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鎮少年陳一眾的女同學薛春燕深夜被殺，他所住大院的同齡人杜曉輝在證據存疑的情形下被判處死刑。杜曉輝被押赴刑場時那不甘的眼神，成為陳一眾走上法律道路後，始終揮之不去的夢魘。以此懸案傳奇開篇，《重器》描摹了陳一眾、余高遠、陸則銘、夏英傑、張麗慧這五位法律人的青春成長，刻畫了他們身邊世俗群像的命運，鋪展開跨度18年的中國法治建設走向規範化的時代長卷。

　　該劇作為國內首部以長篇劇集全景呈現中國法治現代化建設史的作品，在法治行業劇、命案懸疑劇、青春情感劇等多類型融合之中，以人寫史、以史見人，特別是把人物前史充分表現出來，沒有回避特定歷史時期，使其成為全劇故事主線的注解，起到了豐富人物塑造、強化主題主旨的作用，是近年我國電視劇創作中的一次突破。

　　鉤沉傷痕的理性超越

　　《重器》敘事主線起于1979年，而人物命運卻縱深于之前的三十年。該劇細緻描摹了陳一眾父母在特殊年代的坎坷苦難，編導並未沉溺于歷史傷痕的控訴，而是以克制的敘事、個體的命運浮沉，折射出法治體系缺失年代的深刻歷史教訓。這段前史，與杜曉輝的冤魂一同成為壓在陳一眾心頭的塊壘。正因深陷過往心結、被個人情感左右判斷，他在承辦王有喜夫婦流氓罪案時，堅決主張對毫無悔意的二人從重懲處，希望以重罰懲戒惡行。彼時恰逢嚴打背景，最終法院判處王有喜死刑、梁月敏死刑緩期執行，量刑尺度遠超陳一眾最初的預判與訴求。他在自責中意識到法律完善的迫切與重要，因此辭去檢察官工作，重返校園繼續求學。此後他參與了1997年《刑法》的修訂，又在對胡旭東一案的辯護取證等司法實踐中淬煉能力，最終成長為合格的法律人。

　　在陳一眾的塑造上，編導為其賦予了厚重的歷史沉澱與飽滿的情感底色，讓這位法律人的成長，折射出新中國法治現代化建設篳路藍縷的奮進歷程。他心中既有歷史浩劫後留下的傷痕，也始終懷揣著重建法治秩序、奔赴嶄新明天的理想之光，將個體抉擇、職業榮譽與國家命運緊密相連。劇集對這一角色濃墨重彩、多層鋪墊，也為演員黃景瑜演繹這一複雜人物，提供了巨大的表演空間。

　　同樣是回望那段歲月的影像作品，有的作品局限于個體苦難的感傷敘事，而《重器》則跳出了對個人傷痕的單純描述。依託長篇影像敘事的容量優勢，劇集從多個維度剖析動亂浩劫，以及始於1983年“嚴打”背後深層的社會與法治根源，把後世所稱“一日七法”這一法治建設里程碑的歷史必然性，化作生動具體的藝術表達。編導沒有回避對歷史的理性思辨，最終超越了單純傷痕題材的局限。

　　農耕市井的全域透視

　　陳一眾、夏英傑來自城鎮知識階層家庭，濃重的理想主義色彩成為他們人生抉擇的動因。而出身農村的余高遠、來自城市的陸則銘，則是入世的典型。

　　余高遠靠全村鄉親資助讀完政法大學。鄉親與父母期盼他能進入最高檢這類國家機關，這份期許，也沉澱為他作為法律人的職業理想。他正是知識改變命運的一代人典型。學業優秀的他得知自己被分配到基層，巨大的失落令他借酒消愁。酒後，他失控抱住同班的張麗慧強吻；而孤兒出身、一直暗戀他的張麗慧，恰恰是全班唯一分配進入最高檢的畢業生。那一刻，余高遠熱吻的其實不是張麗慧，而是他夢寐以求的最高檢。這一幕被已經與余高遠確定戀愛關係的夏英傑撞見，就此改寫了三個人的情感命運。

