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神探之痕跡》海報（局部）。資料圖片

　　作為題眼，“痕跡”在電影《神探之痕跡》中有多重含義。它不單指刑事案件裏的物證痕跡，創作者更試圖通過綿延半個世紀的故事，勾勒時代發展的軌跡。

　　這部國慶檔票房冠軍，以我國第一代刑事技術警察、“七一勳章”獲得者崔道植為人物原型，擇取不同年代四樁大案，管中窺豹描摹其70餘年的職業生涯。主人公崔尋一生與齒痕、指甲、爆炸殘留碎片等物質痕跡打交道，尋找發現那些有助於緝兇的隱秘信息。這些靜默的物質是探案的突破點，更是情節敘事的中樞點，賦予影片與眾不同的氣質。主人公直接面對的，不再是無惡不作的罪犯，而是數以千計的物證樣本；戲劇張力亦非源自扣人心弦的逃與追，或者充滿視覺衝擊力的正邪搏鬥，而是“人”的耐心，是在“物”中發現有用線索的那一瞬間；影片的吸引力，也從宏大瑰麗的奇觀，轉向由放大鏡、顯微鏡所構成的微觀之魅力。

　　從刑偵專業角度來説，“凡是經過，必留痕跡”，痕跡學因此被稱為“反向指證時間”的科學。從影像敘事的維度來看，痕跡也可理解為對社會歷史的鐫刻。影片中那些前後關聯、彼此呼應的細節設定，鍛造出一條因果鏈，齒輪般推動著歷史車輪不斷前行。1971年的冰城命案中，痕檢技術尚未獲得足夠重視，指紋甚至無法有效提取，而在1983年的特大案件中，十幾年前被攔在門外的技術人員，已能優先進場，勘驗一切蛛絲馬跡。

　　四起重案，四個年代，讓人深切感受到，公安題材作品的“時代感”並非不斷迭代的制服、儀器與城市景觀，而是人的意識與觀念的嬗變。崔尋與刑警王衛國，既聯手探案，彼此協作，又不乏差異，衝突不斷。與其説兩人的迥異性格造成齟齬，毋寧説這是“更重物證”與“更重人證”之間的觀念交鋒。崔尋一次次讓物證“開口説話”，尋出真兇和真相，不斷強化物質事實和證據科學在破案定罪中的關鍵作用，自然也是國家發展、觀念進步的具象化體現。

　　社會變革、時代變遷同樣在角色身上烙下痕跡。受崔尋影響，曾懷疑痕檢作用的王衛國，在嫌疑人自殘栽贓時，堅持借助痕檢手段自證清白，卻又在改革浪潮中，未能經受住利益的誘惑，因經濟問題自我了斷生命，令人唏噓。但在崔尋身上，這種時間印痕略顯模糊。四起案件，以單元劇形式切分了數十載歲月，其産生的跳躍感影響了對主人公內在的情感流動與性格變化的豐滿表現。他的理想、他的堅守、他的安靜、他的耐心，似乎與生俱來且經年如一。從真人事跡到影視創作的轉化，多少顯得“案”大於“人”，未及深入主角複雜的心理痕跡。

　　尾聲，提前放出續作《神探之彈道》片段，導演陳思誠似乎有意開啟另一個“神探宇宙”。從電影工業角度來看，系列電影減少了開發時間和成本，有助於形成有吸引力的IP品牌，保持和提升觀眾忠誠度。就敘事層面而言，也期待續作能進一步豐滿人物精神品格。

　　從導演票房力作“唐探”系列，到監製口碑之作《三大隊》，再至《神探之痕跡》，這是陳思誠的一條創作軌跡——長期經營公安、懸疑類型，致力於激活同類題材的內在生命力，其間的成敗得失，都不失為中國電影工業發展路上的經驗財富。而電影藝術的內在本質，或許就根植於時代痕跡與創作軌跡的接合、交疊、互動。

　　（作者為北京電影學院副教授葉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