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西農民工調查：50後告別打工 90後不遠赴他鄉

　　“50後”：告別半生打工

　　“幹不動啦，蓋完這棟樓就再不接活了。”租住在西安市韋曲南街道西寨村一處不足10平方米的屋子裏，今年59歲的瓦工張建柱説。

　　屋子裏陳設簡陋，只有一張單人床和一個表面斑駁、堆放著雜物的木桌，沒有暖氣。張建柱從角落搬出一把椅子，用抹布撣去上面的灰塵，示意記者坐下聊。這一天是3月12日，正值雨天，工地暫時停工，張建柱有了難得的休息時間。

　　從1977年至今，除了偶爾回家探親或幫著妻子務農，張建柱一直在西安、渭南的各處工地上奔波。這一次，他準備回家了。

　　打工再也打不動了 

　　張建柱的建築工人生涯是從集體時代開始的。1975年，初中畢業的張建柱成為渭南何劉鄉人民公社建築隊的一名小工，一天記10個工分，拿4毛錢補助。

　　建築隊的活不是每天都有，張建柱一邊和妻子打理著包産到戶的土地，一邊做了些小買賣。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在一個跑到渭南城裏做包工頭的同鄉的鼓動下，張建柱也脫離集體建築隊進城了。

　　這一步，讓張建柱邁入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史無前例的人口大遷徙。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農村勞動力開始大規模地進城務工。在我國的城鄉二元結構下，“農民工”成為張建柱們的新身份。由於文化程度較低，踏實本分，男性進入建築工地，女性進入家政行業，成為第一代農民工最多的職業選擇。

　　從挖土方、搬磚、扛水泥等最基礎的事做起，張建柱漸漸成為瓦工。他輾轉于渭南和西安之間的多個建築工地，一磚一瓦壘砌起一棟棟辦公樓、學校教學樓、百貨商場和民用住宅。

　　早晨7時上工，中午1個半小時吃飯休息，晚上6時半收工。只要有活幹，又不是雨雪天，張建柱每日堅持著這樣的生活作息，每過一兩個月，將積蓄送回家。2016年全年，妻子拿到了張建柱掙得的4萬塊錢。

　　到了張建柱這樣的年紀，很多農民工開始告別城市。

　　5年前，張建柱本已打算回家種田養老。“給兒子在農村蓋了二層新房、娶了媳婦，心裏的大石頭落了地。”可回去待了兩個星期就待不住了。“每天看不到收入，心裏發慌。”

　　現在，張建柱覺得自己真的老了。

　　“前些年交通不便的時候，走路回家，一走就是四五個小時，也不覺得累。有時幾天不幹活還感覺渾身不舒服。現在不行啦，撐不到半天就腰酸背痛得厲害。”張建柱笑了笑，點了根煙。

　　老了的不是張建柱一人。改革開放近40年，第一代農民工很多已年過六旬。黑髮變白髮，身體漸佝僂，他們再也不是建築工地上不畏寒暑的青壯年，或工廠流水線上手腳麻利的女工。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統計數據顯示，1980年之後出生的農民工已經佔到農民工的70%以上，成為農民工的主體。這表明，以“50後”為主體的第一代農民工，正在逐漸退出歷史舞臺。

　　“回去要是光種地，一年也就幾千塊錢收入，和打工相比相差太大。”張建柱沒繳社保，自然沒有養老金。他尋思著回家做些養殖業生意，以維持後半生的生計。

　　張建柱也注意到，目前建築工地上的農民工多集中在40歲以上。“年輕人不願意幹這個。我家兒子高中放暑假的時候，曾經跟著我做了幾天活，説再不來這地方了，上工時間太長，太累。”

　　陜西省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羅丞表示，隨著老一代農民工逐漸退出，年輕人不願問津，建築行業勞動力逐漸短缺。而行業本身也在技術升級，或面臨勞動力日益老化、新技術乏人駕馭的兩難困境。

　　打工打出了一身病 

　　相比張建柱，一些農民工告別打工的原因更為無奈——疾病，特別是職業病。“中國職業病的核心是塵肺病，而塵肺病的核心是農民工塵肺病。”在《2016中國塵肺病農民工生存狀況調查報告》中，中華社會救助基金會大愛清塵基金髮起人王克勤寫道。據了解，農民工在塵肺病患者中的比例高達90%。

　　年近50歲的李彥江，4年前被診斷為塵肺一期。自此，打工27年的他離開礦山，接受肺灌洗治療後，回到商洛市鎮安縣米糧鎮界河村的家中休養。中途他也曾嘗試到建築工地做小工，但由於身體不適無法堅持。如今，他已經承受不了任何重活，家庭主要經濟來源靠妻子在外打工以及家裏小麥和土豆的收成，已經負債近3萬元。