　　余高遠這個複雜的人物幸運遇到了演員蔣奇明。蔣奇明以嫺熟的表演能力，精準表現出余高遠的真誠進取、隱忍不甘、冷酷忠誠等矛盾性格，出色完成了演員賦予角色的二度創作，使得余高遠未落入“精緻利己主義鳳凰男”的臉譜化俗套，而以豐滿立體的形象成為全劇最為耀眼的角色。

　　閆佩倫飾演的陸則銘，在畢業之際便坦誠道出自己的職業目標：當律師去賺錢。而真正促使他堅定走上律師道路的，是常年承辦無償法律援助案件的袁亦方大律師。陸則銘一面支持袁律師接手無利可圖的刑事訴訟案件，一面奮力創收維繫律所運轉。他在方興未艾的市場經濟浪潮中踏浪前行，卻始終堅守法律人的初心，遊走于理想與現實之間。閆佩倫的表演流暢鮮活，塑造出的陸則銘充滿煙火氣息，在劇集厚重的整體基調之上，增添了幾分詼諧與通達的人情世故。

　　余高遠努力掙脫農耕文明的桎梏、不卑不亢，成為軍區副司令員的女婿；陸則銘在城市工業文明中，回溯飽含道義與恩情的中國式人情傳統，與實習時相識的縣城法院院長的女兒結為伉儷。相比這兩位年輕人，中年律師秦志高則難以擁有這樣選擇的自由。

　　作為我國首批法律專業大學生，秦志高囿于婚姻現狀，困守在家鄉的律師服務中心。當法治逐步步入正軌、市場經濟為律師行業帶來新的生機時，他跟上時代的腳步，卻始終被這段傳統婚姻羈絆。秦志高因未能及時救助服毒的妻子而獲刑，淪為階下囚。秦志高的悲劇既是對陳一眾父母歷史傷痕的補充，也是對那個依賴人情宗法、習慣民間道德審判的法制缺席時代的反思，體現出法治中國時代進步的歷史必然。

　　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基層司法系統有不少退伍軍人，《重器》中南余縣法院的鄭建民就是此群體代表。他在時代大潮到來時進修法律，成長為專業法律人；他與張麗慧的愛情長跑樸素動人。這個配角映照出我國法制專業人才發展的階段性特徵，有著鮮明的時代典型性，體現出作品全域透視的歷史感。

　　紮根沃土的理想詩篇

　　《重器》的敘事高潮是張麗慧經辦西北山區監獄的閆繼才案、夏英傑擔任大石村駐村法官時審理的胡旭東案，兩案平行敘事。因余高遠一事走出自閉的張麗慧主動申請到西北工作。她與夏英傑自畢業後便多年失聯，二人重逢時緊緊相擁。旁觀者十分驚訝，詢問兩人多久未見，陳一眾回答説：“一輩子吧。”

　　夏英傑犧牲了，她沒能與四位同窗一道，用一輩子見證中國法治現代化的進程。被張麗慧視作父親的郭達傑所長積勞成疾去世，他在最後時光幫助並鼓勵張麗慧將閆繼才冤案平反。編導鋪展張麗慧與郭達傑之間兩代法律人的情義，同時對兩條案件線採用平行敘事，個別段落的節奏把控尚有不足，這是本劇一處瑕疵。但每當敘事節奏緩滯時，于和偉飾演的袁亦方在庭上的慷慨陳詞，總能讓觀眾為之振奮。

　　袁亦方戲份不多，卻是全劇的定海神針，是《重器》中理想主義的象徵，承載著律師職業的理想人格。他與李鄉、秦志高、王本善、陸則銘等人同為1980年我國律師制度重建時的代表人物，他們的價值觀、道德觀也投射在當代律師這一龐大群體之上。他們是一個時代、一個行業的鏡像。

　　《重器》講述五位法律專業的天之驕子走出首都校園，輾轉南余縣城、西北監獄、濱江市、大石村等地，親歷我國法制規範化建設的變革歷程。劇集道出，唯有紮根基層，方能汲取沃土滋養，成就各自人生。他們的往事已成歷史，他們的悲歡已是詩篇。（作者為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楊勁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