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制度化+信息化+公開化，我省深入治理農村基層微腐敗 讓富民工程成效經得起檢驗

　　蔡玉田是泰州興化市昭陽街道嚴家村村民，偶爾參加村裏組織的環境整治、道路維修等工作，村裏按工作量發放勞務費。“每筆費用打款到個人銀行賬戶，清清楚楚。”為了讓大家看得更明白，蔡玉田帶著記者來到村委會公開欄，村裏的用工報銷單、銀行的打卡明細具體到每個人，與個人銀行存摺明細完全對應，“工錢雖然不多，但不會‘缺斤少兩’，大家幹得高興”。

　　全面推行非現金支付是江蘇深化農村基層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專項治理的舉措之一。2017年4月，江蘇省聚焦精準扶貧、農村集體“三資”管理、惠農補貼發放，啟動三項治理，以精準監督督促各級黨委政府及職能部門落實主體責任，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基層延伸。

　　“發生在農村基層的‘蒼蠅式’腐敗，影響的是群眾切身利益，揮霍的是群眾對黨的信任。權力不被有效約束，腐敗就難以遏制。”江蘇省委常委、省紀委書記蔣卓慶表示，紀檢監察機關要帶著對群眾的深厚感情履職盡責，既嚴肅查處案件，更深入分析問題發生的體制機制原因，制定標本兼治之策。經過半年多探索實踐，我省以“制度化+信息化+公開化”為路徑，構建起完善的農村基層微腐敗整治監督體系，群眾獲得感進一步增強。

　　“抓兩頭夯基礎”，精準扶貧全程監督

　　最近，江蘇省紀委5名書記、副書記領到新任務，分別定點監督推進1個設區市的省重點幫扶縣精準扶貧工作開展情況。江蘇省紀委領導深入淮安、宿遷、鹽城、連雲港、徐州，走村入戶實地調研，圍繞精準扶貧工作摸清實情、跟蹤監督。

　　今年初，江蘇省委將開展扶貧領域專項整治列為今年黨建創新重點項目，盯住幫扶對象精準核定和精準扶貧責任落實這“兩頭”，強化對扶貧政策落實、各類資源分配的全過程監督。

　　在今年上半年推進“陽光扶貧”監管系統建設取得階段性成果的基礎上，8月上旬，江蘇省紀委建立對省重點幫扶地區精準脫貧工作監督推進“5+2”機制，通過定點監督、常態跟蹤，推動中央和省委有關精準扶貧、精準脫貧重大戰略部署落地落實，確保扶貧工作務實、扶貧過程紮實、脫貧結果真實。“5”是指蘇北五市黨委政府、紀委，重點督促其進一步落實主體責任和監督責任；“2”是強化江蘇省農委發揮産業引領脫貧致富工作職能和省紀委對蘇北五市黨委、紀委履責情況的監督檢查。

　　按照監督推進機制要求，江蘇省農委已啟動強村富民實踐活動，細化落實5個層面的掛鉤聯繫、定點對接，分別是委領導聯繫蘇北5個設區市和12個省重點幫扶縣、處級幹部聯繫江蘇省重點幫扶縣有關鄉鎮、年輕幹部聯繫江蘇省重點幫扶縣的貧困村、蘇南農業農經部門與12個江蘇省重點幫扶縣結對發展、國家和江蘇省級農業龍頭企業進駐各縣結合産業特點實施幫扶項目。

　　強化定點監督，同步推進專責監督，加大對巡視監督、審計監督、執紀審查發現的突出問題剖析倒查，探索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針對性措施。今年以來，江蘇省紀委先後對濱海縣、睢寧縣、灌雲縣下發監督意見書，劍指農村群眾身邊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要求3個縣的縣委切實承擔起管黨治黨主體責任，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農村基層延伸，強化扶貧領域重點環節監管，深化扶貧領域專項治理。

　　從具體問題小切口做出專責監督大文章，用監督杠桿“撬動”責任落實。3個縣制定出臺一系列紮實措施，制度“籠子”逐步紮緊。“江蘇省紀委的監督意見既是壓力傳導也是工作指導，我們將堅決扛起管黨治黨政治責任，精準發力，推動形成廉潔扶貧、精準扶貧長效機制。”灌雲縣委書記左軍介紹，正在修改完善12項規章制度，在扶貧領域構建制度完備、機制健全、運行有序的工作閉環。江蘇省紀委監督意見下發不到1個月，連雲港市紀委已經3次到灌雲縣開展督導，加強監督意見落實情況的跟蹤問效，確保逐條逐項整改到位。

　　“抓兩責促公開”，“三資”管理明明白白

　　合作社的出納竟然挪用百萬元鉅款，暴露出農村集體資金管理大漏洞。在常州市武進區湖塘鎮，一名合作社出納分47筆挪用集體資金174.24萬元歸個人使用，該出納被查處後，武進區紀委對監管失職的鎮農經站站長進行責任追究。在此基礎上，武進區紀委督促區農工辦舉一反三、深入研究，全面推行“村銀通”結算系統，從源頭預防財會人員坐收坐支、截留挪用。

　　農村集體“三資”包括集體資金、資産、資源，相關違紀行為主要表現為亂收濫支、侵佔挪用、貪污私分等。究其原因，與村幹部權力過於集中、民主監督流於形式、基層財務管理制度長期虛化有很大關係。對此，江蘇省紀委督促江蘇省農委、江蘇省委農工辦等部門深化江蘇全省農村産權交易市場建設，年內實現縣級平臺建設全覆蓋和全省農村産權交易統一聯網，確保農村集體産權交易事項“應進必進”；督促江蘇省財政廳、江蘇省農委等部門改進村務經費預算管理，實施“村務卡”，擴大第三方機構代理村務財務會計管理試點，提高“三資”運行的規範化和透明度。

