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圖從左到右依次為牟正洋、申奧、文牧野、餃子
熱鬧的暑期檔漸歸平靜。從《八仙！》到《歡迎來龍餐館》，新一代導演帶給觀眾的驚喜與震撼仍值得回味。只是，當我們嘗試給這個群體下定義時，命名似乎成了難題。
曾幾何時，“第X代”導演，是中國電影最鮮明的身份坐標，不僅指代著代際師承與創作流派，更暗含著美學共識與行業發展的更迭，如同一條清晰的脈絡，串聯起中國電影百年曆程。
然而進入新的十年，“第七代”究竟包含哪些導演遲遲沒有形成行業共識與創作自覺，更年輕的一代已經異軍突起。當郭帆以《流浪地球》開啟中國科幻電影元年，餃子等人以《哪吒之魔童降世》撬動國漫産業爆發，文牧野、申奧等青年導演接連以黑馬姿態帶來一批現實主義力作，人們意識到，傳統的代際譜係似乎在失效。沒有人能清晰定義他們屬於“第七代”還是更晚的序列，只能籠統地稱其為“新生代”。但標簽的模糊，不代表創作的混沌。撥開紛繁的作品表像，這些中青年導演共享著一種核心的創作姿態——平視。他們平視敘事中的人物，平視世界的文化格局，平視影院裏的觀眾，也平視波譎雲詭的市場。這種姿態，或許可以成為一種“共性”，進而成為新的標簽——中國電影的“平視一代”。
一顆仁愛之心：平視煙火人間，讓敘事視角回歸普通人
關注人、刻畫人，始終是中國電影的現實主義傳統。從早期張石川《歌女紅牡丹》把鏡頭對準受壓迫的女性，到第六代導演對普通人的追焦，在中國電影的百年長河裏，“人”，從未缺席。但在一段時期的院線電影創作邏輯中，“人”的呈現好像走向了兩種極端：要麼是承載集體記憶與想像的英雄，以超凡的能力與犧牲精神供觀眾仰望；要麼是身處極端境遇，以身份的特殊性與命運的戲劇性喚起觀者的憐憫與動容。前者構成了武俠片、主旋律大片的敘事核心，後者則常出現在罪案等類型片中。兩種路徑各有其藝術邏輯，卻都暗含著一種“非日常”的敘事距離——觀眾與人物之間，始終隔著一層英雄光環或苦難濾鏡。
“平視一代”的突破，恰恰在於選擇了最樸素也最艱難的創作路徑：以平視的鏡頭對準最普通的個體，在日常的生存邏輯中展開敘事。
這一點，在歷史題材創作中體現得尤為鮮明。同樣是南京大屠殺題材，張藝謀在《金陵十三釵》中，將敘事錨點置於風塵女子這一身份特殊的群體，以“商女亦知亡國恨”的極致反差構建戲劇張力，難免陷入以奇情稀釋歷史厚重感的爭議。陸川的《南京！南京！》則反其道而行之，以日本士兵角川的視角切入戰爭，試圖通過侵略者的內心掙扎反襯戰爭的殘酷。不過也因過度聚焦施害者，而受到觀眾的詬病。
導演申奧的《南京照相館》，給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影片的主角是再平凡不過的市井小人物：只想完成最後一單投遞的郵差，不想撤離的照相館老闆一家。他們最初的願望只有“活下去”，沒有挺身而出的英雄氣概，也沒有洞察歷史的先知視角，甚至帶著普通人的怯懦、莽撞與盲目樂觀。申奧拒絕為主角賦予成長弧光與覺醒時刻，也放棄了用暴力奇觀刺激觀眾感官的慣用手法，轉而以留白式的側面書寫，勾勒出戰爭的殘酷：染紅的河水、士兵身上的膿瘡、被戰爭逼瘋的少女……沒有刺刀穿胸的特寫，沒有淩辱的直觀畫面，卻因這份克制而更顯沉重。
這種平視的敘事姿態，也要求觀眾放下對戲劇性的本能期待，以一個普通人的身份沉浸式地進入歷史情境。當鏡頭不再仰望英雄，也不俯視苦難，而是與人物的視線齊平，觀眾才能真正在宏大敘事與全知視角之外，抵達歷史中凡人的隱秘角落，有了更切膚的代入感——“如果我生在當時，一樣別無選擇”。
