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説唱歌曲《過來人》視頻截圖
10月中旬以來，一支名為《過來人》的“古人”説唱歌曲在短視頻平臺迅速走紅。它由創作者“喆FILM”（王琨喆）與AI協同創作完成，配以AI生成漫畫視頻，經由大眾和主流媒體轉發收穫了百萬網友的共情。
歌曲中，杜甫、蘇軾、劉邦等十位古人，圍站在麥克風前相繼開口，以輕鬆慵懶的説唱方式講述各自的人生故事。他們作為“過來人”，以自己的奮鬥與理想、困苦和不甘，告慰正在承受職場、經濟、家庭等重重壓力的當下年輕人，“一千年前我懷揣一樣的心，我不是來教你，我是來陪你走一程。”截至上周，歌曲視頻在原創音樂人“喆FILM”的首發短視頻賬號上已收穫超過340萬點讚、270余萬轉發。同平臺“新華社”賬號發佈的轉載，亦收穫約70萬點讚。至此，“AI生成文藝作品不動人”的假設被徹底打破，《過來人》何以成為“好東西”，唱哭千千萬萬的趕路人？
“典型”的變格
一直以來，感動人心的文藝作品要“反映”生活，重要的方式是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呈現人民生活具體的真實。所謂具體，是説它是活生生的、不懸浮的，符合問題的發生、發展和解決的邏輯。《過來人》雖由人機協同創作，AI演唱和生成漫畫視頻，其中人物的選擇和出場安排，顯然經過創作者“具體”的匠心。三段主歌分別交給杜甫、蘇軾和劉邦，他們實現遠大抱負、寄託家國情懷，是在具體的“人間”生活中的。
杜甫“安得廣廈千萬間”的心願，是盼每一人都有安身之所，在當代都市生活中，即是租房、搬家。聽眾感到人到中年為家奔波，看似窘迫，實際是通向理想的必經之路。蘇軾講述人生的起落，他漂泊遭貶、親人離散的經歷，令在社會與情感中被迫不斷尋找位置的當代人產生共鳴。劉邦接過話筒，説自己四十七歲仍是個不被人看好的亭長，“打了七年仗，輸了六年”，他以自己起步晚而不沮喪的心態，與聽眾共享“等待時機”這一千年中國哲學的智慧啟示。畫面呈現對每個古代人物的個性特徵進行了視覺突出，“酒館”正是螢幕前的當代人與螢幕內的古人共享的典型公共空間。一場雙向奔赴的“穿越”由此形成。
在以往的文學書寫中，李白、杜甫、諸葛亮都是經典的“典型”。我們對文藝典型的普遍認識，是他從生活中來，但又比日常生活更高，便於書寫較為宏大和永恒的主題，喚起的是人們對歷史、對人間、對生活的敬畏，和心中的崇高感。《過來人》的巧妙之處，正在於對這些經典典型的當代化變格。
作品將典型人物的典型環境的設置從歷史空間重置到市井空間。在《過來人》中，情感發生在相對狹小的酒館裏。這個酒館又更類似于年輕人夜晚和週末常去的脫口秀和音樂展演空間，是新大眾文藝在新媒介上營造的、以市民生活為情感來源和討論議題的新市井空間。
推及近年來，依託新媒介創作傳播的典型文藝形態，如網絡文學及由其改編的仙俠劇，其慣用手法是讓現代人穿越到古代，以環境和世界觀設定的新鮮感對觀眾構成刺激，從而獲得“陌生化”的審美效果。《過來人》則反其道而行之，凝結了一個雙向奔赴的、在距離上更接近當代生活的另類空間，古人今人同是大眾，共享相同的民間生活：勞作、裝飾居所、飲酒、娛樂……故事中作為講述者的古人、觀看者的今人和螢幕前的觀眾，共享當下的工作倫理與人際困境。