　　李彥江只是界河村980戶家庭中130余名塵肺病患者中的一個。據大愛清塵基金陜西工作區提供的資料顯示，在1986年至1990年外出務工高峰期間，界河村外出務工的人首選河南省三門峽市的金礦，此後部分人轉往山西省晉城市、大同市、臨汾市等地的煤礦，以及河北、內蒙古兩省區的鐵礦、煤礦。村民們踩著村南、村北僅有的兩條水泥路，走出秦嶺，謀求生計。

　　“去的都是小規模礦山，沒和礦上簽訂勞動合同。也沒有接受過培訓，不懂得什麼勞動防護。”李彥江説。

　　大愛清塵基金髮布的《2016中國塵肺病農民工生存狀況調查報告》中提到，起初，無論是礦主還是農民工，都缺少職業衛生防護意識。伴隨著時代的發展，2001年《職業病防治法》對生産作業提出了明確、嚴格的規範要求，一些工廠改進了技術，也會定期體檢。遺憾的是，很多農民工早已深受粉塵之害。

　　為此，羅丞形容第一代農民工為“失落的一代”，他們的打工之路被打上諸多制度不完善的時代烙印。

　　2013年11月，國務院發佈文件明確提出“要加大對塵肺病的預防與救治力度”，改變了塵肺病問題長期被忽視的被動局面。

　　2016年1月，國家衛計委、發改委、科技部等十部委聯合發佈了《關於加強農民工塵肺病防治工作的意見》，提出了將塵肺病農民工納入大病保險病享受低保救助等一系列的具體工作要求。王克勤認為：“這為從根本上解決中國塵肺病農民工問題奠定了基礎”。

　　打工一生也有自豪 

　　“你看，這是渭南的郵電大樓家屬院，這是臨潼兵馬俑附近的商店……”在城裏做建築工人35年、去年被兒子接到城裏家中安享晚年的劉天仁翻出照片給記者介紹。回家之前，他跑了幾個城市，給自己參與修建的工程拍了20多張照片。“可惜有些當年在郊區建的，已經在城市擴建過程中被拆掉了。”

　　和其他數以百萬計的農民工一樣，因為親手搭起一根根鋼筋鐵骨，親眼見證一座座高樓拔地而起，劉天仁對打工時待過的城市有著特殊的感情。

　　相比在老家種田，劉天仁覺得這些年在城裏“真正是長見識了”，特別是從沉默寡言漸漸注意和人交往，精心維繫和包工頭以及工友們的社會關係。“有時候，在一個城中村待得久了，和當地村民也混熟了，經常會有人喊我去家裏吃飯，有時候甚至感覺在城裏比在家鄉還吃得開！”

　　劉天仁並不介意被稱呼為“農民工”，他把打工看作自己的立身之本。“我覺得打工是最穩當的，打一天工就有一天的錢。不像做生意，起起伏伏，紅火的時候掙錢，虧損倒閉的風險也很大。”

　　讓劉天仁最欣慰的是，打工的收入幫助他撐起了家裏的大半個天。他有個巴掌大小的黑色軟皮記賬本，幾乎一天不落地記著自己的收入和開銷。這些年，靠著劉天仁節餘下來的錢，遠在老家的妻子和三個兒女不必為衣食和讀書發愁，儘管也曾經歷過工資被拖欠的苦惱——“最不安的一次是1996年過年，直到臘月二十九才從包工頭手中領到工錢，趕在除夕之前回到了家中。”

　　“那麼長時間一個人在外，確實可憐。還記得那年麼，他得了病沒跟我説，還帶我去西安逛了一圈。”坐在一旁的妻子眼眶有點發紅，抹了抹眼睛，提醒劉天仁。

　　由於常年飲食不規律，劉天仁42歲時患上了胃病，一發作起來就疼痛難忍，便懷疑自己得了不治之症。想起妻子從未去過縣城以外的地方，也從未坐過火車，他帶著妻子到西安玩了四五天，逛了近10個景點，把妻子送回家後的第二天才住院檢查，所幸身體並無大礙。

　　“在外打工的人，酸甜苦辣都嘗盡了。”劉天仁繼續翻著那20多張照片，忍不住感嘆。雙手因為長年累月接觸磚塊、水泥，很是乾燥粗糙，且留下多處裂痕。然而，劉天仁的眉宇間卻始終帶著笑意。（陜西日報記者 康傳義 見習記者 孟珂）