同樣的平視視角，也體現在文牧野的《歡迎來龍餐館》中。相較于過往海外撤僑題材中對國家力量與個體英雄的彰顯，這部影片徹底剝離了英雄敘事，將鏡頭對準兩個在戰亂國度謀生的普通中國人。他們沒有超能力，也沒有官方身份，只能依靠普通人的善良與堅韌自救互救。影片跳出了單一的民族敘事框架，呈現了戰爭對所有普通人的傷害，傳遞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深層關懷。這種對第三世界民眾的平視書寫，打破了西方戰爭敘事的霸權邏輯，為世界提供了來自中國的獨特表達。
一顆開放之心：平視世界格局，錨定文化主體立場
中國電影“走向世界”，是幾代創作者共同的追求。對於“如何走向世界”這一命題，身處改革開放浪潮中的第五代與第六代導演，都曾以各自的實踐做出回答，卻也在時代局限中暴露了一些問題。
第五代導演以濃烈的色彩、奇觀化的民俗場景構建東方意象，依靠視覺差異在國際影壇突圍。充滿符號性的中國元素，讓世界看到了中國電影的美學風格，但如若一味延續，就有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加深了“東方奇觀”的刻板印象，難以傳遞更深層的文化精神。第六代導演則轉向市井邊緣的生存圖景，他們的作品記錄了社會轉型期的陣痛，卻也有意無意地迎合了西方對中國的想像性建構。而比迎合評獎審美更值得警惕的，是對好萊塢工業模式的盲目照搬。中美合拍的《長城》是最典型的案例：場景是中國的，地名是中國的，故事情節邏輯卻完全是好萊塢怪獸大片的套路。
而這或多或少也呈現出一個創作困境——越渴望走向世界，越容易在他者的眼光中迷失自己。而“平視一代”導演們的清醒之處，在於他們以平等的文化姿態面對世界，既不閉門造車，也不妄自菲薄；既吸收外來的工業技法，也堅守自身的文化根脈。
以餃子、牟正洋為代表的國漫導演，最能體現這種創作自覺。《哪吒之魔童降世》中，哪吒的形象看似顛覆傳統，黑眼圈、吊兒郎當的姿態頗具現代感，但其精神內核承接的是中國傳統的寫意美學與文化精神。《八仙！》被質疑有西方超級英雄的框架，但影片只是借用了類型片的外殼：西方超級英雄的核心是個人主義的反叛與自由至上，而八仙的反抗，針對的是封建霸權與階級桎梏，追求的是人間百姓的福祉，緊緊扣住了八仙傳説中“凡人亦可成仙，渡人亦是渡己”的精神內核。
這正是“平視一代”導演的文化立場：他們不再將西方視為需要仰望的標準，也不再刻意打造供西方消費的“中國景觀”，而是以平視的姿態，將中國文化的基因自然融入現代類型片的創作中。這種開放與自持，為中國電影真正走向世界提供了新的可能——真正的文化輸出，從來不是迎合他者的目光，而是以平等的身份，講述屬於自己的故事與理念。
一顆赤誠之心：平視觀眾審美，重建雙向奔赴的創作關係
電影是創作者與觀眾的對話。但很長一段時間裏，中國電影的創作者與觀眾之間，始終存在著姿態的失衡。部分導演要麼站在精英立場居高臨下地説教，將電影視為布道的工具；要麼徹底迎合市場，將觀眾當作需要討好的消費者。
前代導演中，陳凱歌有著深厚的人文素養與美學追求，但其商業片創作難免陷入理論與實踐脫節的困境。從《無極》到《道士下山》再到《妖貓傳》，當創作者沉溺于自我表達的詩意，而忽略觀眾的故事需求，再精緻的影像也難以引發共鳴。姜文的創作軌跡也頗具代表性：《讓子彈飛》憑藉開放的文本與精妙的敘事，實現了商業性與藝術性的平衡，更在互聯網時代引發了全民解讀的熱潮。但此後的作品卻逐漸將隱喻本身當作目的，符號密度越來越高，敘事卻越來越縹緲，最終與觀眾漸行漸遠。
