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探之痕跡》在今年的國慶檔中幾無對手，説是一枝獨秀也並不誇張。這當然要歸功於陳思誠導演最擅長的類型化敘事和工業化包裝，時至今日，他確實已經是中國電影市場中很值得信賴的“産品經理”之一。這麼説絕非貶義，而是基於對導演的題材駕馭力與市場把控力的考量。此前陳思誠曾表示，“我從來不在某個位置或狀態駐足不前，而是永遠在路上。”至少以《神探之痕跡》觀之，他確實在踐行自己的承諾。

　　“去技術化”的新嘗試

　　《神探之痕跡》和此前的陳思誠電影最大的區別，首先就是摒棄了靠不斷反轉堆砌起來的“觀影爽感”。電影的戲劇衝突不再是對“誰是真兇”的猜測，而是對咬痕印記、指甲紋理、爆炸殘片的反復比對，對枯燥、重復、需耐心、靠眼力的痕跡檢驗工作的多角度呈現，這也體現出陳導在創作手法上的返璞歸真。

　　其次，影片不再把社交媒體上的熱搜話題當作賣點，沒有了《消失的她》裏的性別衝突，沒有了《誤殺》裏的階層壁壘，而是將鏡頭對準中國刑偵技術長達數十年的發展史，講述的是基層幹警默默無聞的堅守和奉獻。

　　再次，陳導也不再刻意追求娛樂化的視聽語言，而是用相對克制、沉靜的基調描述探案過程，不再刻意製造高潮和衝突，沒有了《唐人街探案》系列中常見的追逐、動作場面，甚至連插科打諢的幽默場面也不見蹤影。整部電影節奏平緩，把大量鏡頭留給了放大鏡、顯微鏡、眼藥水，顯示出“去技巧化”的傾向。

　　最後，過去陳思誠電影裏的主角常常是天才，比如《唐人街探案》裏的秦風和《解密》裏的容金珍；或是能在絕境處實現逆襲，比如《誤殺》系列裏的主人公；但本片主人公崔尋不再是全知全能的“英雄”，他的辦案手法一點也不“神奇”，甚至在生活中虧欠家人，在工作中也會被同事誤解。電影以四個案件串聯起他的一生，讓觀眾看到了技術警察的崇高和堅韌，也毫不避諱這一群體的無力與疲憊。

　　這一切當然和電影取材于真實人物事跡有關，但從中也不難看出陳思誠在電影創作方面的探索和嘗試。對一位已經在商業上取得巨大成功的導演來説，這仍然是值得肯定和鼓勵的。

　　驚鴻一瞥後留有遺憾

　　但電影仍留下不少遺憾。崔尋潛心研究刑偵技術多年，但他最後會如何處理自己和家人的關係？在案發現場喝酒的黃法醫讓人印象深刻，但她在電影中存在的意義是什麼？刑警王衛國從守護正義的模範警察墮落為經濟罪犯的故事讓人唏噓，但我們又能從中得到什麼啟示？把《神探之痕跡》中的很多劇情線拿出來，似乎都有很多文章可以做，可它們都在驚鴻一瞥後匆匆退場，只剩下語焉不詳和含糊其辭。

　　這可能是陳導的老毛病了。他的拿手好戲是營造“高概念”，比如本片中，老一輩警察破案依賴直覺和口供，以崔尋為代表的技術警察則帶來了“講科學、重物證”的嶄新理念。表面上看這是中國刑偵技術的轉向，和時代背景聯繫起來，卻可以被視作是對中國數十年來經濟社會發展的生動展現。

　　然而，陳導總是在虛晃一槍後，就不再有動力深入思考了。比如説，越來越“講科學”確實是中國刑偵技術的巨大進步，但光“講科學”夠不夠呢？崔尋反復強調，“物證不會説謊”，那麼誰會説謊？答案其實是“人”。兇手會説謊，證人會説謊，甚至記憶也會説謊。但好在，只要存在過，就會留下痕跡，罪案如此，歷史也是如此。當我們回顧歷史時，也不得不從一點一滴的痕跡中追尋真相。從這個意義上説，本片中每一起案件的犯罪動機和原因，都和它所處的時代有著密切的聯繫，但可惜的是，除了扔下一句“為人民服務，而不是為某個人服務”之外，導演並未能深究歷史的複雜性。

　　這當然不是陳思誠一個人的問題。從大鵬到賈玲，再到文牧野，新一代影人的主流商業電影已經越來越轉向“短視頻思維”，不約而同地選擇越來越“簡單”的路，不僅恨不得把“好人”與“壞人”直接寫在臉上，而且連主題思想都要借由角色直接用臺詞念出來，生怕廣大觀眾“看不懂”。

　　片中的黃法醫問崔尋，是什麼支撐他這麼多年如此醉心於工作？崔尋直接就把《可愛的中國》搬了出來，還要自己解釋一番。同樣的，電影反復渲染年幼的崔尋尋找母親的場景，也是為了清楚明白地告訴觀眾，他熱愛工作是與童年創傷相關的。這就好像《歡迎來龍餐館》裏強調了多遍的“好好吃飯”，如今越來越多的電影已經習慣於給觀眾“打直球”，缺少了多重闡釋的空間。

　　試圖向現實主義靠攏

　　《神探之痕跡》上映後，有人批評張譯似乎“把警服焊死在了身上”。但與其説這是演員的問題，倒不如説，陳思誠電影確實不擅長展現人性的複雜，容易造成人物形象的自我重復。崔尋和《三大隊》的程兵（張譯 飾）其實並沒有太多區別——都不被他人理解，都在執著地追尋真相。

　　在電影裏，崔尋對待兩位徒弟的不同態度，似乎展現出他的某種轉變——在工作之外，他漸漸懂得如何去和年輕人溝通，尊重他們的選擇。可在王衛國被調查後，崔尋又瞬間變回了“鐵面無私”的形象，讓觀眾很難接受。可見導演在細節的深度挖掘方面依然有欠缺，很容易讓人物形象變得單薄。

　　但這並不能説明陳思誠不會塑造人物。《10間敢死隊》裏的賈導有孤芳自賞的一面，也有對創作的純粹熱愛。説明只要“真情流露”，陳導也可以把人物表現得活靈活現。問題在於，當下新生代導演格外注重觀眾、尊重市場，卻越來越不知道該如何直面自己的內心世界，以至於自身的主體性有相當一部分消散于影像媒介。

　　簡單地説，他們並不真的關心他人的焦慮、喜悅或悲傷，只是關心如何用符合工業化美學的方式把電影中的情感轉化為可以被更廣大群體所接受的情緒，比如從不同角度描述崔尋的“高尚”“執著”。但問題在於，他內心的力量到底源於何處？他在面對老友王衛國遭受不公待遇時，到底在想些什麼？面對社會和時代的變遷，他回望來時路又會想些什麼？

　　從這個意義上來説，試圖向現實主義靠攏的陳思誠，又一次遠離了現實主義。因為崔尋不該成為某種簡單的符號，而應該是一個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真正的現實主義，不是在講述“正確的話”，也不會回避現實的複雜，而是應該勇敢地向現實提出問題。（李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