多複雜因素疊加，結果叫人不勝唏噓。夏英傑從來就理想澄澈，但她對梅芳的一時退讓、她對尹平的一瞬心軟，有些悲劇業已註定。正義雖遲但到，可郭達傑在生命盡頭沒等到真相的遺憾，閆繼才沉冤昭雪時的喟嘆，都是切膚的……

　　直面複雜過去，意味著會有與觀眾期待相悖的劇情出現，意味著可能會有觀眾因“不爽”而轉身。“説不擔心是假的，創作者不會無視觀眾。但如果都做同一類作品、寫同一種語境下的臺詞，還有什麼意思呢？”導演坦言，感謝出品方，讓他有機會拍攝一部不以提供爽感為戲劇目的的作品，“確實有風險，但我們的創作是真誠的、問心無愧的”。

　　在片場，沈嚴和聯合導演李江明數度落淚，“從拍攝到播出，有幾場戲無論看多少遍，我都會眼眶發熱”，為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法律人，為法治信仰、人性光芒穿透慣性堅冰的時刻。

　　于和偉飾演的律師袁亦方在庭上據理力爭，為“嚴打”期間替被告辯護的律師作辯。從“擊鼓傳花鼓聲不停”到“總有一天它會停住”，慷慨陳詞裏，有破局之氣、信念之堅、甚至不惜舍生取義的孤勇，但終究是對中國必定走上法治之路的確信。這段劇情，沈嚴每每提及便心潮起伏。感動了創作者的，也會觸動觀眾。刑法學教授羅翔專門撰文、發視頻，“頭皮發麻，眼睛濕潤”，他逐字逐句寫下袁亦方辯護詞，“法治的每一個小小進步背後，都有沉甸甸的故事”。

　　為邱阿桂量刑，法官方淑梅清晰感受法理剛性與人情溫度間的撕裂，可她自身也被困在難堪的家庭原地。吳越進組前與導演反復討論“救人者難自救”的人物邏輯，翻找當年影像資料，還找到基層法官體驗生活。熒屏上的方審判長捍衛程式正義、法不容情，也展露法律人的仁慈與悲憫。

　　沈嚴眼裏，法律人的高光並不限于庭前激辯的過程，也不限于“成功”的結果。袁亦方不求利益但求法治是高光，方淑梅為一家三代女性生活而計之深遠的苦口婆心是高光，郭達傑在監獄崗位駐守半生、日拱一卒更是高光。無數法律人的微光連起來，鑄就一部中國當代法治史。

　　現實與迴響

　　讓人深思的是，劇中一些情節發生在三四十年前，但即便經濟社會發展、法治進程都已今非昔比，劇中事、當年事仍能映照現實。我們如何看待案件社會輿論的兩面性等叩問，都在隔著時空與當下對話。

　　就在《重器》熱播時，首播于九年前的《我的前半生》翻紅，也在夏天隔空對接新的受眾。沈嚴説，作品能被賦予新的觀點、新的洞察，這是創作者之幸，“但是二創三創等，都是屬於觀眾的，創作者的使命已經完成了”。

　　而對《重器》，他的態度是特殊的。《重器》的意義，不在歌頌，而在銘記——它讓今天的觀眾看見，法治中國不是憑空而來，那是一代代人用青春、熱血，從無到有、從粗放到精細地鍛造而成。正如劇中臺詞：“置身事內，親身參與，你才有機會去改變中國的法治現狀。”

　　沈嚴説：“法治的進步從來不是一蹴而就，法治建設也沒有完成時。”國之重器，仍在鍛造中，電視劇《重器》仍將繼續迴響。（記者 王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