　　“90後”：不再遠赴他鄉

　　“農民工”這個稱謂對於這群“90後”來説是既熟悉又陌生。一方面，他們戶籍仍在農村，背井離鄉，“農民工”這個身份無法抹去；另一方面，他們早早在城市落腳，工作安家，有著和“城裏人”一樣的生活方式，農村之於他們已然陌生。伴隨著工業化的進程，城鎮差異縮小，戶籍壁壘打破，人口雙向流動。未來，農民將會成為一個職業，而“農民工”，或許止于“90後”。

　　“90後”農民工，漸漸成了外出務工人員的主力軍。與他們的父輩相比，新生代農民工對於城市生活有著不同的期待，他們變身成送餐員、快遞派送員等新興職業群體；他們藏身於城中村的角落，讓不起眼的小店變成附近居民的最愛；他們緊緊跟隨著城市發展的腳步，打拼出不同於父輩的新的農民工生活。

　　尷尬、執著、糾結、努力、失落、快樂……對於“90後”農民工來説，城市給了他們實現夢想的廣闊舞臺，而他們的夢想與追求，也不會再受到一紙戶籍的限制。

　　在省城裏找份體面工作

　　3月10日一早，記者在丈八六路閘口社區的群租房裏見到了高樂。見面時，高樂正在換上美團外賣的送餐制服。高樂是1993年出生的，年紀不大的他已經來西安打拼3年多了。

　　高樂一邊整理自己送餐需要的東西一邊説：“我家是戶縣農村的，最早來西安也是在工地幹活兒，後來有了智慧手機和團購，我就幹這個了。”説話間，隨著“嘀嘀嘀”一陣手機鈴聲響起，高樂立馬拿出口袋裏的手機開始“搶單”。“你看，這就要進入‘戰鬥狀態’了！”高樂笑嘻嘻地説。

　　高樂一天的工作基本是從早上10時左右開始的，一到點兒，他的手機平臺上各種外賣單便會“撲面而來”。而他要做的首先是去搶接外賣單，接到單之後，他就趕緊騎著電動車到指定的地方去取外賣，然後儘快把它們送到顧客手裏。

　　“底薪3800元左右，一個月的基本任務要求是600單左右，完成任務後，多餘接的單的收入就可以按每送一單6元錢算。”高樂告訴記者，“和南方工資比起來，咱這邊是低一些，但現在掙錢的渠道也多，工資的差異已經沒有多大的吸引力了，我身邊的人都不願意出去。同時，西安畢竟離家近，我還要考慮將來照顧父母以及結婚安家的問題。”

　　送餐員的要求並不高，一家外賣公司配送站的招聘要求非常簡單：工作時要穿工作服，會騎電動車，會用智慧手機。但這份工作依然有壓力，高樂説，我生怕堵車或者雨雪天氣，送晚了、飯灑了都會被顧客投訴。

　　不過，即便如此，高樂仍然認為這份工作比在農村種地帶給他更多的體面。作為一名“90後”，高樂的成長中伴隨著信息技術飛速發展，“在城市裏面還是不一樣，享受的公共資源比鄉下好，知道的多，在同鄉面前就很有面子。”

　　國家統計局陜西調查總隊發佈的數據顯示，2016年，陜西農民工總量為710.7萬人，首次突破700萬。其中，省內農民工佔比78.8%，較上年增加1.9個百分點。另外，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就是，高學歷農民工比例明顯提高，新生代農民工已經成為主力軍。而所謂的“新生代農民工”，主要指的是1980年之後出生的進城務工的農村勞動力。

　　有主見、有知識、年輕敢拼、樂於接受新興事物，這些“90後”農民工的特質鮮明地體現在高樂身上。儘管他們知道選擇留在城市必定充滿挑戰與艱辛，但他們“城市夢”的初心始終不減。

　　不想孩子也當留守兒童

　　位於西安市西三環裏花水社區的小何手機修理店，是一家頗有名氣的修理小店。技術好、服務好、價格便宜，這是周圍居民對這家店的普遍評價。小店的經營者叫何明亮，是一位來自安康農村的26歲小夥子。

　　“我是在安康上的專科，從學校畢業之後就想著一定要來西安找份工作。”抱著這樣的信念，何明亮畢業後隻身來到西安打拼。為了能夠在城市生存下來，他靠自己在學校學習掌握的專業技術，在城中村開了這家手機修理店。

　　轉眼七年時間過去了，如今，何明亮已結婚生子，安家西安。于外人看來，何明亮與土生土長的西安人已沒有差別，他早就習慣了城市的工作與生活。“以前就不想回鄉下，現在有了孩子更不想回去，更想讓娃在城裏上學。”採訪中，何明亮向記者坦言，他現在的心願不僅是努力把自己變成城裏人，更重要的是要讓自己的孩子能像城裏孩子一樣成長。