變格，並非降格，它直面生活瞬息萬變的面貌，典型是大眾在提煉直觀情緒的基礎上，對自己的情感作出反思的結果。它更展現出解釋生活實用的一面，雖然挑戰了英雄形象刻畫的穩定性，實際上是文藝書寫隨著“問題”的千變萬化迅速作出反應，在立體的英雄“千面”中，選擇回應當代問題的側面進行突出。這種應變和解決問題的靈活性，亦是現實生活領域便利的基礎建設、迅捷的新媒介等映照在大眾感覺和實踐中的結果。他們進而以參與或藝術創作的方式書寫在活色生香的市井生活中產生的踏實的感覺、靈動的思考。
“我不是來教你，我是來陪你走這一程”，網友集中轉發闡釋這句歌詞，古代“英雄”由此穿越到市井人間，古今中國人共享生活體驗與立身處世的智慧。
“鄰裡”的重建
那麼，歌曲中的“同路人”在大眾生活中扮演怎樣的角色？搞清當代人為何渴求、歡迎“同路人”，就要追溯他們何時、在怎樣的情況下失去了同路人。現代都市的分工帶來了人們原子化的生活，從人們開始通過網絡與他人溝通聯絡時，現實空間中物理性的鄰近對於人的溝通、互助便不那麼重要了。在這種變化中，人們失去的不是生產領域的“同事”，而是生活中的“鄰裡”。從社會學視角理解鄰裡，他們因空間鄰近更容易相遇、交換、互相看見，在生活的現實領域實在互助，從而形成社會關係、資源分配、秩序與認同等。雖然都市化、分工使人們並不熟悉自己同街道的鄰居，可是在社交媒介成為人們日常交往空間後，傳統的鄰裡互助正悄然向網絡空間遷移：在社媒上，人們分享維修家用電器的攻略，其他用戶通過評論反饋學習成果；人們探討社會和家庭中的人際問題，交換經驗和智慧；旅行攻略的分享甚至使傳統旅行社的生意冷淡下來。
《過來人》這種AIGC生成藝術則把人們的“網絡鄰居”更進一步推及了想像的古人：歌曲以AI影像的手段連通古今，“新大眾”可以用自己的文藝，把這種網絡鄰裡延伸到時間的維度上，古人以平等的商榷姿態與大眾討論在自然、公共、私人各領域所遭遇的共同困惑，分享他們的喜怒情感。
耐人尋味的是，即使在近年來，“過來人”也並不是一個原本受歡迎的詞。年輕人對於過來人的經驗，態度歷來是警惕的——因為在持續進步的社會中，代際之間的經驗似乎不可共享。創作者王琨喆在接受採訪時坦言，歌名曾讓他猶豫，年輕人聽到“過來人”這個詞，“可能會有些反感，覺得對方又要講道理了”。那麼，從什麼時候開始，年輕人重新思考起“過來人”的經驗了？這一轉變在網絡輿論中似有蹤跡。面對就業難題和價值感缺失，有年輕人反思當初為何沒有聽長輩的話進“大單位”。曾經被視為“保守”的選擇，在數字增長競賽的時代結束後，其穩定性和高價值感被年輕人重拾。
於是，作為鄰裡的“過來人”，其價值真正被重估，觀眾回望“過來人”的目光投向了更遠處。《過來人》中的“典型”古人，他們的生活選擇、處世經驗經過數千年中華歷史長河的驗證。
在《過來人》走紅的同時，AIGC生成的“古人生平”歷史類短視頻也有頗多受眾。這些視頻常以“家人們，我是蘇軾/李清照”開場，鄰居朋友一般的講話方式，使歷史中走來的典型變成人們身邊和藹可親的長者、心平氣和的朋友、心有靈犀的知音。網友也自發製作與古代智者對坐而談的視頻，請教莊子、王陽明生活中的困惑，莊子等哲學家從原典解析出發，既傳播知識，又撫慰人心。“過來人”勤勉實幹的精神、應對變動的智慧、立身處世的方式，經由“杜甫”“蘇軾”的説唱，“莊子”“王陽明”的開導，穿越千年曆史，被看到和被體認，展現出十分具有説服力的當代活力。