而“平視一代”的珍貴，在於他們重新擺正了創作者與觀眾的位置：既不俯視説教，也不仰視討好，而是以平等的姿態，把觀眾的觀影感受放在更重要的位置。
文牧野曾在採訪中表示，走齣電影院，觀眾的一句“好看”就是最高評價，“中國電影觀眾太明智了，好電影一定是看的，基本上不會冤枉到一些真正的市場型的好電影”。餃子在創作《哪吒》時，也反復對團隊強調“不能欺騙觀眾，觀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八仙！》上映後，有觀眾説“看完想做個善良的人”，導演牟正洋感慨：“觀眾這麼説，我就覺得值了。”
在這些導演心中，觀眾不是被動接受灌輸的對象，而是有著獨立審美與見解的對話者。他們相信，觀眾能識別出創作者的用心，也能讀懂影片中的細節與隱喻。這種創作心態，讓創作者與觀眾之間建立起一種健康的雙向奔赴關係：創作者拿出真誠的作品，觀眾報以真誠的反饋。事實也證明，藝術追求與大眾觀感從來不是對立的，真正的好作品既能贏得市場，也能贏得口碑。
一顆平常之心：平視市場浮沉，堅守創作的本分與定力
票房是電影市場最殘酷也最公正的尺規，它不看情懷，不看資歷，只看觀眾的選擇。面對市場的浮沉，創作者的姿態，最能體現其人格的底色。
前代導演中，不乏面對市場心態失衡者。市場遇冷之時，破口大罵者有之，賣慘拜票者有之，綁架觀眾者有之。究其根本，都是沒有真正平視市場：要麼將市場的反饋歸因為觀眾審美低下，要麼試圖用行銷手段操縱市場。
“平視一代”面對市場，則有著難得的清醒與定力。
申奧的創作軌跡極具代表性。2023年，《孤注一擲》以黑馬之姿斬獲高票房，成為年度現象級影片。但申奧沒有順勢收割流量、盲目擴張商業版圖，而是沉心投入新作品的打磨。2025年的《南京照相館》，籌備週期不長，敘事卻愈發沉穩克制，鏡頭語言更加精準高級，展現出肉眼可見的成長。幾個月後，他的《用武之地》票房不及預期，但我們聽不到他的辯解與抱怨。眼下，他又進入了中國地空導彈研發的新作拍攝中。
同樣的定力，也體現在餃子身上。《哪吒之魔童鬧海》創下中國影史票房紀錄後，餃子沒有藉著熱度參與綜藝、收割流量，而是迅速從公眾視野中消失，閉關投入後續創作——用作品説話，而不是用行銷説話，這才是創作者與市場最健康的相處方式。
我們談論“平視一代”，並非要否定前代導演的成就。恰恰相反，第五代導演開啟的視覺革命，第六代導演承載的時代記錄，都是中國電影史上不可或缺、濃墨重彩的一筆。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時代命題與創作局限，每一代人也都有自己的突破與擔當。
當前的中國電影，正處在機遇與挑戰並存的節點。市場回暖卻難掩行業轉型陣痛，新的影像形態與AI技術的迭代不斷興起，也對傳統電影創作形成衝擊。越是在這樣的時刻，越需要創作者回歸電影的本質——電影從來不是神壇上的布道，不是國際影展博獎的工具，也不是資本博弈的籌碼，而是創作者與觀眾之間一場平等的對話。
“平視一代”以平視的姿態，讓敘事回歸普通人，讓文化回歸主體性，讓創作回歸觀眾，讓心態回歸平常心。這種姿態，不僅為中國電影的創作生態吹來一股清新之風，也為中國電影的未來留下可貴的探索。我們期待這一代創作者能繼續以平視之姿，創作出更多有溫度、有筋骨、有文化底蘊的作品，推動中國電影走到世界舞台中央，走向更開闊的未來。（黃啟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