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破解“蘭考之問”到書寫出彩答卷

航拍下的今日蘭考。本報資料圖片

蘭考縣南李莊村舊貌。本報資料圖片

週末，蘭考縣南李莊村的少年在社區廣場健身、娛樂。本報資料圖片

　　改革開放春風遍地，脫貧攻堅潮涌中原。

　　截至2017年年底，全省共有577萬多農村貧困人口脫貧，5514個貧困村退出貧困序列，貧困發生率從9.28%降至2.57%；蘭考、滑縣、舞陽、新縣、沈丘、新蔡順利脫貧摘帽；全國扶貧車間現場會、全國金融扶貧現場會、全國扶貧辦主任工作會、全國易地扶貧搬遷工作現場會等先後在我省召開。

　　從40年前為溫飽發愁，到40年後向小康發力，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確領導下，全省幹部群眾團結努力、不懈奮鬥，在脫貧攻堅戰場上打出了河南氣勢，“蘭考之問”有了響亮回答，“中原之變”讓人擊節稱讚。

　　親歷者説

　　蘭考縣委書記蔡松濤：

　　踐行“三個起來”穩定脫貧奔小康

　　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視察蘭考時，蘭考幹部群眾提出了著名的“蘭考之問”：守著焦裕祿精神50年了，為什麼蘭考的貧窮落後仍沒有根本改觀？

　　2016年，蘭考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為21124元和9943元，比3年前分別增長10164元和4297元。貧困發生率為1.27%，並於2017年3月率先脫貧。現在，蘭考正朝著小康目標穩步邁進。

　　這幾年，蘭考牢牢按照習近平總書記要求來做，按照“三年脫貧、七年小康”這個承諾來做，始終以脫貧攻堅統攬經濟社會發展全局。

　　堅持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基本方略，對貧困縣來説是補齊了短板，對於黨的長遠發展來説，穩固了黨的執政根基。在脫貧攻堅過程中，基層黨員幹部經受了一次洗禮，作風的轉變密切了黨群、幹群關係，他們的人生觀、價值觀得到了重塑，在深入基層、了解基層後，他們的工作方式方法也發生了巨大變化。對於老百姓而言，他們最直觀的感受就是，焦裕祿精神又回來了。

　　在加強基層黨建工作中我們發現，有的村幹部等靠要思想嚴重，帶貧致富能力弱，有的因為待遇偏低無心工作，缺乏有效的激勵機制。我們決定重塑“四面紅旗”，重現焦裕祿戰天鬥地的精神，因為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

　　在具體工作中，我們發現，美麗鄉村、脫貧攻堅、産業發展、基層黨建四個方面互相關聯，就從這四個方面豎起“四面紅旗”。評上紅旗後不但公開表彰，還增加村幹部績效，切實提高他們的收入，只要紅旗不倒，待遇就不變。目前已評過三次，110面紅旗分別花落百餘個村。

　　現在大家普遍感到，幹部的作風得到了重塑，蘭考人的精氣神不同了。在街上隨便找一個人，都能滔滔不絕地介紹蘭考的變化。這種發自內心的轉變，是我們未來發展的希望，正因為此，我們才對奔小康這麼有信心。

　　今天，我們對總書記的莊嚴承諾只兌現了一半，奔小康正在進行中。為了穩固脫貧成果，我們開展了“支部連支部、加快奔小康”活動，鼓勵優秀的機關黨員進支委，與農村黨支部結對子。正能量的機制迅速在基層得到呼應，機關黨員與450個黨支部結成了對子。此外，我們提倡扶勤不扶懶，社會扶貧補足了這個短板，我們自創的“1+3”模式，為扶貧工作貢獻了蘭考智慧。

　　總的來説，蘭考穩定脫貧奔小康工作，是在總書記提出的“三個起來”引領下穩步推進的。總書記視察蘭考時，提出“把強縣和富民統一起來，把改革和發展結合起來，把城鎮和鄉村貫通起來”。這不僅是對蘭考的發展提出的要求，更是對全國縣域經濟發展提出的要求，期望在蘭考探索出一條路，破全國的局。

　　第一個“起來”要立足實際，走城鄉統籌的路子。我們著重打造2+1重點産業，即家居及木材加工産業、食品及農副産品深加工産業和戰略性新興産業。採取的普遍模式都是龍頭企業在産業集聚區帶動，配套園區放在鄉鎮，原材料種植和粗加工放在農村，以龍頭企業帶動整個産業鏈。

　　第二個“起來”中，改革是一個地方動力的源泉，簡單的産業轉移只能短期起作用，不可持續。要對現有機制進行改革，釋放活力。比如我們的投融資體制創新、招商引資創新等，都為發展注入了強大的動力。

