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桃花扇》又被改編為大型民族管弦樂隆重上演。《桃花扇》是清代文學家孔尚任代表作，全劇借侯方域、李香君離合之情，寫家國興亡之感。而在文史研究者的眼中，作者最終將其歸結處安排在南京棲霞山這一特殊的地理景觀之中，也是饒富意味的。 

　　《桃花扇》是孔尚任歷時十餘年，三易其稿完成的作品，甫一面世，就洛陽紙貴，受到上至帝王下至百姓的熱烈歡迎。全劇借侯方域、李香君離合之情，寫家國興亡之感。然而，這個故事並非傳統戲曲中常見的大團圓結局，最終侯李二人沒能有情人終成眷屬，而是都入了道。李香君上棲霞山入道後，就在一處叫“桃花澗”的地方，造了一個桃花扇亭。

　　棲霞山又名攝山，位於今南京市棲霞區的中北部，是茅山延伸到南京的北支，位置較為偏僻，六朝唐宋元之時，遊覽者少見，到明嘉靖、隆慶時開始逐漸為士人關注，旅遊活動興盛。 

　　孔尚任選擇棲霞山收結，可算事出有因。明末清初，有大量的遺民逃入棲霞山中。孔尚任遊歷南京時，專門到過棲霞山，並拜訪了道士張瑤星。《孔尚任詩文集》卷二收有《白雲庵訪張瑤星道士》一詩，其中寫道：“著書充屋樑，欲讀從何展。數語發精微，所得已不淺。先生憂世腸，意不在經典。埋名深山巔，窮餓極淹蹇。每夜哭風雷，鬼出神為顯。説向有心人，涕淚胡能免。”從中可見張瑤星雖為道士，但憂世之心猶在，因此當向人説起往事時，不免涕淚橫流。後來在創作《桃花扇》時，孔尚任選擇讓棲霞山的張道士來點醒依然沉醉在兒女情長之中的侯方域和李香君，撕掉了他們定情的桃花扇，並讓李香君在此山入道作為收結，顯然和這位張道士以及在棲霞山的經歷令其印象深刻有關。 

　　事出有因，但又不僅僅因為此，棲霞山特殊的地理人文景觀對於孔尚任還有著別樣的寄託。 

　　山嶽在中國自古就有特殊內涵，最早如《山海經》所記，山中多有精怪，隨著道教、佛教逐漸發展，宗教進入山林，名士也遊覽、隱逸山中，形成了山嶽獨特的文化內涵，它既在塵俗世界又與之保持距離，具有相對獨立的空間。棲霞山當然也是如此。 

　　《桃花扇》劇中人物匯聚棲霞山是在第四十齣《入道》，時間為南明弘光二年（1645）七月。此時弘光朝廷已滅，弘光皇帝兩個月前就于半夜棄城而逃，馬士英、阮大鋮等大臣也逃之夭夭，金陵之地已為清兵佔領。李香君隨蘇昆生、藍瑛到棲霞山避禍，後來侯方域也來到山中，都寄居在道觀，而侯、李最終相見是在一個特殊的日子—七月十五日中元節，這是道教的叫法，佛教稱為盂蘭盆節，俗稱鬼節，是祭奠祖先、普度亡魂的民俗節日。作為明遺民，他們在此為明代皇帝和大臣舉行“黃籙科儀”，即“救世祖宗”的黃籙齋，是在王朝已經覆亡、眾人無力回天之時所進行的最後的哀挽儀式，他們視明代君臣為“祖宗”，自然是與新的清王朝對抗，但也只能是一種儀式性表達，多少顯得有些悲涼。 

　　棲霞山本為佛教聖地，“古來與荊州玉泉、濟南靈岩、天臺國清，共稱天下四絕名山”。孔尚任自然知道，他在《遊棲霞寺》詩中就説：“有樹皆松桂，無人不佛仙。”在佛教名山之中，他卻選擇了道觀道士，而非佛寺僧侶，來使侯、李醒悟入道，除與張瑤星相識外，或許也有敘事策略上的原因，因為佛教認為人生皆苦，故以死為解脫，而道教希求長生不老，對於普通遺民來説，並不需要以死來殉國，可能更希望在新朝能繼續生存下去，而且最後忠臣成仙、姦佞為神鬼所苦，也更適合運用道教的神仙觀念來展現。 

　　這場道教修齋活動能夠舉行，主要是由於棲霞山“地方幽僻”且“人跡罕到”的特殊地理位置，清軍儘管攻入金陵，卻還來不及進山搜查，棲霞山得以暫時保持平靜，與外界隔離開來。孔尚任在此是將棲霞山當成了明王朝的象徵，即明代的政治地理空間已無，所剩者唯有一座孤山，也可以看作是文化空間的微小殘余，留給侯、李等人在這裡聚集，哀悼先朝。 

　　然而棲霞山非世外桃源，不可能長久獨立於新政權，由此不得不再有《余韻》一齣。《余韻》設定的時間已經是三年後的順治五年（1648）九月，原先山中的那些文人名士，“都是識時務的俊傑，從三年前俱已出山了。”三年前的文人名士當然都是明遺民，他們離開棲霞山，投入清朝的王庭中，預示金陵徹底的陷落，而且如此迅速，這不僅是明朝軍事的潰敗，也是明文化的斷裂，短暫存留的山中明文化空間就此被新的政治所籠罩。文士都已離去，剩下的是樵夫蘇昆生、漁翁柳敬亭等，他們逍遙山水間，把南朝的興亡舊事，付之閒談，柳敬亭編一首《秣陵秋》彈詞訴説史事絲毫不差，蘇昆生編一套《哀江南》北曲放聲悲歌，雖説閒談，究竟是難以忘懷，“殘山夢最真，舊境丟難掉，不信這輿圖換稿”。和所謂的文人名士相比，他們對於先朝似乎更有感情，這就難怪《桃花扇本末》中記載當年《桃花扇》演出時，故臣遺老掩袂獨坐，“燈灺酒闌，唏噓而散”。 

　　《余韻》中老讚禮還在世俗紅塵，忙著祭祀財神，但對於世間一切早就看透，正如他的《神弦歌》説的：“地難填，天難補，造化如斯。釋盡了，胸中愁，欣欣微笑。江自流，雲自卷，我又何疑？”三人喝酒暢談時，一皂吏出場，他本是明朝貴公子，今卻是清廷一小吏。他入山而來，不是遊山玩水，是“奉本官簽票，訪拿山林隱逸”。也即奉清廷之命，搜尋隱藏山林不主動歸順的明遺民。蘇、柳等不以山林隱逸自居，奈何皂吏也要“訪拿”他們，只好各自逃走。《余韻》一齣被認為是“曲終人杳，江上峰青，留有餘不盡之意于煙波縹緲間”，這種言盡意不盡的表達效果與象徵手法的使用密切相關，棲霞山象徵還殘留的明代文化空間，蘇、柳等遺老可以在裏面生活； 皂吏象徵清朝勢力，它在政治穩定後，已開始清理前朝文化，即使隱藏在深山裏，也要“訪拿”殆盡，明亡清興的歷史就這樣被孔尚任反映在棲霞山文化空間的變換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