　　“家裏的老人以前也出來做工，我小時候就是咱們現在説的留守兒童，只有親身經歷過才知道那樣的童年滋味。我小時候吃過的苦，不想再讓孩子也吃。別看孩子年齡還小，日子過的也不算富裕，但我們兩口子已經開始給孩子謀劃未來了。”

　　在裏花水社區，有著不少像何明亮一樣的年輕人，也有著不少這樣的小店，比如手機貼膜、家電維修、耗材批發等等。這些小店的經營者普遍與何明亮的情況相似，他們中的多數人都是一群背井離鄉、在西安打拼的“90後”農民工。

　　與父輩們進城打工最關心薪酬問題不同，能否享有同等的城市公共服務資源和個人未來發展的可能性，則是“90後”農民工最為關心的。就像何明亮所説：“在城市找個活幹並不難，難的是要在這裡紮根。自己掙扎著出來後，又擔心孩子的成長了，總是盼著他們從小有個好的生活環境，有個比自己強的未來。”

　　陜西省社會科學研究院研究員羅丞認為，隨著我國戶籍改革、城鄉統籌、教育公平等事業的發展推進，新生代農民工所擔心的問題已經在好轉並逐步得到解決。他説：“首先，國家戶籍的相關政策已經比較鬆動了，他們中的很多人是可以變為‘城裏人’的。比如有些地方農村的政策也鬆動了，可以自願主動放棄農民身份，所以這更多成了一個選擇題。對於新生代農民工裏發展比較好的，他真的會選擇放棄。其次，教育公平這塊的趨勢是向好的，農村的教育也在改觀，可以預期未來新生代農民工的子女受教育不是問題。再者，城鄉統籌的發展要鼓勵入籍，那麼城市必然要為這些人提供相應的配套資源，否則也很難吸引人來落戶。”

　　家庭負擔不再那麼沉重

　　3月11日下午，在西安市高新區錦業路的一個建築工地上，曲鑫卸下了自己拉的一車貨，這是當天的最後一單。由於最近行情好，曲鑫打算早早收工約自己的夥計去喝酒慶祝。曲鑫送貨的麵包車是他個人的，而他的工作就是每天往返于各個工地之間，把客戶要的建材準時送達。“現在平均一天跑個三趟，一趟起價100元，有電器另加50元。”曲鑫一邊數著客戶剛交付的運費，一邊向記者介紹他的“生意”。

　　曲鑫是一位不折不扣的“90後”農民工，但也是不少人眼中的“小老闆”。雖然家在農村，但他家的經濟狀況並不差，而他來西安也是出於自己的意願。“我爸媽是想讓我做自己喜歡的事，儘管我家是農村的，可我對農活也不熟悉，現在回去做農民，我也幹不了。我喜歡交朋友，所以來西安自己跑生意，幾年下來我感覺也挺不錯的！”

　　曲鑫穿著時新的夾克外套，拿著公文包，從外形上看全然不同於我們傳統印象中農民工的形象。不可否認，在“90後”農民工群體中，不少都像曲鑫這樣，他們普遍不再像父輩們那樣需要承擔重大的家庭經濟壓力，來城市工作是他們的一種自由選擇。

　　對於這樣一個“90後”農民工群體而言，他們顯然要比父輩們更從容淡定，更懂得享受城市生活，更加積極爭取融入城市。一是因為上一輩人的打拼有了一定積累，包括老家的土地還在，還有自建住房，也有了打拼不成回鄉的一條退路；二是因為他們接受度很高，適應能力強，他們渴望城市青年的生活，也喜歡旅遊、看電影、上網購物，並樂於將自己的收入投資在社交、文化生活領域。

　　據統計，2016年，新生代農民工已經佔陜西省農民工的53.7%，同比增加1個百分點，平均年齡約27.5歲。相比較陜西全省農民工總體，新生代農民工呈現出受教育程度較高，從事技術型崗位和行業的人更多，養老保險參保率偏低等特點。另外，“90後”農民工在考慮滿足自己物質需求的同時，也將精神需求的滿足提高到了重要位置，物質和精神並重，成為他們區別於其他年齡段農民工的顯著特點。

　　新生代農民工普遍沒有務農經歷，他們對城市的認同超過了對農村的認同，他們中的很多人實際上是很抵觸“農民工”這個稱謂的。農民工這個概念到他們這一代，已經比較淡漠了。其實，他們和城裏人已經沒有多大區別了。伴隨著我國工業化的進程，城鎮差異縮小，戶籍壁壘打破，人口雙向流動，未來，農民將會成為一個職業，而“農民工”，或許止于“90後”。（陜西日報記者 劉曌瓊 見習記者 陳卓珂）