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帝祭祀與中華民族

　　一、黃帝祭祀與華夏族

　　華夏族的形成和發展經歷了從史前到三代兩三千年。史前以黃帝部族為核心的黃河中、下游部落聯盟，經過五帝時代的繁衍生息，至三代時形成了以夏、商、週三族為主體的華夏族。與此同時，祭祀黃帝成為中華民族的傳統。傳説黃帝去世後人們便開始祭祀黃帝。堯舜禹時期的有虞氏和夏代的夏后氏，認黃帝為遠祖而禘祭黃帝。商周時，以黃帝為始祖的諸姓繼續祭祀黃帝。華夏各族共同祭祀黃帝體現的華夏共祖觀念，增強了華夏各族相互認同的意識。

　　到了春秋時期，華夏族與長江中下游地區各族交往更加頻繁，北方遊牧民族侵擾中原又一度成為十分嚴重的社會問題，如何處理華夏族與周邊各族的關係成為時代課題。作為對於這一問題的回答出現的華夷之辨，強調華夏各族是同胞兄弟，夷狄是異族外人。面對夷狄威脅的時候，華夏各族應該擱置紛爭一致對外。當時的人説“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就是這個意思。華夷之辨還強調，華夏是文明族類，夷狄是野蠻族類，在華夏內部要推行德政，對待夷狄要以武力壓服，叫做“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這些主張具有護衛華夏文明的意義，而對於中華民族擴大交融的歷史趨勢還缺乏自覺。春秋晚期人的認識有了提高。孔子繼續強調華夏族的優越地位的同時，認為對待四夷也不能單靠武力壓服，也要採用懷柔政策。孔子還提出了以文明程度為標準區分華夷的觀點，承認華夷的地位可以轉化。但是春秋後期的“華夷之辯”，隱藏著華夏共祖觀念的動搖，隱藏著祭祀中的黃帝的觀念變化的可能，導致以後作為天神的黃帝祭祀的出現。

　　二、黃帝祭祀與漢族

　　漢族形成的歷史與中國“大一統”中央集權國家形成的歷史並行。秦漢統一政權的建立為中華民族發展創造了政治環境。秦雖短祚，漢卻長達4個世紀。在漢代歷史上，由華夏族發展而來的漢族形成為穩定的民族共同體，取得了中國主體民族的地位。漢代處理民族問題的思想有歷史性的進步，提出治理“五方之民”要“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異其宜”。“修教、齊政”具有精神文明建設和政治文明建設的意義， “不易其俗”、“ 不異其宜”則具有尊重各民族文化傳統和生活方式的意義。這種思想既主張各民族共同進步，有尊重各民族的特性，對於中華民族發展起了巨大促進作用。

　　漢族形成的過程中，黃帝祭祀也在發生變化。受陰陽家理論的影響出現五天帝的觀念，認為黃、青、白、赤、黑五天帝分別代表五行中的土、木、金、火、水，黃帝成為代表土德的天帝。戰國時期已經開始將黃帝作為天帝進行祭祀。早在西元前422年秦靈公就修築吳陽上畤，祭祀五天帝之一的黃帝。漢代一方面有漢為堯後之説，認黃帝為漢代皇室的祖先而祭祀，另一方面也把黃帝作為代表土德的天帝進行祭祀。既承認作為祖先的五帝，又承認作為天帝的五帝，那麼兩者是什麼關係呢？從《孔子家語·五帝篇》和緯書的材料來看，漢代人力圖把兩者協調起來，是兩者合一。

　　魏晉南北朝時期一度發生過黃帝是天神還是祖先的分歧，最終確立了黃帝既為天神又為祖先的雙重身份，同時把黃帝作為天神與祖先進行祭祀。這期間各個分立政權的統治者爭奪正統地位，紛紛舉行郊祭大禮，在郊祭中祭祀黃帝，有時也舉行專門祭祀黃帝的“黃郊”，作為天神的黃帝祭祀佔首要地位。同時，以黃帝為祖先的觀念不但在漢族中根深蒂固，一些少數民族也自認是黃帝族的後裔。早在《史記·匈奴傳》中就説，匈奴之先祖是夏后氏之苗裔。《北史·魏本紀》説，建立北魏的鮮卑人的祖先“出自黃帝軒轅氏”。《晉書·載記十六》説，羌人有一支是“有虞氏之苗裔”。西晉時匈奴人政權前趙的皇帝劉淵和南北朝時鮮卑人政權北魏的孝文帝拓跋宏大力推行漢化，促進了中華民族的發展。而匈奴族、鮮卑族自認為是黃帝之後，與漢族同根共祖，便是推行漢化政策的歷史根據。不難看出魏晉南北朝時期祭祀中黃帝的雙重身份的凸現，與這個時期民族矛盾複雜、民族融合加速的雙重歷史特徵之間存在不可分割的關係。 

　　三、黃帝祭祀與中華各民族一體發展

　　封建社會後期，漢族仍然是中華民族的主體，建立過隋、唐、宋、明四個統一中國的朝代。同時，少數民族先後建立了幾個區域性政權，有契丹族建立的遼、党項族建立的夏和女真族建立的金。少數民族蒙古族和滿族更建立了元朝和清朝兩個統一中國的政權。中國各民族多元發展，最終帶來中華民族整體發展。無論在漢族還是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之下，中國各民族的交流融合從未中斷。少數民族融入漢族，漢族也融入少數民族。許多今天已經消失的中國古代少數民族，如百濮、百越、匈奴、丁令等民族，實際是融入了漢族和其他民族。漢族融入少數民族的史實也不少。隋末離亂，有很多漢人逃歸突厥。五代時幽州、冀州漢人多逃往契丹。清代北方漢人出邊者有時一年達十多萬。這些漢人中有相當部分變為突厥族、契丹族、蒙古族。明清時南方漢人融入少數民族的也不少，他們的後代有的甚至當了少數民族的首領，稱為“漢土司”、“漢百戶”。費孝通用通俗的語言説：中華各民族是“你來我去，我來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特性的多元一體。”

　　與中華民族一體發展相聯繫，封建社會後期黃帝祭祀出現的最顯著的變化是突出了黃帝的帝王身份，主要將黃帝作為古帝王祭祀。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的祭文將黃帝與自己對稱，認為自己與黃帝是今帝王與古帝王的關係。清代開國皇帝愛新覺羅福臨的祭文，將黃帝身份定位為古代帝王、古代聖賢，聲稱自己繼承著黃帝以來的“道統”。祭祀中突出黃帝的古帝王身份，與封建社會後期中華民族一體發展適應，是中華民族一體發展的需要，對中華民族一體發展以積極影響。

　　中華民族的近現代史是從民族自覺到民族復興的歷史。從民族自覺到民族復興的歷史進程中，黃帝祭祀受到愛國志士、革命政黨和進步社會團體的重視。甲午戰爭後，在台灣起兵“拒倭守土”的愛國志士丘逢甲曾到陜西祭祀黃帝陵。辛亥革命時期，陜西同盟會組織過祭祀黃帝陵活動。抗日戰爭期間，國共兩黨派代表共祭黃帝陵，毛澤東親筆寫了祭文。當代的黃帝祭祀活動已經成為中華民族及全球華人大認同，促進祖國和平統一、再造民族輝煌的盛大聚會。從民族自覺到民族復興的進程中，黃帝祭祀揚棄了作為天神的黃帝觀念，淡化了作為帝王的黃帝觀念，重新突出了作為祖先的黃帝觀念，注重於黃帝是中華人文始祖。祭祀黃帝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推動力。（來源 黃帝陵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