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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綜正失去定義“好音樂”的話語權
2026-07-22 09:35:06來源:文匯報編輯:武若曦

  《歌手2026》劇照

  曾幾何時,音樂綜藝不僅是茶余飯後的談資,更是華語樂壇實打實的“造血幹細胞”,一首首流行金曲從節目走向大街小巷,一個個無名之輩借此一戰成名。近年來,雖然音綜依然是各平臺願意“押寶”、廣告商願意青睞的頭部節目類型,但其曾擁有的全民影響力與震撼力卻發生了變化——觀眾對音綜不再抱有盲目的期待與崇拜,一場深刻的“祛魅”正在悄然發生。

  剝開這層不斷黯淡的光環,我們會發現,音綜當前的疲態並非單一的製作問題,而是內容創新乏力、受眾心理轉變以及媒介環境更迭共同作用的結果。可以説,音樂綜藝正逐漸從具有定義話語權的“審美風向標”,降級為一個僅供消遣的“娛樂選項”。

  從“增量”到“回鍋”:新鮮感的持續減弱

  早期的音綜之所以擁有巨大的社會影響力,核心在於其強大的“拓荒”與“造星”能力。無論是具有開創意義的青歌賽、二十多年前風靡全國的《超級女聲》,還是後來以專業競技震撼視聽的《我是歌手》《中國好聲音》《聲入人心》,這些節目都承擔著為大眾音樂審美增添“增量”的重要功能。通過這些平臺,我們聽到了驚艷四座的素人天籟,也重新認識了鄧紫棋、黃綺珊等或尚未進入內地主流視野、或歌唱事業沉寂已久的實力派。彼時的音綜,是打破樂壇階層固化的重要通道,是音樂多樣性迸發的重要平臺。

  然而,當下的音綜卻陷入了一個難以打破的“回鍋肉”怪圈。翻開近幾年各大平臺頭部音綜的嘉賓名單,觀眾看到的往往是高度重合的面孔。同一批成名歌手,上半年在這個節目裏組團合唱,下半年又到另一個節目裏同臺競技。一方面,這源於製作方對收視率的保守追求,巨大營收壓力懸于頭頂的製作方不敢輕易將資源押注在毫無粉絲基礎的新人身上;另一方面,受制于逐漸分化的市場,能像唱片黃金時代橫跨眾多年齡層、文化圈的大眾“紫微星”已難以誕生,新人往往被局限在特定的細分圈層內,難以積攢起真正的國民度,這也在客觀上導致優質的新生代青黃不接。

  在缺乏新鮮血液的情況下,音綜只能無奈地向後看,並不斷“循環再利用”。我們看到各類主打“情懷”和“懷舊”的節目扎堆出現,老歌被反復重新編曲、演唱。偶爾的懷舊能引發共鳴,但當懷舊成為常態,它便暴露出一種創新的停滯。當觀眾在螢幕上反復看到相似的面孔與曲目,音綜的活力與新鮮感便隨之消散。它不再具備挖掘樂壇遺珠、拓寬大眾聽覺邊界的能力,自然也就失去了曾經的那種讓人耳目一新的魅力。

  圈層化審美拒絕主流“認證”

  如果説“造血”功能的失效是音綜內部機制的困境,那麼外部受眾環境的變化則對音綜的大眾性提出了巨大挑戰。

  音綜天然帶有一種“中心化”的大眾傳播屬性,即試圖用一套相對統一的評判標準來定義什麼是“好音樂”——這正是各大平臺與節目競相爭奪的審美話語權。但在當今的圈層時代,音樂審美的壁壘已經高高築起。隨著傳播渠道的極大豐富,“大眾”這一概念已經被切割成無數個細分的垂直群體。搖滾、説唱、民謠、電子樂等曾經的邊緣類型,如今都擁有了龐大且忠誠的受眾基本盤。這直接導致了大眾層面的音樂共識大幅降低,一首歌或一檔節目想要像過去那樣實現“全年齡、全圈層”的審美共識已變得十分困難。

