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四川瀘州的一個偏遠山村，一場複雜而棘手的糾紛順利進行調解。糾紛的起因竟是5年前的一次沒有法律效力的“私了”協議。

調解現場 攝影 劉世光

　　瀘州市敘永縣摩尼鎮村民陳某（化名）與周某（化名）辦理結婚登記後生育了孩子。幾年前，雙方口角後，丈夫陳某外出務工，一直未歸。周某因陳某多年不歸家，遂經親屬介紹與趙某（化名）同居。其間，趙某不僅照管周某的孩子，還一直照顧周某及其家人。5年前，周某因病去世。陳某回到敘永，但未承擔辦理妻子周某喪事的責任，甚至表示之後還將繼續外出，孩子的撫養問題也不願處理。因缺乏法律意識，趙某與陳某達成一紙協議，由趙某負責安葬周某，撫養陳某與周某生育的孩子，並繼承周某現有的財産，而陳某則放棄一切。幾年後，陳某認為該協議無效，起訴趙某要求要回孩子和財産。

　　案件受理後，法院認定原協議中部分約定是無效的，部分內容違反民法典的規定。“我們選擇調解處理這起糾紛，主要原因是案件涉及複雜的法律關係，且雙方可能確實對相關法律知識缺乏了解。我們通過調解處理這個案件，不僅能夠更好地向當事人解釋法律關係，還能避免直接判決，對孩子造成心理傷害，更能真正化解當事人之間的心結，實現案結事了。”敘永縣摩尼人民法庭負責人熊妍冰表示，由於案件發生在少數民族散居地區，邀請家族成員和調解員參與調解，可以將法律規定與民族習俗相融合，化解糾紛的同時提升民族地區群眾的法律意識，降低類似糾紛發生的概率。

　　這是敘永“石榴籽”調解模式的又一次成功實踐。敘永縣地處川滇黔結合部，有漢、苗、彝、回等34個民族居住於此。長期以來，受發展不均衡、語言文化習俗差異等因素影響，少數民族散居地區矛盾糾紛往往易發難調，相關案件面臨“案結事未結”“口服心不服”“判不下”等困境，甚至引發家族衝突、民族矛盾等問題。

　　2017年，敘永法院摩尼法庭在審理涉少數民族案件過程中，發現經少數民族中德高望重的長者參與，輔以少數民族風俗習慣進行説理的調解結果，更能被當事人接受和認同，使糾紛得到快速有效化解。

　　“當時，我在敘永縣民宗局工作。我們一直與敘永縣人民法院加強溝通聯繫、共同推動，逐步探索形成‘專群結合、德法合治、體系規範’的‘石榴籽’調解模式，一改以往民族地區矛盾調解‘只靠法’或‘只靠老辦法’的單一模式，將國家法律和各民族習慣法作為調解依據，創新‘兩法融合’矛盾調解機制，推動法理和情理有機統合。”敘永縣委統戰部常務副部長、臺僑辦主任蘭傑表示。

　　經共同努力，摩尼法庭逐步探索形成“專群結合、德法合治、體系規範”的“石榴籽”調解模式。“石榴籽”調解模式以專業化的審判隊伍、職業化的陪審隊伍、特色化的調解隊伍組建強有力的解紛“源動力”。蘭傑也被選為“石榴籽”調解員中的一員，並在摩尼法庭設立“阿傑”調解工作室，通過借鄉土文化、用鄉土語言、靠鄉土辦法，參與矛盾糾紛調處。

　　這種以國家法律為基礎，借助民間調解力量，融合民族風俗作為輔助的調解方式，是“石榴籽”調解模式的最大亮點，也是其創新所在。

　　2019年，摩尼法庭被國務院表彰為全國民族團結進步模範集體。2021年，“石榴籽”調解模式在全省推廣。這一首創模式已成為展現四川民族團結的亮麗名片。以敘永縣為例，該模式成型後，全縣涉民族糾紛下降近40%，信訪量下降35%，糾紛調解成功率從50%左右上升至90%左右。憑藉其在化解矛盾、促進和諧方面的顯著成效，近年來，綿陽、宜賓、樂山、涼山等擁有民族聚居地的多個市（州）相繼掛牌成立“石榴籽”調解室，“有事兒就找‘石榴籽’”已成為四川民族地區的一種新風尚。這一模式也在內蒙古、新疆、西藏、雲南等地的民族地區因地制宜推廣，有效促進了民族地區的社會和諧與民族團結。

　　四川省民族宗教事務委員會相關負責人表示，“石榴籽”調解起源於敘永法院摩尼法庭，如今已在全省民族地區“開花結果”，成為多元解紛工作的重要載體，是四川落實新時代“楓橋經驗”的創新之舉。人民調解在民族地區的規範運行，助力基層社會治理，是民族地區治理能力與治理體系走向現代化的重要舉措之一。（文 楊雯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