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星馳執導的新片《功夫女足》票房表現超出預期，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其在口碑層面的分化——核心影迷與普通觀眾之間形成不同的觀影期待。就筆者觀影場次而言，影院裏笑聲此起彼伏，尤其是一些小朋友被片中的不少橋段逗得前仰後合。這也是影片大賣的一個直觀注腳：它給觀眾帶來了輕鬆解壓的快樂，周星馳的無厘頭戲路至今仍然獨樹一幟。

　　與周星馳巔峰時期的喜劇作品相比，《功夫女足》顯得平淡。癥結在於，周星馳的戲路背後，是他的心路。周星馳個人的經歷、天賦特質以及表演的方式，使無厘頭喜劇有了畫龍點睛的靈魂。當他本人不出演的時候，即使是他導演的電影，也很難完全再現無厘頭喜劇的味道。

　　《功夫女足》講述的是由草根女孩組成的“峨眉隊”，在無人看好的情況下征戰“女足亞冠杯”的故事。這是“周星馳宇宙”的一次延續與呼應。把功夫和足球結合起來，不免讓人想起《少林足球》，這兩部電影的核心設定是一脈相承的。此外，曾在《食神》《功夫》等多部影片中出現的“公雞碗”再次亮相；《功夫》中的彩虹棒棒糖和折凳悉數回歸；《喜劇之王》中的“聖物”《演員的自我修養》也在片中重現……

　　周星馳電影的戲路核心，是他開創併發揚光大的喜劇風格——無厘頭，即通過“反常規”來製造笑料的一種喜劇方式：對話常常答非所問、偷換概念、邏輯跳躍；肢體動作充滿漫畫式的誇張；情節建立在荒誕的前提下，而人物卻以最認真的態度去完成最離譜的事情，“認真的荒誕”構成了無厘頭的深層張力。

　　之後的喜劇創作者不斷拆解周星馳無厘頭的技術，學會了製造反差、照搬橋段、模倣節奏，可呈現出來的效果總差那麼一點火候。很多人忽略了關鍵一點：周星馳的無厘頭戲路之精妙，並不限于那些可以被拆解和模倣的技術，還有一種深層次的想像力，那就是把毫不相關的事物重新組合在一起，比如功夫與足球、特工與賣肉攤主、食神與廟街，並賦予其自洽邏輯的能力，既出人意料又引人發笑。《功夫女足》中想像力飛揚的無厘頭俯拾即是，讓觀眾開懷大笑，這便構成了《功夫女足》能夠大賣的底層邏輯：它不僅好笑，而且好笑得那麼獨特。

　　周星馳巔峰時期的作品足夠好笑，且並不只有好笑。那些被影迷反復觀看和討論的作品，如《喜劇之王》《大話西遊》《功夫》等，笑聲背後是深刻的殘酷。周星馳電影中的主人公多是處於社會底層的小人物，如賣肉的攤販、跑龍套的演員、撿破爛的流浪漢，面臨著物質上的貧困和精神上的屈辱。但他們用無厘頭的方式去面對不堪的處境，用一種近乎天真的認真去回應現實的冰冷。比如《國産淩淩漆》裏淩淩漆長期被上級棄用，淪落在街頭賣肉為生，卻用對待頂級特工裝備的態度對待自己那些破爛工具；《少林足球》裏阿星穿著一雙破洞鞋到處跟人説“功夫踢足球有搞頭”，旁人看他的眼神如同看一個瘋子，而他渾然不覺……這點尤其體現在角色的眼神上，他們常以一種認真、專注、純粹、孩童般的目光對待別人眼中荒誕不經的事物。觀眾早已預見現實的墻壁橫亙在前，影片主人公卻目光堅定地朝它走去，“碰壁”製造了滑稽的笑料，也讓笑聲裏混入了不易察覺的心碎。

　　這樣的戲路背後，是周星馳的心路歷程。他的成名道路並非一帆風順。《喜劇之王》被普遍認為是其半自傳式作品。影片中尹天仇是跑龍套的臨時演員，在福利社的小隔間裏抱著《演員的自我修養》認真學習，受盡旁人的嘲笑、辱罵和驅趕，但他始終不放棄。

　　周星馳的無厘頭喜劇之所以難以被複製，除了表演天賦之外，還因為它承載的是一種從底層生長出來的生命經驗。誇張的動作、跳躍的臺詞並不是單純的形式上的遊戲，而是一個被生活反復碾壓卻不肯認輸的人，他唯一能做的便是在荒唐的境遇裏，依然一本正經地對待自己相信的事情。

　　回到《功夫女足》這部電影，它在表面上給出了一種與“努力奮鬥”不同的解法——學會放鬆，贏得起也要輸得起。這是對當下“內卷”時代普遍焦慮的一種回應，但細看之下，它並沒有完全拋棄周星馳喜劇中的冷酷底色。“峨眉隊”隊長雙雙是孤兒，她的字典裏沒有“輸”這個字。她對“贏”的偏執，反映出一些小人物真實的心態。雙雙身上那種以最認真的方式去對待世界的偶然性和不可控的特質，是周星馳式小人物共有的，但其中的分寸感是表演中最難拿捏的。在詮釋類似角色時，周星馳的心路歷程讓他能夠在荒誕與真摯之間自如切換，讓觀眾既看到角色的可笑又看到角色的可憫，而其他演員往往只能抓住其中一端，要麼顯得用力過猛，要麼讓人感到生硬。從《美人魚》到《新喜劇之王》再到《功夫女足》，這是周星馳執導、他本人不主演的喜劇電影的核心困境：有了他的招式，少了他的魂魄，延續了他的戲路，難以復刻他的心路。周星馳開創了一個以自身生命經驗和表演天賦為根基的喜劇世界，這個世界的大門或許只對他自己敞開。（曾于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