在理解和闡釋作品的過程中，大眾對綿延情感的確認，對於民族身份認同頗具現實作用。從《黑神話：悟空》到《哪吒之魔童鬧海》，再到《過來人》，近年來的大眾文化現象一再證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是當代人理解自身經驗、尋找情感力量的源泉。
重思新大眾文藝的創作倫理
歌曲《過來人》的出圈，正迫使我們重思一個或許既已形成的認知：AIGC文藝在情感的真實細膩、效果的動人方面弱于傳統大眾文藝。
事實上，“微”形態的文藝創作，雖興起不久，卻已然在內部形成了兩個明顯的發展階段。在微短劇衝擊長劇市場，甚至激發長劇調整敘事方式之後，AI漫劇又迅速取代真人扮演的微短劇，成為短劇的主流形式。AIGC生成微短劇、微電影、音樂和音樂視頻等，作為一種迅速崛起的“新大眾文藝”，令大眾創作者得以在一些專業知識門檻較高、服化場景經濟投入較大的題材創作上佔據一席之地。其中比較典型的就是歷史題材。以往，歷史講述需要經過權威之口傳遞，或需經由特定渠道獲取歷史資料；而掌握了新技術工具的大眾創作者，能夠對歷史知識迅速獲取與整合，得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理解、闡釋和再創造。文學創作的基本材料——生活的經驗、情感和知識——在空間領域和時間跨度上被極大地擴展了。
同時，雖然《過來人》是一支AI演唱、AI作畫的歌曲，但它絕不是“一鍵生成”的產物。王琨喆在接受採訪時公開的創作過程，處處可見打磨與雕琢。歌詞的底子由他手寫，AI負責編排和押韻的試錯。而中心思想、情節安排和敘事結構由創作者提出和決策。他曾嘗試完全交由AI寫詞，結果強行押韻、邏輯不通，顯得“驢唇不對馬嘴”。以典範的文藝為目標，在作詞之外，作者亦反復向AI提出需求，將人物形象立起來，如李白要飄逸，杜甫要接地氣，勾踐、項羽的臉上要有不甘心的狠勁。整部作品集中製作不過三四天，直接成本僅幾千元，創作者將自己的創作理念概括為“技術為表，人心為核”。《過來人》的良好傳播效果，正説明瞭高效經濟與內容形式優良，在優秀的AIGC創作的文藝作品中，本就是不相衝突的。
《過來人》走紅以來，網絡平臺上已誕生大量模倣之作，比如以李清照、武則天、花木蘭等為原型的女性古人説唱《怕什麼》，以嫦娥、貂蟬等為敘事主角的《你有遺憾嗎》等等。然而，這些作品無論在內容表達還是傳播效果方面都不盡如人意。以女版“過來人”《怕什麼》為例，其人物形象幾乎脫離了具體真實的標準：李清照、武則天、花木蘭，本應是氣質迥異、各有神韻的，在作品中卻幾乎是“共用一張臉”。
深入人心的好文藝，其創作應當基於紮實的材料，出於靈感，經過反思。僅由模倣而得，作品往往“匠氣”十足，令讀者、觀眾食之無味。這些後繼之作與《過來人》最顯著的差別，除創作動機之外，在於《過來人》抒寫的是以作者為代表的當代人的胸臆，而這種胸臆出於古今中國人共享的情感結構。換言之，模倣之作僅停留在口號式地提出論點，缺乏與古人的真正交流，因此甚至無法在淺層的情緒上為大眾提供依靠，更遑論解決問題的實踐能力。從這個意義上説，《過來人》無疑是一次成功的真人創作者與AI的協同創作，是一次新大眾文藝的示範。
（作者為北京語言大學文學院青年教師、文藝學教研室主任蘇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