　　第三個“起來”，突出城鄉協調發展。就是要做強主城區，以鄉鎮為支點、以農村為重點，加快鄉村振興戰略實施，讓農村人居環境得到改善，切實提高老百姓的幸福指數。③3

　　實踐者説

　　蘭考縣儀封鄉代莊村黨支部書記代玉建：

　　投身脫貧攻堅，傳承焦裕祿精神

　　我的老家在蘭考，從小聽著焦裕祿的故事、在焦裕祿精神的滋養下長大的，也很早就入了黨。這些年,總想著應該把這種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傳承下去。

　　2014年，機會來了。在老黨支部書記和村裏百姓一再要求下，我一咬牙，撇下在鄭州的生意，回到老家當了黨支部書記。回來就一個想法——讓代莊百姓都致富！

　　頭3個月，我投了100多萬元，建了村“兩委”辦公樓，修了村裏的主幹道。老百姓有耍的地方了，外出也方便多了，我想，這下老百姓會滿意些了吧。沒想到群眾説我是“飛鴿牌”的，這樣的幹部他們不要。

　　一聽這話，我窩憋死了！真想撂挑子不幹了。一位朋友開導我：“鄉親們説怪話是對你有期望，千萬別泄氣。”幾天后，我認認真真想了想，比照了焦裕祿書記，明白了差距還大得很。

　　於是，我挨家挨戶徵求意見，最後大家一致同意，成立合作社，發展高效農業。現在，全村已有400多戶加入了合作社，流轉土地1600畝，世代只會種麥種豆的代莊人，學會了種果樹、養魚種藕、栽培大棚水果。一年多時間，代莊百姓有了分紅，代莊有了集體經濟，代莊31戶貧困戶都脫了貧。

　　村裏變樣了，我自己的生意卻“荒了”，一年少收入將近600萬元。但我覺得應該算另一筆賬：2014年我回村，人均年收入4600元，2016年年底達到9800元。村民越來越富，咱虧那點錢算啥？

　　2016年，儀封鄉黨委換屆選舉，我被選為鄉黨委委員，喜悅之餘，感到身上的擔子更重了，但我會一心為民服務，絕不能讓村民失望。這是我作為一個共産黨員的承諾，也是對焦裕祿精神的傳承。③3

　　研究者説

　　省委黨校經濟學教研部主任廖富洲教授：

　　脫貧摘帽，堅持精準是“法寶”

　　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的扶貧工作主要經歷了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1978—1985年，以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推動貧困減少的階段。1978年，安徽鳳陽小崗村的18戶農民率先實行包産到戶，拉開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序幕。可以説，中國的經濟改革從農村貧困地區起步，帶動了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大大緩解了農村貧困現象。

　　第二階段：1986—1993年，大規模開髮式扶貧階段。1986年，國務院成立了貧困地區經濟開發領導小組，扶貧工作有了具體的辦事機構。此後，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有組織、有計劃、大規模的扶貧工作，實現了從救濟式扶貧向開髮式扶貧的根本性轉變。

　　第三階段：1994—2000年，以解決貧困人口溫飽問題為目標的“八七”扶貧攻堅階段。1994年，我國頒布實施了《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提出在20世紀的最後7年，集中力量基本解決全國農村8000萬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

　　第四階段：2001—2010年，以改善貧困地區基本生産生活條件為主要目標的綜合扶貧開發階段。2001年，黨中央、國務院頒布實施了《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01—2010年）》，開始以貧困村為重點，實行整村推進，在扶貧的內容和途徑方面，更加注重貧困地區的綜合建設與可持續發展。

　　第五階段：2011年以來的連片開發與精準扶貧共同推進階段。國家頒布了《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將14個連片特困地區定為扶貧開發主戰場。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精準扶貧戰略，要求確保到2020年我國在現行標準下的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

　　截至目前，我省的蘭考、滑縣、舞陽、新縣、新蔡、沈丘已實現脫貧摘帽，積累了寶貴的成功經驗，其關鍵是把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真正落到了實處。具體説來：一是明確“扶持誰”。堅持“應進則進，應出盡出，應糾則糾”，真正做到了精準識別。二是選準“誰來扶”。全省抽調優秀幹部駐村，確保每個貧困村都有幫扶工作隊、每個貧困戶都有幫扶責任人。三是籌劃“怎麼扶”。因村因戶制宜，制定了一系列有針對性的具體幫扶政策措施。四是落實“如何退”。嚴格按照相關政策標準和要求認真落實，確保脫貧成效真正獲得群眾認可、經得起實踐和歷史檢驗。

　　今年，我省計劃脫貧33個貧困縣，時間緊、任務重，但只要堅持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基本方略，確保責任、工作、政策落實到位，就一定能如期完成脫貧攻堅的目標任務，為我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奠定堅實基礎。③3

　　(本版文字均為本報記者歸欣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