　　今年以來，江蘇省以縣（市、區）為單位開展農村集體資産清産核資，圍繞農村集體“三重一大”決策、資産管理、資源配置、財務收支、村組幹部權力行使，以及黨務、村務、財務公開等情況，逐項梳理風險點。常州市探索建立“三台三單一卡通”模式，即農村集體“三資”監管、農村集體産權交易和“e陽光”村務公開平臺，管理制度、工作流程、監管問責清單，村銀通與村務卡。“將全區農村集體‘三資’信息、財務憑證、地理分佈等信息整合進平臺，對大額資金支出等重要環節設置預警功能。”常州市武進區委常委、區紀委書記徐萍介紹，前不久區紀委抽查農村票據管理，發現一張1萬元的付款憑證存在疑點，經調查，發現了用公款購買預付卡的問題。

　　衡量農村集體“三資”管理成效，關鍵看三個“是否明顯”：集體收入是否明顯增加、幹群關係是否明顯改善、腐敗問題是否明顯減少。今年上半年，武進區農村集體“三資”管理相關信訪舉報件同比下降39%。鹽城農村集體“三資”體量雖不及常州，但監管任務並不輕鬆。鹽城將農村集體家底數據、交易數據、資金數據納入一張網，實現縣級交易服務中心、鎮級交易服務站全覆蓋，杜絕場外交易、暗箱操作。

　　網下無交易、網上全公開，日趨規範的農村産權交易促進了現代農業發展、推動了強村富民。今年6月，鹽城市鹽都區郭猛鎮孫英村原初級中學對外租賃，底價8萬元/年，經過24輪競價，最終以17.9萬元/年成交，溢價率高達123.75%。“當時3名經營者參加投標，分別計劃投資蒸汽磚項目、廢舊鋼材加工和家居産品製造。”孫英村黨總支書記孫正堂介紹，最終由家居老闆中標，“公開交易不僅讓村集體資産增值，還引來一個無污染的産業項目。”

　　“抓兩面求長效”，惠農補貼發放陽光透明

　　惠農補貼是推動農業發展的重要手段，“十三五”期間，江蘇省農機購置補貼、農橋建設補助、漁業用油補助等惠農補貼資金總預算達96億元，農作物良種補貼、種糧農民直接補貼和農資綜合補貼每年約60億元，資金數額巨大，監管不容忽視。

　　“惠農補貼的違紀主體是村組幹部，問題主要出現在補貼發放環節，與農村集體‘三資’管理領域違紀問題相互交織。”江蘇省紀委黨風政風監督室主任鄭立新介紹，借鑒“陽光扶貧”監管的經驗做法，將惠農補貼發放專項治理與農村集體“三資”管理專項治理同步推進，通過正面典型引導和反面案例警示，建立風險防控長效機制。

　　江蘇省紀委督促政府相關主管部門重點檢查惠農資金髮放流程是否科學、環節有無漏洞、信息是否公開、發放是否到位、責任有無落實，列出問題清單。同時，督促財政部門優化支農惠農投入機制，實施惠農資金整合試點，構建統一的惠農資金髮放信息平臺，實現動態實時監管。

　　鹽城市建立惠農資金管理數據庫，摸清資金分配和使用去向，同時全面排查2013年以來惠農補貼政策落實、補貼資金髮放中存在的問題。經過自查，該市大豐區梳理出10個方面問題，涉及資金410萬元，逐項整改糾正。為有效監管惠農補貼領域的苗頭性違規違紀問題，開通“大豐陽光村務”微信公眾號，及時公示惠農政策和各項惠農資金髮放明細，實時向村民推送，並與管控平臺無縫銜接。

　　農村三項治理是一項跨部門、多領域的系統工程，需要各方協作、上下聯動——

　　強化部門協作。上半年，審計部門跟蹤審計12個江蘇省重點幫扶縣落實國家和江蘇省重大扶貧政策措施情況，抽查135個鄉鎮、236個經濟薄弱村，走訪1531戶貧困戶，涉及財政扶貧資金9.2億元、扶貧項目439個。“擠佔挪用的省財政扶貧資金和違規使用的小額扶貧貸款已全部追回，不符合扶貧政策的建檔立卡人員已清退，效益低下的扶貧項目正在積極盤活。”江蘇省審計廳副廳長褚宗明介紹，審計發現的違規違紀問題已移交紀檢監察機關。

　　強化省市聯動。江蘇省紀委針對群眾反映突出、情況典型的問題線索和農村基層腐敗問題多發地區開展掛牌督辦，同時督促設區市紀委選擇一批鄉鎮（街道）開展重點督辦，及時查處曝光。今年以來，連雲港市紀委掛牌督辦問題線索102件，處理93人。該市贛榆區柘汪鎮一名村支書違規收取建房押金、轉包承包地，鎮領導履責不力，區紀委倒查責任，嚴肅問責4人。

　　“通過信息化的手段、制度化的路徑、公開化的方法，推動紀檢監察工作從側重事後查處轉向更加有效的過程監督。”江蘇省紀委副書記、江蘇省監察廳廳長王立平表示，隨著全面從嚴治黨加快向基層延伸，惠民政策將不再迷失于“最後一公里”，“民心工程”真正成為“幸福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