  更重要的是,火熱的線下演出市場為這些小眾音樂人提供了自給自足的生存空間。Livehouse(小型現場演出)在全國各地的普及,以及層出不窮的戶外音樂節,讓獨立音樂人無須躋身綜藝螢幕也能獲得可觀的收入與曝光。在這種背景下,粉絲與樂迷在各自的圈層中形成了穩固的審美共同體。他們不再需要傳統音綜來為自己喜愛的音樂“蓋章認證”。相反,出於對純粹性的保護,他們對主流工業的“收編”充滿警惕。粉絲們擔憂獨立音樂人的獨特氣質會被為了迎合大眾口味的“修音”和“魔改”所稀釋,從而變成毫無棱角的大眾“快餐”。

  與獨立音樂人粉絲的“警惕”殊途同歸的是,那些已經具備全民度的大咖歌手的擁躉同樣對音綜(尤其是競演類音綜)抱有極強的抗拒心理。因為在粉絲看來,這些歌手早已用時代金曲和歲月沉澱確立了無可爭議的樂壇地位,根本不再需要通過一檔綜藝節目的排名來為自己“青史留名”。相反,粉絲擔心大咖歌手一旦參賽,其積攢多年的藝術聲譽既要接受娛樂化的審判與挑剔,還容易在繁雜的網絡輿論中成為節目組製造熱搜話題的“工具人”。在忠實粉絲眼裏,參加節目不僅無法為藝人的履歷添彩,反而是在消耗其寶貴的藝術羽毛,消解了他們作為樂壇標杆本該擁有的專業尊嚴。

  此外,演算法驅動的流媒體與社交平臺進一步加劇了這種圈層分化。在各類視頻平臺上,針對音綜的Reaction(反應視頻)大行其道。觀眾在觀看節目時不再是為了尋求大眾的共識,而是傾向於選擇與自身審美契合的博主一起“同頻共振”。對於異質化的評價,觀眾變得愈發敏感,甚至形成了“同則共鳴、異則退場”的繭房效應。一言不合就劃走,不再試圖理解與自己不同的音樂品味,甚至會自我中心主義地將音樂審美作為自我標榜或對異質化審美進行“霸淩”的武器。

  娛樂狂歡的在場與音樂本真的邊緣化

  面對內容資源的乾涸與受眾圈層的分流,當下的音綜為了自救,選擇了一條見效快但也一定程度上傷害音樂本質的道路——向真人秀與話題妥協。

  在短視頻時代的流量裹挾下,一檔長達兩三個小時的音樂綜藝,其傳播價值往往被寄託在幾個能引發病毒式傳播的短視頻碎片上。於是,熱搜名場面、社交玩梗、歌手人際互動成為了節目必須重視的內容。為了製造這些流量密碼,節目製作方熱衷於在音樂之外做文章:設計衝突劇情、製造懸念反轉,或是通過剪輯刻意放大評委與歌手之間、歌手與歌手之間的微妙關係。

  我們可以看到,在一些音綜裏,“毒舌點評”和“互懟爭吵”的篇幅甚至超過了對編曲、演唱等的專業探討;而在一些以競演為名的節目中,“世紀同框”“淚灑當場”成為了最大的宣發噱頭。短視頻平臺更是將這些節目切割為幾十秒的“高光片段”,觀眾追逐的不再是起承轉合的完整音樂表達和歌者的藝術人格,而是一個個看似有活人感的“爆梗”、飆高音的炫技瞬間,或是帶有爭議性的發言與出人意料的競賽結果。

  這種製作導向的偏移直接導致音樂本真性被擠壓。當音樂降級為真人秀的背景板和話題炒作的邊角料時,帶來的後果是可預見的:它在吸引了一波吃瓜群眾的同時趕走了音綜最核心的受眾。真正熱愛音樂、對聽覺體驗有要求的觀眾,難以在充斥著娛樂戲碼的節目中獲得深度的審美滿足,他們只能轉而投向更注重音樂品質的垂類平臺,或者乾脆走入線下演出現場。

  面對火熱的線下音樂市場以及審美圈層化的受眾,曾被奉為圭臬的爆款方法論似乎已經失效,大眾對音綜的“祛魅”已成為當下創作者們不得不面對的陣痛與困境。既然音樂會一直存在並繼續滋養心靈,那麼作為其娛樂載體的音綜便也會一直有其生存的空間。但如何在審美分眾時代構建一種更為理性且健康的供需關係,需要整個行業和受眾在不斷的雙向選擇中共同去探尋。

  (作者彭宇灝 為浙江傳媒學院電視與視聽藝術學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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